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唱团

大半夜的，一般客人也不会换来换去的。我的点钟特别少，因为有些人，特别是广东人，他们特别选号码，8号和18号就点的很多，我的号码不好，要靠自己。你以后要是过来，直接点我的号码就行了。
我说，当局机构有你这么敬业就好了。你是几号。
她说，我是38号。
我说，恩，那我还是叫你珊珊吧。珊珊，你为什么不换一个号码呢？
珊珊把自己胸前的号码扶了扶，说，我们这里从1号到40 号是上门的，40号以后都是正规捏脚的，我和妈咪的关系没有搞好，我就没轮上好号码。
我有些困意，打算聊最后几句。我早就不是劝妓女从良的纯洁少男，但我必须得劝她注意身体，不要变成工作狂，我说，珊珊，我要睡了，你工作也不要这么拼命，你看现在……
我拉开了外面的窗帘，阳光抹在了墙壁上，我这才发现这个酒店如此斑驳。随即我关上了窗帘，说道，你看现在，大早上的，你太勤奋了。
她说，我知道了，先生，你要包夜么？
我迟疑了一下，一看从窗帘外面透出来的阳光，心想这还算什么包夜，这都是包日了。我礼貌的问道，包夜都能干什么啊。
珊珊回答到：包日。
我笑了笑，说，算了珊珊，下次我再点你吧，你快回去吧。
珊珊说，包夜只要再加五十，你醒了以后随便你做什么都可以。
我有些不耐烦，因为我害怕困意消失，而此刻的阳光正开始刺眼，它从树缝中穿出正好投射我的脸上，我站起身，企图将窗帘拉上，但是这个窗帘不管怎么拉都有一个缺口，我想如果这个缺口一直存在，我将心中难受，一夜无眠。我用了很多方式，发现始终没有办法将窗帘拉严实。我搬来一个椅子，打算站上去从最上面开始拉起。
珊珊此时又问一句，先生，你包夜么。。
我有点心烦，说，我给你五十，你就给我站在这个缝前面给我遮光。
珊珊二话不说，站到了椅子上，顿时房间里暗了下来。我心中虽有感动，但更多鄙视，想这婊子真是为了钱什么都做的出来。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躺在床上拉上被子就打算睡觉。虽然我背对着窗，但我始终觉得奇怪，有个女的上吊似的站在椅子上，还不如让阳光进来。我未看珊珊一眼，说道，珊珊，钱是赚不完的，你早点回你自己那里休息吧，你年纪还小，不能满脑子只想着多赚一点是一点，你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呢，你……
窗户那边说道，因为我有了不知道谁的孩子，我要生下来。
我缓缓的转过头去，珊珊依高高的然站在原地，伸出手拉着窗帘，最顶上无法严合的那个部分透出最后一丝光芒，正好勾勒了她一个金边。随着窗帘微微的颤动，她的光芒忽暗忽亮。我看了半晌，说道，来，圣母玛利亚，你赶紧下来吧，睡床上。
她听到，先是一诧，然后一愣，眉头一皱，接着像想明白了什么，一脸释然。哦了一声，就躺了下来。
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一个人能这么短的时间，这么自然，摆出这么多表情。于是嘴巴不自觉微张，都能塞进一块兰州烧饼了。
她看见，出于职业本性，惯性的把嘴凑了过来。我还未回过神来，霎时涌出一股被侵犯的错觉，一手把她推开。她尖叫一声，滚到了床下。
我看着她慢慢往床上爬，但只露出上半身就停住了。眼神充满惶恐，有点颤抖的声音不停的说对不起。我有点过意不去，但又不便表露。索性将被子把头一蒙，说，你就乖乖睡在旁边可以了。然后她蹑手蹑脚的躺了过来。
不知为何，我脑子变得很乱，想，理论上应该是做错事的人道歉的。刚刚很明显是我的错，但是她向我道歉的话，说明错在她身上。或者说她的错导致我也做错，这样也可以说我也是受害者，但她做错什么呢……
我就在胡思乱想中睡着了。
关于谁对谁错，往往很容易纠缠不清的。但有些情况下却很容易理清。好比说村民的儿子跟村长的儿子打架，错的必定是村民的儿子。归根到底，错的是村民。有时候，你自以为自己错了，才是错。
睡醒后，我发现房间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下意识的摸了下口袋，发现东西依然安在，钥匙也在桌上，只是旁边的人不见了。我排除了姗姗偷东西潜逃的可能性，马上将其升级为密室失踪事件。不由得警惕起来。
突然，咔一声，门锁被扭开。我下意识预感这是密室抢劫事件。大叫一声，谁！门外传来一声尖叫，显然是被我吓到了。我正疑惑这一声尖叫怎么这么熟悉的时候，门外的人已经战战兢兢走了进来，是姗姗。
我问到，你在干嘛。
她很愧疚的说，我……我在开门。
我又问，你刚刚跑哪里去了。
她说，我……我饿了，我买……。
看见她惊魂未定的样子，我心一下子软了。从钱包夹起一百块钱，说，拿着，你可以走了。她拿了钱，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先生，我叫姗姗，38号。
