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成熟

这个只念过小学、从粮店小伙计开始创业的人，常有一些常人不解的事情。
  台湾有大学要授予他博士学位，找上门来。他告诉人家，我只有小学文化，根本没有资格当博士，我不要这个学位。吓得别的有此意图的大学再也不敢行动。
  自然，有人说他：“会做事，似乎不太会做人。”
  他吃葡萄不吐皮和子，吃西瓜也连子吃下去。他说：“有人吃西瓜要慢条斯理地把瓜子一粒粒剔出来，其实这又何必呢？统统吃下去也不会出毛病的。吃葡萄也有人要细细地剥皮和剔子，岂不太浪费时间吗？要发展工业，先要养成不浪费的习惯，节约时间，节省物料，刻苦耐劳。”
  下边的人问他：“买牙签是买一头用的还是两头用的？”他问：“哪种便宜？”那人回答：“两头用的便宜。”他说：“那就买两头用的。”他每天都要做毛巾操，而一块毛巾竟用了27年还在用着。
  他有一段议论：“享受本身并非罪恶，但浅尝最为甜美，同时也才能持久。贪嗜无度反易感觉乏味，所谓过犹不及，这与苦味也相去无几了。尤其如果穷极逸乐，因为一切甘甜已经尝尽，便会产生一种茫然的感觉，人生就乏味可悲了。”
  他还说：“假如有一天钱赚得够多了，你就会感觉到钱实在没有什么用的。”
  陈景润，瘦弱的身体，憨厚的脸庞，再怎么研究他的外表，也看不出他有什么特殊之处。特别是，但凡人们在形容科学大家时往往会说他的眼睛是如何地睿智，关于这一点在陈景润身上也无从发现，陈景润的眼睛被厚厚的镜片遮挡，只给人痴呆的感觉。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所证明的“1+2”，至今依然保持着世界记录和领先地位，歌德巴赫猜想被他大大地推进了一大步，也让世人记住了这个大众化的人物。
  他生于1933年。在他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多余的人———他曾有个兄弟姐妹，活下来6个，他排行老三。这么多嘴巴，父母早已不堪重负。生母早逝，他在家里并没有享受到多少爱和童年的快乐。上学了，瘦弱多病的他一副窝囊样子，让人觉得选他作为炫耀力量和发泄的对象毫无危险，因此很快就成了校园暴力的攻击对象。他挨打的时候一声不吭，既不叫疼也不求饶，这就更勾起了施暴者的摧残欲望。而他，就在拳打脚踢之中完成了对自己坚韧和耐力的培养。这时候，如同石缝里求生存一般艰难的陈景润，把演算数学题当成了他的治伤良药，当成了他的心灵慰籍，也当成了他的全部乐趣。
  高中时代，正逢抗日战争，原是清华大学航空系的主任成了他的数学老师。就在他的课上，陈景润第一次听说了歌德巴赫猜想。
  老师告诉他们，数学分为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支，名叫“数论”。在数论中，有一道著名的难题，叫歌德巴赫猜想。在1742年，德国数学家歌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这需要予以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歌德巴赫自己不能证明，就写信告知赫赫有名的意大利数学家欧拉。但欧拉一直到死，也没能完成证明。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曾有无数人为之努力，但没人能够成功。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歌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自此，歌德巴赫猜想便深深地植根在陈景润的心中。老师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学生将成为穷其毕生去摘取数学皇冠上明珠的人。
  1950年，陈景润考取了厦门大学数学物理系，到三年级进入刚刚成立的数学系。虽然是大学，但陈景润享受的却是研究生待遇，因为数学系有4个教授、一个助教和4个学生。陈景润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开始了他最快乐、舒畅的生活。
  1953年，由于成绩优异，百废待兴的国家又急需人才，陈景润和他的同学们就提前毕业了。他被分配到了北京，成为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
  陈景润对自己所获得的好运并没有欢天喜地，相反地，他感到忧愁和恐惧。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有许多缺点乃至缺陷的人，最要命的就是不善交往和言谈，这经常让他觉得与人打交道是一件又累又麻烦的事。而老师———传道授业解惑，自己能是一个好老师吗？
  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同样是演算数学题，换在了课堂上，陈景润就感到不幸福。他口中呐呐，含糊不清，学生更是如坠云雾。他一次次对自己失去了信心，学生对他、还有数学也失去了耐心。这样的心境，再加上生活的过分简单随意，对他身体造成了伤害，他一年住了6次院，做了3次手术，成了有名的“病秧子”。
