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

  萧翁吃素，宋庆龄就备了一席功德林的斋菜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客。
  席上，萧翁一面像天真的童子学习用筷子，一面随意地闲扯，诙谐百出，语堂听得如痴如醉，他想：“大师就是大师，稀松平常之事，一经他的口，有意思得很。”
  据宋庆龄回忆，宴会时，原来是安排鲁迅和萧伯纳对话，可是林语堂英文对话能力强，又肯向萧翁讨教，所以反倒是林语堂和萧伯纳说得多。
  餐后，一行人陪着萧伯纳到院子里散步。
  那几天，连日阴霾，昏沉沉的，可萧伯纳一来，似乎老天也给面子，现出太阳来。清淡的阳光射在大师花白的虬须上，碧绿的眼睛满是笑意。
  “萧先生真是好福气，”有人说，“在多云喜雨的上海见到了太阳！”
  “不，”萧伯纳机智地反驳，“应该说这是太阳福气好，能够在上海见到萧伯纳！”
  语堂立刻联想到了穆罕默德的名言：“穆罕默德不去就山，让山来就穆罕默德。”
  萧伯纳在上海仅仅呆了一天，可“幽默”却在黄浦江畔热热烈烈地燃烧起来，真正是“天下无不幽默”了。
  开风气之先的《论语》赚得钵满盆满，林语堂成了上海文坛的金字招牌，颇有“天下谁人不识君”的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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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鲁之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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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又鸟)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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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鲁之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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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被禁止)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自由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