从诸葛亮到潘金莲

薛丁山最后和樊梨花成就美满姻缘,是在他误射幻成白虎的父亲之后,而母亲也以扶柩归乡为由"让出位置"来.此一"父死母退"的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薛丁山并非取代父亲的地位,升任征西大元帅的是樊梨花,薛丁山只是帅府参将,"帐前听用".从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看,在私底下,樊梨花是薛丁山"替代性的母亲";在公开场合,则是他"替代性的父亲".他自始至终,都无法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男人.
薛氏父子冲突的缓解
从做儿子的观点来看,薛仁贵、薛丁山、薛刚三代都是"逆子":薛仁贵"出口"伤父害母,散尽家财;薛丁山屡次违抗父命,并射死父亲;薛刚则因酗酒闹事,间接害死父亲.在重视孝道的中国社会里,编故事者以"上苍的安排""命运的作弄"来呈现这些严重的忤逆行为,而且明白交代逆子亦受逆子的报应,这也许是为了淡化它的冲击性,逃避意识的检查,但它仍为我们勾勒出缓和父子冲突的一个可能途径.
薛仁贵既是逆子,又是恶父,他在丁山脚下发箭射死自己的儿子.被王敖老祖救活的薛丁山,则在艺成之后到锁阳城救父（及皇帝）.弗洛伊德曾指出,拯救父亲及国王之所以会成为许多诗歌及小说的题材,因为它是儿子在父子冲突中维持其自尊的一种方式.儿子好像在心里说:"我并不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什么,他给我什么,我就还给他",救父亲一命等于偿还了对他"生命的负欠",这种拯救,保护自尊的成分要重于感恩的柔情.事实上,薛丁山对救父的行动原先表现得并不积极,当王敖老祖告诉他父君被困,要他前往救援时,薛丁山的回答是:"弟子情愿在山上修道,学长生之法."因此,我们若说薛丁山的救父乃是表示儿子在偿还父亲"生命的负欠",应该不至于太过荒唐才对.
从薛仁贵父子传奇看伊底帕斯(5)
薛丁山的弑父,像薛仁贵的杀子一样,被安排成无心之过,这固然可以说是一报还一报,但就像前面所分析的,它们亦代表心性发展过程中,伊底帕斯式父子冲突的重演:父亲惩罚依恋母亲的儿子,而儿子则希望从中作梗的父亲"死掉".
弑父之后的薛丁山,罪孽深重,也成了名副其实的逆子.但他以两种方式来弥补他的罪恶:一是他开始做一个好父亲,对四个儿子都相当友善,即使薛刚"吃酒生事",他也只是担心,而未见严厉的惩罚.一是在薛刚闯祸后,钦差来拿薛丁山全家时,薛丁山束手就缚;当时陈金定曾劝说:"我们反了罢",但薛丁山不从.薛刚虽是逆子,但薛丁山却不愿再做恶父,而宁可从容就死以弥补自己也是逆子的罪过.事实上,被他这个父亲怀疑与樊梨花有"亲密关系"的义子薛应龙,等于是他的"替身",已在战场上被击为肉饼.
最后,薛刚三扫铁丘坟（埋葬薛氏满门的坟地）,向父亲悔过,打破了父子冲突的恶性循环.
"伊底帕斯情结"的商榷
在以精神分析观点对薛氏父子的传奇故事作如上的分析后,我们马上就又面临了下面两个问题:一、"伊底帕斯情结"适用于中国文化吗?二、由一堆文字堆砌而成的虚构人物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
弗洛伊德无疑认为"伊底帕斯情结"具有文化上的"普遍性",它是人类"种系发生的遗产".但这种看法可能稍嫌武断,一些左翼的精神分析学家如瑞克（W.Reich）、列因（R.D.Laing）等人,因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倾向于从社会经济及家庭结构来看这个问题,而认为即使有"伊底帕斯情结",那也是父系――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家庭这种制度下的特殊产物,譬如瑞克就说在父系资本主义社会下,父亲是权威人物,白天外出工作,留下妻子在家照顾儿女.大多数家庭生活困苦,全家挤睡在斗室内（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年的景况）,夫妻丧失了他们正常的私生活,欲求不满的妻子遂转而关注自己的儿子,在搂抱怜爱中对失去的夫妻关系作一种"悲哀的模仿".年幼的儿子沉醉在母亲的柔情中,但他终将发现这种情感是社会所禁止的,在鼓励与禁止的冲突中,儿子遂陷入"伊底帕斯情结"的困境中.
一些人类学的调查研究,也为"伊底帕斯情结"的"普遍性"打上个大问号.譬如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所调查的南太平洋托布伦岛人（Trobriandislanders）,他们的家庭接近于母系社会的结构,而且不像文明社会有那么多性禁制,儿童的性探索及性行为不仅不受禁止,甚至受到鼓励,虽然他们也有"乱伦禁忌",但却少有弗洛伊德所说的"伊底帕斯情结"及"精神官能症".托布伦人儿子生活中的权威人物并非父亲,而是母舅;儿子反抗的也是母舅而非父亲,有趣的是,如果儿子做了类似"伊底帕斯式的梦",那么在梦中出现的"敌手"也是母舅,而非弗洛伊德所说的会自动调整成父亲.
