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因为冯云山是天国里唯一有远见的知识分子，是拜上帝会的灵魂人物，太平天国的章制和进军战略都是他一手制定的。冯云山过早死去，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前进的大方向，在战略上一直陷于被动，即使取得无数次的辉煌胜利也无法走向最后的成功。因为没有正确战略指导的进军只能是盲动和一时的成功。 
  洪秀全定都南京后，即在太平天国权力所及的范围内进行急剧的社会变革，取消大部分不合理的生活方式，主张男女平等，禁止妇女缠足，禁止男子娶妾，禁止人口买卖，禁止娼妓，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偶象崇拜和崇拜祖先，禁止饮酒，禁止赌博，禁止迷信巫师巫婆，割掉辫子，厉行土地改革，创立天朝田亩制度，收土地为国有，按人口平均授田，创立新历法，废止阴历，改用阳历，力求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门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大同世界。这一连串的措施，使中国平空跃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清政府对这个跟普通民变不同的新生力量大起恐慌。但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安定有利的内外环境与之配合。太平天国极度缺乏政治人才，除了洪秀全、韦昌辉等极少数低层知识分子外，占绝大多数的高中层干部都是文盲，对这些改革即不理解也没有热情去推行，因此天国缺少推动变革的技术力量。就是文化水准较高的洪、韦两人，政治眼界也相当有限，只知道坐在书房里制定制度，而不知道怎样走出去推行制度。太平天国自建立的那一天起，就一直遭到清政府的围攻，对外战争一天也没有间断过，并且在战争中一直处于劣势，因此天国没有适合变革的外部环境。在这种不利的情势下，太平天国的现代化变革从制定制度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不可能实行，尤其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措施形同虚设，而这些变革措施又是其中最为进步合理的部分。天国的领导人包括政策制定者洪秀全在内，根本不把这些条律放在眼里，每个权力人物都妻妾成群，结果这些禁欲条律只在普通百姓士兵身上起作用，在整个天国形成各级教主骄奢淫逸，下级教士被迫作苦行僧的可悲景观。至于《天朝田亩制度》，在南京周边的农村被有限地推行，但这种制度的不足之处是不切实际的平均主义，限止了种田人的劳动积极性和对土地的责任心，使生产力受到损害，制度的合理性和积极性不可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洪秀全在进行基督教改革的同时，又继续对清帝国用兵，以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一八五三年五月，太平天国派出两支大军北划，矛头直指帝国首都北京。第一军由大将林凤祥率领，由南京出发，挺进到距天津只十公里的静海县独流镇，引起北京清政府的震动。第二军由大将李开芳率领，由安庆出发，挺进到山东省高唐县。但这两支北划兵团却象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没有援军，也没有补给供应，很快陷入清军的重重包围。在北划兵团身陷重围的情况下，南京曾派出少量的增援兵团北上解围，但救援来得太迟，不但不能解救北划兵团，自身也掉进了清军精心设置的口袋。一八五五年，第一军退到河北省阜城县的连镇覆没；第二军退到山东省茌平县的冯官屯覆没。北划失败，使太平天国推翻清政府，由自己统一中国的希望化为泡影。 
  太平天国在北划的同时，为了减轻首都的压力，又派出大军西征，以控制长江中游。长江中游的城镇曾被太平军攻克过，但又很快放弃了。定都南京后，为了确保南京的安全，消除来自上游的威胁，保证首都的物资供应，太平军又重新对中游的城镇用兵。西征军开始进展顺利，长江两岸的军事重镇安庆、九江和武昌再次落入太平军的手中，前锋进入湖南，岳阳继武昌之后再度被攻克。在向湖南纵深进军时，太平军遇上了自己的克星--湘军。 
  湘军是清政府的一位汉人副部长曾国藩组建的。曾国藩是清帝国统治阶层中最有头脑最有能力也最 
有远见的官僚，当洪秀全在金田举义时，他正在故乡湖南省湘潭县为他死去的老娘守三年之丧。那时清帝国政府军（八旗兵和绿营兵）腐败至极，不能抵挡太平军的进攻，咸丰皇帝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下放军权，授意各地的地主乡绅和汉人地方官组建自己的武装以抗击太平军。曾国藩是一个典型的儒家系统士大夫，对太平天国破坏那些固有生活方式的行为有强烈的反感。他以恢复传统生活方式--他称之为"维护名教"作为政治号召，组织以湖南省人为主体的湘军，攻击太平天国，成为太平天国唯一的劲敌。 
