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

但是如果上司官员真的举报了失职的属下，则可能会引出一系列丑闻（包括牵扯到他对同僚的不实之词，即他也对他们负有“失察”的责任），从而导致更为不利的后果。弘历知道，对失察的处罚使他无法得到地方上的信息。例如，奏报邪教可能会祸及一个官员的仕途。因为事件在该官员的辖区内发生，因而会对他是否称职发生影响，他就可能会隐匿不报。
下面是《吏部则例》行政法规中对官员“失察”的处罚条例：其因事受财劣迹未著，同城之知府失于查察，降一级留任，司道罚俸一年。①其不同城在百里以内之知府罚俸一年，司道罚俸九个月。遇有失差题参，该督抚即于疏内将里数声明，以凭察核，倘有里数声明失实：将转详各官各降二级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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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官员的名义俸禄只占其全部收入的一小部分，其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养廉。养廉与名义俸禄的比例在道台一级根据其辖区的大小可以高于四十比一。参见《中国绅士的收入》张仲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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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敏感的案子中，故意包庇属下会带来严重的灾难而非象征性的处分。1766年，当弘历发现他所信任的一个行省长官庄友恭在一个弹劾案中隐瞒信息时，便抱怨说自己被出卖了：“庄友恭受朕深恩，特加擢用。乃敢为此，巧于市恩之术。是有心欺朕矣！”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不仅被撤职，而且对他的惩罚从行政处分变成了刑事起诉。庄被正式逮捕，押送北京交军机处审查，其家产被查抄，本人系狱候斩。当然这种处罚的目的不在于杀人，而在于惩戒。几个月以后弘历特赦了庄，并命他代理福建巡抚。
弘历清楚地知道，官场文化使得他的各省督抚们不愿弹劾属下，他因此对各省奏章阅读得十分仔细，不令自己轻易受骗。
他发现了一个官官相护的体系，其中巡抚们为了保护直接下属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名声免受失察的指控，会在弹劾奏章中写道：“（臣）正在缮疏间，据两司道府揭报前来，与臣访闻无异云云。”
弘历嘲讽道：“若谓一面缮疏，一面揭报适相符合，或千百中偶有一二，安得事事如此？”
自此，每当一个巡抚弹劾其属下，他就必须说明信息是出于自己的调查还是来自下级的报告，并具体说明信息是如何报告上来的。既然对弹劾中的违规行为所进行的弹劾可能会产生新的违规，难道弘历还会对通过常规程序达到健全的人事考评抱有信心吗？他发现，自己所面对着的是这样一个制度，省级官僚间垂直网络在其中的形成使得他们不可能自我约束。高层官僚和他们的下属“上下通同，逢迎挟制诸弊，皆所不免”。弘历指出：“此等恶风断不可不严加做治。”然而，他也知道，通过常规的官僚控制程序是不大可能扫除这些弊端的。①特殊的考评制度来自现场的机要报告目睹常规考评制度的失败，弘历自然要抓住一切机会以专制权力直接介入这一制度。要做到到一点，他就必须全面而可靠地掌握信息。从一即位开始，弘历就力图从各省获得秘密的人事评定。如果督抚们因害怕引起不满而不愿在公开的渠道对自己的属下做实事求是的评价，或许通过宫廷奏折提出秘密报告会使他们感到更安全。即位初年，弘历就曾这样指示过他们。“朕即位之初，各省道府诸员，皆不深知其人。汝等可将属员贤否事迹，各摺奏前来，务须秉公甄别，以各朕录用。”但即使是机密渠道，督抚们仍然感到不可靠。三年以后，弘历抱怨说他最初的谕旨已被忘诸脑后。所有的督抚们只“陈奏一次”，从此就没有了下文。他指出，由于督抚们在任的时间通常长于他们的属下，人员进出他们辖区的调动也就为他们对属下作出新的评价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所有督抚们都应时时通过“密奏”向上提出报告。可是，要实现这一要求，弘历就必须不停地与督抚们作斗争。1759年，弘历十分震惊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两江总督通过机密渠道送来了敷衍了事的公文：昨偶检阅尹继善所奏属员贤否。摺内卫哲治尚为淮安知府，定长尚为徐州知府。计其时距今已十数年！自后何以竞无续奏？此系密陈之事，并无损宽大之名。尹继善复何所顾忌，而疏略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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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弘历看来，清代政治的特点是清政府大大优越于明代被宗教分裂的政府。1769年，当一个巡抚建议建造一个特别的安全监狱来关押犯罪官员时（以便为那些在职任上犯罪的人提供更多的舒适），弘历十分愤怒。这些犯罪官员不仅不应该得到优待，他们比平民犯罪更为可恶。他斥责这一官员竟毫无顾忌地追随前明官官相护的可恨恶习。