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我们的营兵虽然棋艺不高，人还是勇敢的，毕竟他没有被大官吓懵。在整个故事中，营兵只说过两句话，第一句表明他坚持原来的立场，要按照官话表述的规则玩。第二句表示认输，按照段知府指定的规则玩。这两句话都是合理的，都是合乎他本人利益的最佳选择。第一句话，是只能看到一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第二句话，是看明白了三步棋的棋手的最佳选择。既然双方都在知府制订的规则中得到了自己的最佳选择，说通了“宁波话”，放弃了北京话，这局棋也就玩妥帖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段知府不过寥寥几句话，为了分析清楚这几句话背后的利害关系，讲明白不同选择的不同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我应该闭嘴了。可是，史学特别不喜欢孤证，为了向史学的模范靠拢，我不得不继续罗嗦下去，再抄两段话，然后再解释几句。
  刘鹗（1857-1909）也是当过知府的人，他在《老残游记》第四回讲了一个尼姑庙变妓院的故事，也牵涉到官话问题，原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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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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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父说：“我们庙里的规矩可与窑子里不同。窑子里妓女到了十五六岁，就要逼令他改装，以后好做生意。庙里留客本是件犯私的事，只因祖上传下来：年轻的人，都要搽粉抹胭脂应酬客人，其中便有难于严禁之处，恐怕伤犯客人面子。前几十年还是暗的，渐渐的近来，就有点大明大白的了。然而也还是个半暗的事。您只可同华云（引者注：庙里的一位漂亮尼姑）商量着办，倘若自己愿意，我们断不过问的。
  “但是有一件不能不说，在先也是本庙里传下来的规矩，因为这比丘尼本应该是童贞女的事，不应该沾染红尘；在别的庙里犯了这事，就应逐出庙去，不再收留，惟我们这庙不能打这个官话欺人。可是也有一点分别：若是童女呢，一切衣服用度，均是庙里供给，别人的衣服，童女也可以穿，别人的物件，童女也可以用。若一染尘事，他就算犯规的人了，一切衣服等项，俱得自己出钱制买，并且每月还须津贴庙里的用项。若是有修造房屋等事，也须摊在他们几个染尘人的身上。因为庙里本没有香火田，又没有缘簿，但凡人家写缘簿的，自然都写在那清修的庙里去，谁肯写在这半清不浑的庙里呢？您还不知道吗？况且初次染尘，必须大大的写笔功德钱，这钱谁也不能得，收在公账上应用。”
  这里的老师父主动声明不讲官话，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这里的“官话”与上一个故事稍有不同。在我的阅读范围里，“官话”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明末的《二刻拍案惊奇》，其涵义近似如今的“普通话”。以“官话”比喻官方的正式规则，这种用法初见于段光清写的《镜湖自撰年谱》。到清末《老残游记》的写作时代（1903年——1906年），这种比喻又扩展出泛指各种正式规则的意思，宗教界的正式规则也收在其中了。不过这么说有点冒失：明清的宗教界也在官府的严格管理之下，宗教界的领导也有官授的品级，也用官授的大印，如同我们熟悉的处级道士、局级和尚一样。即使当群众级的和尚道士，也需要向官府报批备案，官府收了钱，发了度牒，和尚道士才算当上了。这样说来，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还有一点提请读者注意：老师父的实话透彻地分析了正式规则向潜规则转化的成本和收益。如此一转，庙就成了半清不浑的庙，虔诚的信徒不愿意在此施舍了，正式规则所能提供的收益自然减少。这就是损失。为了补偿损失，想在潜规则中获益的人就要大大地写一笔功德钱。倘若这笔钱给得少，不足以补偿转入潜规则的损失，谁肯放弃正式规则和官话呢？如果给得不少，那么，在这种转变中，当事双方都是受益者，承受损失的是宗教界的清誉。当然这是整体利益的事，也是官府的事，本庙和本人先赚了才是要紧。
  以上两个故事都是不讲官话的，也有坚持讲官话的故事。譬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十回，讲到一个在河道上把关收税的小官，揪住四川学政（主管教育的副省长）贩卖良家女子的把柄不放，咬定了官话，无论怎么求情行贿都不改口的故事。这位小官倒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学政过去害过他，他想报一箭之仇，所谓“官报私仇”。在那个故事里，小官坚持说官话，同样是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规则体系，难得的是，他在得逞之时也解救了七十余位姑娘。自然也有反过来的可能：如果他的脾气不那么大，收一笔银子就改了口，他和学政就可以在潜规则中双赢，倒霉的则是那七十余位姑娘。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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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规则与正式规则切换的秘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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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段光清（1798——1878年），安徽宿松人，官至浙江按察使，著有《镜湖自撰年谱》，本文讲述的故事来自该书咸丰三年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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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官的隐身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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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隆庆三年（1569年），海瑞写下了一项重大发现。如果套用孟子的比喻，“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那么，海瑞发现的就是那一车柴火。奈何人们习焉不察，日用而不知，无人继续阐发，竟使这项发现埋没至今。
  为了这车“柴火”免遭轻视，请恕我绕个圈子，先从这项发现的来历说起。
  一、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在福建省南平县当教谕（近似县教育局局长兼官校校长），写了《驿传申文》和《驿传论》。驿传近似现在的招待所兼邮政局，与教育并无关系，但是海瑞见那些往来的官员及其亲友在招待所横吃横喝，用夫用马，巨额负担竟逼得百姓投河上吊，实在不忍不说话。他上纲上线地写道，地方官为了献媚于人，而使小民投河上吊，这是为媚人而杀人。
  海瑞说，从正式规定和建国初期的实践看来，百姓负担根本不至于那么重。他呼吁复古，严格照章办事。他说，地方官认为照章办事就会“不安于位”，就要丢乌纱帽，这是不正确的。他还举出两个例子，证明削减一些招待费未必影响仕途升迁。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海瑞43岁，进入官场不过两年，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不够深切全面，甚至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三年后，海瑞出任浙江省淳安县知县，他有机会躬行自己的主张，严格照章办事了。
  照章办事是什么意思？譬如，按照当时流行的常规，显要官员路过淳安，大概要用接待费二三十两银子，以粮价折算，在人民币六七千元上下。如果巡抚（近似省委书记）路过淳安，接待费要用去银子三四百两，将近十万人民币。而按照海瑞遵循的章程，一般官员的伙食费、下程路上的伙食费、下程用船用夫，合计不过五六钱银子，约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如果上司驾到，另加一只鹅、一只火腿，市价二钱银子，再补充五六分银子的蔬菜，合计不过二百元人民币。中央的部级离退休干部路过，也按这二百元的标准办理。海瑞说，这个标准足以保证客人吃得可口了。后来海瑞自己当了巡抚，以身作则，只接受一般官员一百四五十元人民币的接待标准。
  从六七千元砍到一百四五十元，从十万元砍到二百元，将上司的既得利益砍得只剩一个零头，这就是海瑞的照章办事。这种章程，谁看了都知道要惹是生非，果然，海瑞在淳安当知县的四年里频频惹事，其中还有两个故事上了官修《明史》。
  第一年。总督（近似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胡宗宪的公子路过淳安，被淳安驿丞（近似招待所所长）的接待方式激怒，将所长倒吊了起来。
  这个故事在《明史·海瑞列传》中写得很简略，《海瑞集》的正文中又不见记载，我也闹不清楚胡公子究竟指望着什么，又遭遇了什么。按照海瑞坚持的章程，官员的公子根本就没有资格享受公家的驿传服务，不过淳安驿丞未必有胆量拒绝服务，他很可能按照一百四五十元的标准接待了胡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