  湘军在出征前期，数量只有区区一万七千多人，和几十万身经百战且没有退路的太平军相比力量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有两个因素抵消了这一劣势：一是湘军的各级将领都是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没有官职，空怀济世安民的抱负但苦于没有施展能力的舞台，有头脑有远见又没受腐败政府的污染，渴望在战场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他们的综合素质比太平军的各级将领要高得多，一般都能很好地胜任自己的职位。二是湘军的统帅曾国藩是清政府内部最杰出的帅才，意志坚韧胸怀宽阔，能够容纳象左崇棠这样公开轻视自己的将才，依其特长分别委以重任，使其在军队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作用，这种优良的品质恰恰是太平军的统帅洪秀全所缺少的，因此曾国藩的素质比洪秀全要高出几个挡次。两军对垒，最终都归结到人才的较量，湘军的统帅和将领的素质比他们的对手高得多，从而决定了最后的胜利者属于湘军。 
  湘军和太平军交手后，把太平军沿着来时的路一路往回赶，一直赶到九江并向这座设防坚固的军事重镇发起进攻。战场的主动权控制在湘军手中，西征军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逆境。在这关键时刻，太平天国最杰出的统帅石达开率领援军奉洪秀全之命赶往前线，湘军则得不到必须的增援。石达开抓住有利的战机，和湘军水师在鄱阳湖决战，已成了强弩之末且数量处于绝对劣势的湘军战败，被迫向江西撤退。石达开乘胜扩大战果，把武昌至九江沿江两岸的城镇从湘军手中夺过来，并第三次攻克武昌，然后大军进入江西，整个赣北进入掌握，湘军则被压缩在一个狭长的地带，曾国藩也被太平军重重围困于南昌这座孤城，战争的主动权转入太平军手中。 
  就在湘军败走麦城，曾国藩面临灭顶之灾之际，他的军事对手洪秀全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湘军从低谷中走了出来，重新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太平天国从广西起兵到定都南京，只不过短短的四年，领导阶层固然都是杰出的人物，但他们的成功过于迅速，从烧炭工人贫农，转眼间成了帝王将相，作为国家高层领导人，可以说没有经过严酷的折磨和必需的训练，使他们不能适应新的形势，把开邦立国的事业看得过于简单，误认为天下大局以定，可以坐下来享受享受了。当太平军将士在各地浴血奋战之时，呆在南京城高墙深院内的农民领袖们在加速度地腐化，习惯于他们所反对的堕落生活，而且被权力摆布得发狂。自天王洪秀全至东、北、翼三王，都在南京建造了华丽的王府。天王府设在清帝国两江总督府的原址上，但洪秀全嫌原来的房屋太寒碜，下令全部拆除重建，改建半年才完工，不久失火烧毁。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故宫大了一倍多，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东王府则重建了三次，最后落成的王府周长七华里，围墙厚三尺高二丈，绕围墙走一圈得一个小时。天王府有侍从1621人，绝大部分都是漂亮女人，主要侍候天王的生活起居，没有几个是办理政事的。洪秀全自住进天王府后，就龟缩在深宫安享荣华富贵，很少出面处理政事，把自己和天国的臣民有效地隔离开来。天王府的大门上居然刻写着下列几行馏金大字："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朝奏方准入，否则雪云中。"雪云中就是杀头的意思，洪秀全把当初举事的初衷抛到九霄云外，进取精神丧失殆尽，就好象他是大一统的和平君主似的。其实太平天国控制的国土面积在最盛时也不到两个省，和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相比有如汪洋大海中的一个孤岛。除了生活腐化外，农民领袖还大讲排场，出行时前呼后拥，侍从成百上千。洪秀全乘座六十四人抬的大桥，东王则乘座五十六人抬大桥。六十四人即使肩并肩站在一起也能围成一个直径十多米的圆圈，比当时的任何一条道路和街道都要宽，更何况轿夫要行动自如就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留下适当的空隙，真不知道这六十四人是怎样抬着轿子向前走的，设计这顶轿子的必定是个天才，只是他的聪明才智不是用在军国大事上，而是用在这上面，真是一个莫大的悲哀。不仅如此，这个倡导绝对平均主义的割据王国，却制定了世界上最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东王杨秀清每次出巡，扈从有一千多人，来不及回避的市民和官僚必须恭恭敬敬地跪在道旁，不得仰视，否则当即格杀勿论。东王如此行为，天王就更不用说了。太平天国的国制是绝对禁欲的，禁止娼妓和纳妾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禁欲条款只是针对下层臣民的，农民领袖则不受这些条款的限止，他们不但不禁欲，还恣情纵欲，不择手段地掠夺漂亮女人供其泄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