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万别成熟

但是，他克制不住议论政治、献身政治的瘾头。他要做一件几乎没有任何可能实现的事情———用另一种努力改变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挽回自己的声誉。
  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尼克松不断反思自己，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美国的在任总统出谋划策，在国内外讲演数百次。20世纪90年代前期，他肩负修复美中关系的重大使命，第五次访问中国。1994年临终前不到一个月，他以病弱之躯出访莫斯科，为美调整对俄外交提供政策评估。
  这期间，每年的6月17日对他来说都是一个痛苦的关卡，因为这一天是水门事件的纪念日。许多媒体举行各种各样的活动来反思那段对于尼克松来说极不光彩的日子，不断有新的录音资料公布出来，还会有记者在不同场合发出的攻击性提问，来责难尼克松。
  尼克松以极大的耐心和真诚的悔恨来求得公民的原谅，并用实际行动来等待时间的裁决。20年来，尼克松几乎每天都生活在痛苦和反思中。“我是自己最好的批评家”成为他的名言。
  终于他的行为让美国人感动了，他重新赢得了人们的信任。一个“新尼克松”诞生了。
  1993年4月11日，尼克松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他站在1972年访问中国时专门为他和周恩来定做的一艘小船上，对陪同他的美国女助手无限感慨地说：“有两件事将使我载入史册，水门事件和对中国开放。一件是坏事，一件是好事。”
  1994年4月22日，尼克松逝世，享年81岁。白宫宣布：葬礼的当天为全国致哀日，联邦政府停止办公，邮局停止投递。民主党的克林顿总统代表整个国家对安然去职的共和党前总统尼克松表示敬意，美国各界2000多人以及88个国家的400多名代表参加了葬礼。
  尼克松为恢复名誉的顽强努力终于有了回报。
  在他生命经历了大起大落后，尼克松大彻大悟地认识到：“生活的目标应该是比生活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不投入到比你自身更伟大的事业中，你就看不到生命的意义。那是找到自我的惟一途径。”
  人们说起恢复对华关系，或水门事件，都会想起尼克松。在尼克松的一生中，这两件事几乎成了他的标志。而深印在人们心里的却不是这两个事件，而是他的思想。可以这么说，在对当代领袖人物及其政治活动、历史遗产的议论和评价上，还没有哪一个人，有那么生动、具体、深入的文字。我们可以抛开他的某些观点，但就是这些文字，就已经是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这是我们应该感谢他的。
  一个人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也不只是对错误的态度，而是他怎样对待生活，是停止在个人的得失上，还是义无反顾地追寻和探索？历史总是青睐那些探索的人，因为他们留下的不是名声，而是财富。从更深的角度说，不要把生前的荣誉看得那么重要，历史的评价才令人咀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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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是深刻的母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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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不要追寻，得到的不要守着，往前走，那才是生生不息的美妙。
  ☆人们习惯于给成功打句号，给失败打问号。在这个意义上，创造孕育在失败之中。
  NO.25
  不以成败论英雄，最有价值的是具有探索精神的人
  ———被弹劾下台、以政治家辞世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在当代的美国总统中，我们最熟悉尼克松了。因为在他主政期间中美恢复了外交交往，这不只改变了当时的世界，也一直影响到今天的中国。然而，尼克松却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弹劾的总统。
  成功的人都有痛苦，痛苦是深刻的母亲
  185
  关牧村的歌很甜。它不是远处淌过来的小河，甜得叫你惊喜，而是流走的一条溪流，甜得叫你畅往。一丝丝悠长的心绪把那甜润拉向了远方。
  关牧村出生在河南新乡一个叫牧野的小村，据说这里是周武王打败商纣王的地方，她的名字由此得来。在她出生后，在北京有过一段儿时幸福的时光，她还记得在紫竹院公园旁边玩耍的情景。就在她4岁时，父亲被划成右派，失去工作，她们回到了辽宁新城子老家。就在这时，母亲患了癌症。