《宫中上谕》，乾隆三十一年一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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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的勾结共谋也同样败坏了机要报告制度。弘历沮丧地发现，他的行省官僚们在考评属下时会碰头会商以弥合异见，这样就剥夺了他本人获知不同意见的机会。这样的做法，是弘所在比较两份分别来自总督和巡抚有关人事的密奏时发现的：“伊等所注属员考语，大略相同。因复将伊等上次所奏两相比较，亦毫无参差之处，殊属可异。”弘历指出，遮些密奏是人事任命的关键依据。“是以一此等清折朕皆留中，时时披览。亦不令在廷诸臣与知。”相应地，督抚们“自当个就所见，据实人告。初不会彼此会同，以示意见画一。且正惟不必画一，而朕于其间，参互审量。”若督抚们协调会商，统一口径，“奚事密摺具奏乎？”
弘历本来指望通过另一条渠道来获得秘密情报，以打破人事考评中的常规，但结果显然叫他失望。同题在于，机要渠道和常规渠道一样，是由同一批官僚具体操作的。显然没有人对官廷奏折的机要性有多大的信心。事实表明，这个制度并不足以打破行省官僚对人事考评的控制。
弘历对新常规的拒绝
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是使考评过程更为制度化和精确化，但弘历对之不感兴趣。一位御使曾批评督抚们写的人事考语充满了陈词滥调、空言套语，如“精明、能干、谨慎、实在”，却很少提到他们的具体政绩。这位御使希望考语能反映官员的具体表现，按统一格式列举他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如果被举荐人的表现与推荐不符，他的荐主要承担责任。
弘历回应说，这个方案表面上来看不是没有道理，但什么是具体政绩呢？该御使所建议的“兴学、强化保甲”等项同样是“空言”。说到底，如果保甲确实曾得到过加强，地方官为什么不能及时抓获土匪和逃犯呢？更深入一层来看问题，人治而非法治的重要原则不可能通过只会产生俗套公文的程序来实现。弘历因而否决了任何进一步制度化的解决办法，特别是否决了为使政府仪式化和形式化而制造出更多文牍的方案。然而，一日君主否定了更为有效的制度常规，答案是什么呢？显然只能是君权对官僚机器的直接介入。
宫中陛见捌度
清朝继承了前朝的尊贤制度，除了所有高官在三年大计时进宫觐见外，还要求所有官员在分发上任前要“带领引见”。文官赴任前，由吏部带领引见，武官则由兵部带领引见。宫中的《起居注》每天录下接受陛见的大批官员。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样的觐见只不过是一种集体跪拜和君主赐恩的空头仪式，但君主与每个官员谈话的细节却令我们吃惊——弘历真的希望接受陛见的官员能同他交谈。①在这样的场台，人君借助的是自己的眼光而不是耶些固定呆板的考语。关于这一程序，我们所能看到的证据包括帝王本人对受觐官员的简短评语，以及受觐官员的引见单或履历单。
弘历的父亲胤禛显然认为自己有着品鉴人物的卓越能力。即使是很简短的交谈，他也能写出犀利的品鉴评语，这是圣明君主品鉴人物能力的证明。虽然弘历的评语相对来说要简短而温和，它们对一个官员的仕途前程同样有着巨大的褒贬力量。人君得自面对面考核的印象，自然要超过督抚们在下面所做的例行公事式的评价。因此，一个考语优秀的官员的仕途很可能毁于一次糟糕的陛见。一位倒霉的浙江按察使在受觐时给弘历留下了“不懂规矩”的粗俗印象。当弘历要他就浙江的事务提出报告时，这位官员却从表袖中抖落出一份以“五刑”图示来恐吓百姓的布告。弘历认为他举止粗野，就对该官员的上司发出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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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一个来自云南驻防的年迈总兵在这样的紧张关头呆若木鸡，“始终竞不声明，则昏愦已甚”，让弘历感到厌烦。该总兵的上司，云贵总督爱必达很快奏告说这个将军“年老有丧”，应该退休。对爱必达在知道皇上已亲见此人的不胜任后才做这样的奏报，弘历十分震怒。《大清十朝圣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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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回答是该按察使并无过失，虽然他的举止欠雅，但居官方正，胜任其职。但是弘历还是在第二年将其革职①虽然弘历在位六十年间一定留下了成千上万这样的评语，我只找到了写于不同年代的十九件。②把这些御评同经由常规程序产生的敷衍考语做一比较是很有启示的。
礼山：人似忠厚，还可用，然器质只可胜道台而已（1747年）
屠用中：人亦可，有出息。（1751年）
周元理：精干晓事之材。（17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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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清十朝圣训》，第92卷第2页（17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