独唱团-为了破碎的鸡蛋   作者:林少华
“Between a high, solid wall and an egg that breaks against it ,I will always stand on the side of the egg.”（もしここに硬い大きな壁があり、そこにぶつかって割れる卵があったとしたら、私は常に卵の側に立ちます）
    “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
   这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2月15日在“耶路撒冷文学奖”颁奖大会上，面对以色列总统佩雷斯、耶路撒冷市长尼尔·巴卡特和七百多名听众所做演讲中的一句话，也是其演讲的灵魂和向以色列传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无须说，此乃以巴之争的隐喻，高墙暗指以色列。但不仅仅如此，高墙还是体制（System）的别名。“体制本应是保护我们的，而它有时候却自行其是地杀害我们和让我们杀人，冷酷地、高效率地、而且系统性地（systematiclly）。”村上说道。
 
  那么体制又指哪些呢？村上最近接受了日本有名的综合性杂志《文艺春秋》的独家采访，以《我为什么去耶路撒冷》为题谈了他的耶路撒冷之行，谈了他在那里的演讲（见《文艺春秋》4月号）。作为体制提及这样两种。其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日本，天皇制和军国主义曾作为体制存在。那期间死了很多人，在亚洲一些国家杀了很多很多人。那是日本人必须承担的事，我作为日本人在以色列讲话应该从那里始发。”村上说他不曾正面向父亲问起战争体验，或许应该问，却未能问，父亲大概也不想说，但战争改变了父亲的人生这点是确切无疑的。“虽然我是战后出生的，没有直接的战争责任，但是有作为承袭记忆之人的责任。历史就是这样的东西，不可简单地一笔勾消。那是不能用什么‘自虐史观’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来处理的。”
   其二，村上认为体制还包括原教旨主义等其他多种因素。“我们考虑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那里最大的问题点就是原教旨主义同原教旨主义的针锋相对，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对峙。……人一旦被卷入原教旨主义，就会失去灵魂柔软的部分，放弃以自身力量感受和思考的努力，而盲目地听命于原理原则。因为这样活得轻松。不会困惑，也不会受损。他们把灵魂交给了体制”。村上认为奥姆真理教事件即东京地铁沙林毒气案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开庭审理期间他一直去法院旁听，觉得那些案犯也是邪教教义的受害者。“我感到怒不可遏的，较之个人，针对的更是体制”。
   应该指出，被村上视为高墙的体制还不止他在这次采访中说的这两种。众所周知，村上是个彻底的个人主义者，讨厌所有束缚个人自由的东西——讨厌日本中小学整齐划一的校服，讨厌强迫学生做同一种运动的体育课，讨厌使得员工不忙也必须装出忙的样子的公司，讨厌指手划脚自命不凡的官僚机构，讨厌“网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日本是个扼杀个性无视自由的“封闭组织”，个人很容易在这一封闭体制中“作为无名消耗品被和平地悄然抹杀”。一句话，高墙仍在。
   既然作为高墙的体制仍在，就必然有撞墙破碎的鸡蛋，于是产生了小说家的职责或者写小说的理由。村上在讲演中说道：“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这使我想起2003年初他当面对我说的几句话：“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而在他写作满三十年的时候，又从耶路撒冷传来了“站在鸡蛋一边”的声音。“让灵魂获得自由”和“站在鸡蛋一边”在实质上是同一回事。因为二者都是针对高墙而言，两支箭一齐射向高墙。但也有不同之处。不同之处在于后者有了更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写作的目的是为了破碎的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