  母亲出身大户人家，读中学时曾经跟一个法国人学过声乐。小牧村也爱唱歌。母亲发现她的嗓音非常好，就想在她身上圆自己没有实现的梦。于是，就下工夫教她。后来，天津她母亲工作过的单位接收了她们。就在她10岁时，母亲去世了。当时父亲不在身边，3个孩子哭得昏天黑地。后来，父亲从沈阳回到天津做临时工，和她们生活了3年。在她13岁时，哥哥下乡，父亲为了口，丢下她们去了山西煤矿。送走父亲的时候，她哭得十分伤心，充满了怨恨。13岁的她带着11岁的弟弟开始了孤独的生活。
  这是她一生中最难的时候，每月只有父亲寄来的15元生活费，她要到远郊去买玉米面，回来熬糊糊吃。冬天没钱生火炉，就靠做饭的那点热量取暖。那时，冬天天很冷，没棉衣，她用旧衣服改；弟弟的手冻肿了，她把弟弟的手放在自己的身子里；弟弟病了，半夜里，她常常四处找药，找大夫。她说：“那时，我简直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似乎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支撑着我，一种无形的东西在保护着我。也许是唯心，但我总感到好像有神灵在保佑着我们，在暗地里帮助我们。是感觉？是幻影？但我就是这样，以为有一种力量使我们渡过难关，闯了过来。”
  看了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她哭了一个星期……她承受了连成年人也难以承受的、太多的苦难。她说：“那时，只有同弟弟相濡以沫的爱，只有那些抒情歌曲，才能给我带来一丝安慰。”
  不过，社会上总是好人多，在上中学时她遇上了一个好的音乐老师，得到了正规的音乐训练。后来又有几位音乐老师帮助过她。在她进厂工作以后，她的父亲又被划成历史反革命，没了工资收入。这时厂里帮助她，在她17元工资之上，加了15元的补助。她的师傅甚至提前上班，做工前准备，把时间留给她练声。
  在读初中时，她连续报考多个音乐学院和文工团，都因政治问题而不能如愿，工作后也受到过一些来自上面的不公正对待。那时，天津文艺界的一个负责人责令：“舞台不许演，电台不许播，刊物不许登。”而天津机械局的领导却说：“他们不让演，可咱们还要给小关开音乐会哩！”这些领导处处帮助她，给她各种方便条件。关牧村说：“我永远忘不了我身边那些领导和同志，今天，我对工人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四人帮”垮台以后，她真的有了自己的音乐生命。她也成了国家政协委员，全国青联副主席，还在南开大学读了历史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她的品德为更多的人所称道。无论央视组织的《心连心艺术团》义务演出，还是青年系统邀请她出演，她从来没拒绝过。她说：“没上台先谈钱，这对我来说是没有的事，怎么好意思呢？这不是把自己当作商品了吗？”
  1902年3月，鲁迅东渡日本。他到日本不久，就接到母亲来信，说已为他订了亲，女方名叫朱安，大鲁迅3岁，是按旧式规矩教养大的，不识字。朱安是鲁迅本家叔周玉田夫人的同族，平日里和鲁迅的母亲很谈得来，母亲对她很是喜欢，便托人说媒，订了这门亲。鲁迅对这包办婚姻自然是反对，就写信要求退婚。母亲的第二封信很快就来了，说不能退婚。鲁迅只好后退一步，提出两个条件，一要朱安放足，不再缠小脚，二要她进学校念书，学认字。显然，他这时对自己的婚姻还抱着希望，即使不能自己选择，也想尽量将它改造得符合理想。可是，母亲的第三封信又来了，转达了朱安的意见，一，脚已经缠了多年，放不大了；二，不愿意进学校念书。事情到这一步，已经非常明白，从肉体到灵魂，朱安都是一个旧式女人。鲁迅没有立刻回信表明态度。可没过多久，1906年夏天，25岁的鲁迅正在东京开始他的文学活动，母亲的信又接二连三地来了，说自己病重，要他速归。他焦急地赶了回去，却看见母亲好好的，她没病，诳他回来，是要他完婚。
  人们都知道鲁迅是个新派人物，估计会发生一场冲突，所以，都向他陈述种种的“应该”。但鲁迅出乎意料地顺从了人们的摆布，让大家觉得他们的努力完全白费。他身穿新礼服，头上还装了一根假辫子，和新娘完成了所有规定礼仪，然后揭开了新娘的盖头。新娘身材不高，有些瘦小，面色黄白，额头宽而显得微秃，尖下颏，嘴唇薄而显得嘴略大。婚后第二天，鲁迅并没有按老规矩去祠堂，但又按着习俗随朱安去娘家“回门”，晚上却独自一人睡在书房。婚后第三天，他就搬到母亲房中去睡；再过一天，更干脆离家远行，回日本去了。
  朱安面对丈夫的决绝，只有独自流泪，她做着各种猜测，回想自己这几天的言行，回想每一个细节，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作为朱安这样一个典型的旧式女人，她无法了解丈夫的感受，也无法决定自己的感受，她从开始就处于被人摆布的位置。但是，她所受的教育告诉她，她的命运已经属于周家和她的丈夫，她痛苦又毫无怨恨地在绍兴陪伴婆婆孤寂地度过了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