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大师林语堂

  美国客人慌乱无比，急忙打电话，开广播。林语堂继续吃甜点，不紧不慢地解释到：“这无非在所逆料。”
  罗斯福终于承认对华援助是“太少，太晚”。美国对日宣战。中国作为同盟国四强之一，扬眉吐气。在美的华侨奔走相告，拍手称快！
  林语堂创作发表了第二部长篇小说《风声鹤唳》，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中华儿女在民族解放的洪流下获得新生的故事。
  1943年，《啼笑皆非》出版。内容包括“白人的负担”、“美国孤立主义”、“英国帝国主义”、“亚洲的前途”、“现今时代主要问题的关键”等。
  同年秋天，林语堂携着亲自翻译的《啼笑皆非》，再度回国作了6个月的旅行。在重庆中央大学，他发表了《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的演讲。在战后重建和国共对峙的紧要关头，林语堂大讲东西文化的融合，显然是不和时宜。郭沫若、田汉、秦牧等左派作家群起而攻之。
  他6次被蒋介石夫妇接见，政治倾向越发的明朗化。
  在西安，林语堂遇见了旧同僚沈兼士。沈兼士告诉他，周作人在北京做了日本御用的教育部长，每天晚上听见中国青年被日军毒打虐待的哭嚎，惨不忍闻，周作人竟装痴作聋，熟视无睹。林语堂说：“周氏兄弟，趋两极端，鲁迅极热，作人极冷。……作人太冷，所以干作汉奸。……冷尤可怕，这又是放逸文士之所不为。可怕，可怕。”
  回到美国后，林语堂成了重庆当局的忠实支持者。但是，昨是而今非，蒋介石政府已经不是抗日初期的正面力量，贪污腐败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民众对此无甚好感。他的新书《枕戈待旦》因为明显的“亲蒋”立场，而被“自由主义”的美国人冷落了。更有莫名其妙的流言传出，说林语堂是收了何应钦的两万美元，见财起意，才为当局这么卖力。在纽约市政厅的集会上，史沫特莱当众提了这事，林语堂气得拂袖而起，“什么两万美元，我们当众说清楚！”
  林语堂也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那时……我是惟一为蒋中正先生效力的。当时，我把喉咙都喊哑了。”
  逆历史潮流而动，终归会失败。王国维、辜鸿铭就是明证。林语堂为腐朽的蒋家王朝摇旗呐喊，终究无可奈何地湮灭了。
  然而，他毕竟是中国人，有血气，遇上事关民族的大是大非，他站得稳脚跟。1959年，美国参议院荒唐地提出“两个中国”的谬论。华人世界为之震动，林语堂牵头，带动有影响力的旅美华人当即签署了《康隆报告的分析：亚洲人所见的谬妄和矛盾》，反对美人分裂中国的险恶祸心。
  他义愤填膺地说，美国两个中国观念是错误的，他们不了解东方，更不了解中国人！美国人迫人太甚，必须有“他妈的”和“去他妈”的劲儿，才能打战！
  记者出身的学者作家陈纪滢记下了林语堂说这话时的情形：
  他说这段话时，是站着说的，浑身用力，双拳并举，两眼要迸出火星似的。我真没想到林氏是这样快人快语。可惜那一刹那没留下镜头，否则必是一副动人的身影。虽然如此，我至今还记得这一幕景象。
***************
*生活的艺术
***************
  “梦想无论多么模糊，总会潜藏起来，使我们的心境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变成现实的事情，像种子在地下萌芽，一定会伸出地面来寻找阳光。梦想是很真实的东西。”  ——《生活的艺术》
---------------
梦想主义者(1)
---------------
  要谈到林语堂的梦想，还是得从林至诚说起。
  1907年，因为坂仔新教堂事故，“极端前进派”的林至诚认识了西溪教区主事的范礼文博士，并成为莫逆之交。范礼文博士寄过来很多上海基督教文学会出版的书和小册子，还有著名传教士林乐知编写的周刊《通问报》。
  《通问报》是油墨印的，纸张很粗糙，拿在手里就满手的黑印子，可胜在价格便宜，一年才一个银元，对于低收入的基层牧师，是再适合不过了。
  自学成才的林至诚开始接触“新学”。每日布完道，他拨亮床头的豆油灯，点一袋旱烟，从薄薄的散着油墨香的纸上，读到了太平洋的另一端白皮肤的外国人在干什么。
  小和乐和兄弟姐妹几个围成半圈伏在父亲膝头，贪婪地听父亲讲西洋的奇妙事物。
  第一架飞机试飞成功时，林至诚头头是道地讲起飞机的制造原理、形状、飞行情况等，俨然是刚刚归国的洋博士。“我读了所有关于飞机的文章，但是我没有见过飞机，我不知道敢不敢相信！”他得意地吸口旱烟，对着几双渴求的眼睛说，“不过，你们将来会看到的。”
