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在大四的日子

接着，又跑过麦田，跑过河流，跑过树林，跑过高楼，跑过车辆，跑过行人，跑回宿舍。
    起早跑步对国民来说不算什么难事，但对朕来说不亚于红军万里长征。首先，早起对朕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而又艰难的事，朕生平最大的爱好就是睡觉。每天早上国民去叫他的时候，都要使劲的掐他，他才能醒，揉揉几乎睁不开的眼睛，嘴上嘟哝着，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让我再睡一会儿吧。跑步的时候，由于朕比较慢，国民跑三步就要等他一步。每次跑到终点的时候，朕坐在草地上根本站不起来，要国民把他拉起来，扶他走好一阵子，才能放开他，慢慢的跑回来。尽管这样，但朕从来没有放弃的念头。朕说，要想以后一劳永逸，现在不吃苦怎么行呢！
    在朕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坚持不懈的奋斗时，他的母亲曾数次打电话到系里，在电话里向系领导哭诉，说她就这么一个儿子，从小没有吃过苦，怎么忍受得了西藏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要系里无论如何也要帮帮她这个做母亲的，一起阻止朕去西藏。系领导理解朕母亲的良苦用心，只好暂且答应了她。不过，这着实让系领导为难，一个是母亲，一个是独生子，母亲与独生子之间的矛盾本应该由他们自己解决，他们怎么好插手呢？
    于是朕被传到系里。系党委书记也不拐弯抹角，开门见山的说，你母亲打来电话，说不准你去西藏。
    朕似乎早就料到母亲会这样做，朕说，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做主。这是我的权利，谁也不能剥夺，包括我母亲。我母亲是一个固执的人，只认死理，她不可能包办我一辈子。所以你们也不用劝我，我和我父母之间的矛盾我会及时解决的。
    系党委书记说，有你这一句话我们就放心了。从理性上来讲，系里是支持你去西藏的；但从感性上来讲，你也不能不顾你父母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希望你最好与你母亲好好谈谈，别把事情弄大了。
    朕点了点头。
    朕决定过几天再和母亲好好谈一谈。朕承认自己上次说话冲了一点，还没有说为什么要去，就在去与不去上与母亲闹僵了。朕决定下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可是令朕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朕的母亲一天后就从天津赶到了北京，出现在朕的面前。
    当时很多同学在场，母亲的突然出现使朕感到很尴尬。朕一点也没有表现出见到母亲的惊喜，冷淡的说了一句，你来干什么？我已经不打算去西藏了。
    朕是在说谎，朕不希望母亲在同学们面前丢人现眼。同学们都很知趣，散了，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不足为怪。可是朕的母亲并不相信朕说的是真话，要朕写保证书，还要拿到系里去盖章。朕不屑于与母亲理论，三下五除二就写好了保证书，并拿到系里盖了章，交给了母亲。母亲对朕这次表现出来的乖顺感到惊讶，但也无话可说，悻悻的走了。
    母亲走后，朕说，真让我丢脸。
    我说，妥协了？
    朕说，没有。先骗骗她，等生米煮成熟饭之后她不接受也得接受。
    3在一位编辑老师的推荐下我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据说这家出版社是中央级出版社，我心中暗喜，有点不太相信自己能摊上这等好事。起初我在第四编辑室，领导我的是谭主任，一位很热情的女士，亲口说她的丈夫和我是老乡，看上我是因为我的两份策划书《大学自白书》和《正在消失的历史》。原本我打算在谭主任的领导下好好干一场，可是工作还不到两天，谭主任却要我去另外一个编辑室，理由是她这个编辑室开的工资没有那个编辑室高，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于是我无奈的答应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别无选择。
    第二天第六编辑室的黄主任召见了我。在一个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黄主任在滔滔不绝的说着他往日的荣耀。黄主任，男，人到中年，身体圆硕，从大别山出来的安徽汉子，干过记者、营销等职业，此次转行到出版是一种蜕变。用黄主任的话说，年轻的时候喜欢做记者，激情四射，喜欢到处乱跑，不怕苦不怕累，年老的时候喜欢做出版，因为出版比较有规律比较轻松。