晚近的精神分析学家已用较具弹性的尺度来赋予"伊底帕斯情结"以新义,基本上认为它"可能存在",但却"因人而异",而它也绝非什么"科学的真理".如果我们能采纳这种观点,那么"伊底帕斯情结"能否适用于中国文化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它已非"文化"的问题,而是"个人"的问题.
从薛氏父子传奇故事的内在结构与内在逻辑来看,薛仁贵长年征战在外,薛丁山与母亲柳金花在破窑里相依为命,这是颇为符合诱发"伊底帕斯情结"的父系社会核心家庭情境的.但薛丁山毕竟是个虚构的人物,像前文这样把他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大谈他的"童年生活"、他的"性角色认同"、他的"爱与恨"、还有他的"伊底帕斯情结",不是很荒谬吗?精神分析基本上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角色乃是作家丰饶心灵与敏锐洞察力的"外射",而作家又是读者乃至社会大众心灵的"代言人",因此,分析故事中诸角色的心灵,等于是在尝试勾绘出作家及读者的心灵样貌.质问"薛丁山真的有伊底帕斯情结吗?"也等于是在问"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是否有过类似薛丁山这种恨父恋母的阶段?""我们对薛丁山的遭遇,是否能有发自内心的一种"同情的了解"?"
当然,笔者所能提供的并非"科学真相式的分析",而是"哲学意义式的解释",这也是当今以精神分析来从事文学批评工作时的主要功能,它要提供的是人类心灵样貌的"丰富"与"感动",而非"诊断"与"治疗".
几句感言
笔者以精神分析学说来诠释此类的中国古典小说或民间故事,基本上是想开另一扇窗,丰富中国古典文学的内涵.就像贝托鲁奇（B．Bertolucci)将"伊底帕斯情结"引进电影《末代皇帝》中,以诠释溥仪人生悲剧性的一面般,是为了增加感动,而非制造荒谬.这多少是从西方的悲剧观点来衡量的,但如果我们能借他山之石以攻错,用西方的理论架构来拆解、诠释中国的古典小说,我们就不难发现,里面其实也有着与西方一样、甚至更深邃的悲剧内涵.
从梁祝与七世夫妻谈浪漫爱及其他(1)
今年妇女节,全省八十余家戏院再度联映《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古装黄梅调电影曾重映多次,每次均造成轰动.二十余年前当它首映时,笔者就躬逢其盛,当时正值情窦初开的思春年华,青稚的心弦被那浪漫凄美的爱情故事与画面拨弄得丝纷音乱;弦韵心声,将我引进一个迷离恍惚的世界中,有很长一段时间余音缭绕,悲愁着脸,仿同剧中的梁兄哥,同时喜甜着心,暗慕剧外的梁兄哥.它的重映使笔者惊觉岁月的无情,如今已是年近不惑、意长情短的中年心境,心弦早收,不复有浪漫遐思,只适合用这支秃笔弹些弦外之音,冷静地来分析梁祝这个爱情悲剧,以及环绕它的一些问题,聊以纪念逝去的少年情怀.
一则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
梁祝故事见于《七世夫妻》此一民间通俗小说中（本文根据的是台北文化图书公司《中国民间通俗小说》版）,电影与原故事稍有出入（下详）.在原来的故事里,祝英台女扮男装赴杭州读书,与梁山伯在草桥关义结金兰,同窗共砚三年,英台见山伯是个志诚君子,心暗许之,一日思归,留下花鞋一只,托师母做媒.山伯长亭相送,在送别途中,英台真情暗吐,但山伯却恍若呆头鹅般难以领会.直至数月之后,山伯亦辞学归家,师母告知实情,他才兴冲冲地前往祝家庄,可惜来迟了一步,英台已被父亲许配给马文才.晴天霹雳,山伯犹如怀中抱冰,在花园叙旧时,他对英台动之以情,责之以义,奈何英台无力回天,只能好言相劝.经此折腾,山伯美梦成空,而情丝难断,竟患了相思之症,茶饭不思,终至一命呜呼.英台闻耗亦痛不欲生,亲往梁家吊唁.马家迎娶之日,花轿路经山伯新坟,突然狂风大作,英台下轿祭拜,山伯坟墓裂开,英台往墓中一跳,结果两人变成一对花蝴蝶,向空中飞去.
有情人不得成为眷属,乃至双双魂归离恨天,这当然是一个浪漫凄美的爱情悲剧,笔者将在下文《七世夫妻》的整体结构中,讨论它的"浪漫"与"凄美",现在先行剖析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位主角的心理形貌.
祝英台的爱情观与婚姻观
在故事里,祝英台是个外向、开朗、沉着、果敢的美丽少女,她活泼好动,打秋千的技术高超,乔装卖卦先生哄骗老父,又女扮男装到杭州,混在一大堆男人中读了三年书;其间几次差点被山伯识破女儿身,但都被她冷静地应付过去.见山伯眉清目秀,一派风雅,志诚可靠,心生爱慕,主动托师母做媒,并在长亭相送中,频频向山伯示爱.这样一个奇特的"前进"女子,为什么会在回到家里后,听命于父亲的安排,违背前心,辜负山伯的一片深情,而没有丝毫的反抗意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