  在这样的窘况下，他并没有放弃对数学的研究，他十分艰难地“啃”完了华罗庚的新著《堆垒素数论》。同时，他还开始为可能的失业做准备：节省每一分钱，以在失业后还能维持一段生活，让他能继续进行数学研究。至于以后怎么办，就不想了。对于数学他才思敏捷，可对于生活，他不愿动脑甚至无从动脑。
  一次，陈景润所在中学的校长见到厦门大学校长、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王亚南，立刻好好地把陈景润质疑了一番。王亚南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厦大最好的学生。他认为，即使陈景润真的不是一个合格的教师，那也只是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王亚南把陈景润带回了厦大，把他安排在厦大图书馆，却又不让他管理图书，只让他潜心研究数学。
  1954年，21岁的陈景润写了一篇文章，寄给中科院数学研究所所长华罗庚，对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的一个结论提出质疑，并做了改进。华罗庚从文章中看到了陈景润超人的数学才华。于是，1956年年底，陈景润又被召回北京，在数学研究所作实习研究员。
  华罗庚所长提出：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去奋力摘取那颗皇冠上的明珠———歌德巴赫猜想。
  当时，陈景润住在中科院数学所集体宿舍的病号房，按照规定，晚上10点必须熄灯。熄灯之后，陈景润总是拿着纸和笔，到楼内洗手间席地而坐，埋头计算题目，常常通宵达旦。别人问他：“我经常失眠，就怕缺觉。我睡得比你多，精神没你足，这是怎么回事？”他想了想，认真地回答：“失眠说明不缺觉，应该起来工作。”
  为了摘取歌德巴赫猜想这颗数学王冠上的明珠，他规定自己每天凌晨3点学外语，每天去图书馆。他投入到了痴迷发呆的程度。中午闭馆时间到了，管理员大声地问里面是否有人，全神贯注的陈景润听不见。等他发现自己被锁在里面，就又回到老地方，扎进书堆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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聪明人最愚蠢，呆傻人最智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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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生活简单到了只是让他活着的地步，经常衣冠不整，脸上带着肺结核病人特有的红晕，连走路都在思考问题。一次撞在树上，还说：“对不起。”一时传为笑谈。
  其实，外表平和的他骨子里是一个心气极高的人。1957年，林群如（著名数学家、中科院院士）问他：“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他回答：“打倒维诺格拉多夫（苏联的世界级数学权威）。”对他的执著和痴迷，人们也有议论、误会，甚至嘲讽，他无暇顾及。
  正在这时，“文革”开始了。陈景润理所当然地被批判了，他是修正主义苗子、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过了一段时间，病重的陈景润回到了自己6平方米的小屋。虽然下面的锅炉房烟熏火燎，小屋里没有桌椅，但他又可以趴在床上读书运算了。他多么想躲在这颠倒了的世界里的一角，安静地搞研究啊！但总是有人不能忘记他，每天都有人来敲门查户口，还把他房间的电灯铰了下来，开关线也拉断了。陈景润买来一只煤油灯，在窗玻璃上糊上报纸遮光，神经极度衰弱的他在黑暗中挣扎着生活。他惟一的心灵安慰就是数学，6平方米的小屋成了数学研究的天堂。
  后来，环境有所好转，允许他去图书馆了。支持他的人们把他藏在一个小书库的幽静角落里。更为宝贵的是，由于一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所一直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从未间断。陈景润就像一个饥饿的人见到了面包，一个久涉沙漠的人见到了水，长久压抑的工作热情极大地爆发出来。因他多年凌晨3点起床学外语，已经掌握了德语、法语、日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大学还学过俄语，这些积累终于得到了充分施展。
  1973年春节，新上任的数学所领导看望了陈景润，还送了他一些水果。已被人遗忘多时的陈景润激动极了，这是第一次有领导来看望他。他端详着水果袋：“这是水果，我吃到了水果，这是头一次。”他把自己锁进小屋，再也没出来。春节假期过后第一天上班，他就把一份手稿交给领导，说：“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就这样，一个世界奇迹诞生了：在恶劣的物质和精神环境中，6平方米的小屋，借着昏暗的煤油灯和一只笔，演绎了几麻袋的草稿，证明了“1+2”———后来被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德国数学家李希特命名为陈氏定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