    这一番话说得我很无地自容，我一毕业就做出版够年轻的了吧，那么这就意味着我没有激情，不喜欢乱跑，怕苦也怕累。好在他话锋一转，拍拍我的肩膀说，我最喜欢湖南人，湖南人和我们安徽人一样有干劲，能吃苦。小伙子，好好干，跟着我亏不了你！后来谈到我出版的小说，我送了他一本，黄主任竟然也要我为他签名，他说他专门收集他朋友出版的书。
    这时候办公室进来了一个女人和一个女孩。女人穿一身黑色的风衣，把自己裹得紧紧的，脸色蜡黄，很消瘦，感觉像是营养不良。女孩穿一身牛仔，一张娃娃脸，笑容很灿烂，估计已经毕业两三年了。黄主任向我介绍，她们将是我的同事。女人是中央民族大学的硕士，女孩和我一样，本科毕业，院校是华中师范。听了黄主任的介绍我心里很平衡，硕士都和我同等待遇，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后来熟了，女人我叫她陈姐，女孩我叫她小盛。
    黄主任一走，我们三个人马上站到了统一战线，互相询问对方的工资待遇情况，结果我们都不知道。小盛似乎在这方面是个老手，马上建议我们三个人要统一口径，等黄主任问我们在待遇方面有什么要求的时候我们就说出我们商量好的结果。我还没有毕业，没有参照，小盛就拿她以前的工作做对比，她说，我以前在文化公司工作，工资在同等级别的员工中是最高的，加上杂七杂八的收入一个月将近三千左右。这一次跳槽，主要是考虑到出版社能给我一个比较好的身份和平台，钱少点没有关系，但最低不得少于2500。如果少于2500，我就无法生活，在北京消费这么高，我一月不吃不喝光房租水电煤气费就要1200。
    小盛说话一句接一句的，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和陈姐插不上话，听她说得合理我们就点头。陈姐差不多也快四十了，照理说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应该很老练才是，可她却像个刚出茅庐的丫头片子，似乎什么都不懂，除了点头就是点头。陈姐说她以前没有做过出版，所以说不上话。
    虽然我们统一了口径，但第二天当黄主任对我们说到我们的待遇的时候，我们却像哑巴，一句话也不敢说。黄主任说，待遇社里有规定。但你们放心，只要效益上去了，一年拿上十来万不成问题。这话把我们乐得屁颠屁颠的，一年都可以拿十来万了，我们还说什么说？
    第六编辑室是刚成立的编辑室，百废待兴，除了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社里给我们找来两张破旧的桌子，黄主任说，先凑合着用吧，发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但是我们三个人，还差一张桌子，黄主任就叫我们自己去买。
    黄主任对我说，你是男孩，辛苦你一下，你去买吧。这次我吸取教训，坚决不做冤大头，于是很艰难很吃力很不好意思的说，黄主任，买桌子的钱……黄主任说，你先垫上，回来报销。我就知道他会这么说，领导都这样说。于是我也不客气了，直接表明我身上没带钱。黄主任听我这么一说，就让我和小盛先去家具城看看，看到合适的就打电话给他，他再来付款。
    于是我和小盛一起来到家具城，看了半天只看上一张红木电脑桌，价格也不贵，500块。于是打电话给黄主任。黄主任打车过来。一看我们选中的桌子，随口就说，没有更便宜的了？我们说有是有，但太小了，放不了东西。他不信，又亲自转了一圈，确实没有发现更便宜的。于是他开始和老伴砍价，足足说了半个多小时，才把这张桌子从500块砍到450块。老板忍不住说了一句，花公家的钱还心疼啊？幸好黄主任耳朵有点背，没听清楚，否则肯定跟老板急。
    小盛小声的对我说，你说黄主任对一张桌子都怎么抠，对我们会大方吗？
    我说，应该不会吧，工资是社里发的。
    小盛很惊讶的告诉我，你还不知道？我问社里人力资源部主任了，我们的工资就是黄主任发，跟社里无关！
    跟社里无关？我吓一跳，那我们算什么性质？
    实质上我们这个编辑室是对外承包的一个编辑室，社里什么都不管，自负盈亏，年终编辑室向社里缴纳利润。说得更确切一些，那就是社里的待遇我们都无法享受，我们根本就不是社里的人！
    怎么会这样？难怪谭主任说这个编辑室比她们那个编辑室开的工资高，当初我就纳闷，怎么同一个出版社各个编辑室的工资还不一样？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这时候黄主任叫我们了，你们都过来，你看这张桌子也不重，你们两个就辛苦点把它抬回去吧。
    我和小盛几乎都要说出口，这么重的桌子竟然要我们抬回去？路上的车辆和行人那么多，我们两个抬着一张桌子多不方便啊。再说了叫一个人力车夫拉回去能花得了几个钱呢？！
    我们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当着黄主任的面，我们抬了一会。黄主任打车走了，我们就气恼的放下桌子，叫了一辆人力车，把桌子拉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