  和乐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时候，他只见过船工们划的木制小舢板，父亲说的那个会飞的铁头大怪物，真是闻所未闻。
  异域的奇闻轶事，林至诚更是如数家珍，“世界上最好的大学就是德国柏林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你们一定要到那里留学，读英文，接受西洋教育！”
  “真的吗？留学，那是干什么？”和乐摇晃着小脑袋，抢着问到。
  “别吵！听阿爸说！”美宫迫不及待地打断弟弟的话。
  “留学啊，就是到国外学习。你们不是说飞机很稀罕吗？到了国外就可以看到！”林至诚呵呵地笑，两个眼睛闪闪发亮。
  “那我要去！”“我也要去！”……
  豆油灯的火花在跳跃，和乐们的脸上扬起兴奋雀跃的神情，父亲所描绘的未来迷人极了，他们都深深沉浸其中。林语堂自叙说：“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梦想主义者的家庭。”
  梦想，是林家上下共享的最美好的精神财富。但是林至诚每月只有20个光洋的收入（后来涨到24块），除去女孩，送5个儿子留学几近痴人说梦。他却丝毫没有顾虑，船到桥头自然直，他单纯地坚信，只要下定决心就一定会成功。
  好在有教会学校，林家孩子从铭新小学到寻源书院，学费和膳食全免，很大程度上省去了林至诚的压力。林语堂成年后致力于批判死板的基督教教育时仍客观地说，“我欠教会学校一笔债”，就是基于这个原因。
  林家长子林景良顺顺利利地进入了鼓浪屿的救世医院医科学校，次子玉霖的入学问题却成了林至诚的心病。圣约翰大学在上海，川资杂费高，况且大儿上学那阵，已经掏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望着眼巴巴的儿子，林至诚痛下狠心把祖屋卖了——他的父亲一去不回，祖屋就是惟一的联系和凭证，母亲临终前千叮咛万嘱咐，房子不能卖，如今为了孩子，只能对不起先人了。按手印的时候，他咸湿的泪水滴落下来，弄花了契书。
  凑凑合合地送走老三，轮到为和乐犯愁了。
  玉霖毕业后留校任教，愿意资助弟弟在圣约翰的生活费，可到上海的交通费还是需要100个银元。林至诚叼着老烟袋，佝偻着里里外外转了好几圈，想不出半点法子。这些年，家里值钱的东西该卖的也卖得差不多了，这可如何了得？牧师太太看丈夫愁白了好几根头发，犹犹豫豫地说：“要不去借吧！你那个学生陈子达……”
  “瞎扯谈！怎么能向学生开口！”林至诚把手一背，怒气冲冲地走了。
  陈子达曾经是林至诚的学生，家里穷，冬天没有帽子戴，小脸蛋冻得通红，一说话就哆嗦，林至诚可怜他，就送给他一顶瓜皮小帽。陈子达感激涕零，发誓要报答老师的恩情。他常年戴着那顶帽子，即使破得不能再用了，也没有买过第二顶。他在漳州发了财，每次林至诚去漳州，总是住在他家里。
  林至诚跑遍了亲戚好友，也没有结果，只能硬着头皮去找陈子达。和乐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心疼得难受。老师向学生借钱本就难以启口，林至诚拉不下脸面，几次话到了嘴边又咽下去，匆匆搭船无功而返。不久，陈子达来到坂仔，送给林至诚一个蓝色布包。林至诚打开一看，赫然是100个闪亮亮的光洋。他一把握住陈子达的手，老泪纵横，无言以对。
  林语堂毕业后先到哈佛大学读硕士，再到德国念博士，在坂仔黄泥小屋的油灯下他和父亲无数次谈到、梦到过，但林至诚最终没能等到这一天，就抱憾而终了。
  一个没有上过一天学、月收入只有20银元的乡村牧师，却拉扯着把所有的儿子都送入了大学，在20世纪初的中国，若非有高远的胆识和过人的毅力，是不可能做到的。
  林至诚追求梦想的勇气和决心深深影响了林家每一分子，尤其是小和乐，他遗传了父亲爱做梦的天性。
  聪明顽皮的和乐做起白日梦来也和一般孩子不一样。
  他梦想做走四方的江湖郎中，发明一种包治百病的灵药，悬壶济世。遇上狠毒的官老爷，再多的银子也不治；遇上穷苦的老百姓，就免费赠送。坂仔四面环山，遍地的药材，和乐偷偷地看了几本入门的医书，上山采了几回药，终于磨制了一种治疗外伤的白色药粉，取名“好四散”。美宫做饭时伤了手指，和乐跟前跟后地讨好二姐，极力推荐自己的新发明。可是美宫再心疼弟弟，也不能拿伤口开玩笑，一口回绝了。和乐瘪着小嘴，好几天不搭理二姐，委屈地说，他的“好四散”定是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