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在这里哭泣

第52章


如果当时嬴政仍然在位,我敢说陈胜、吴广宁愿去渔阳领受军法处置也不会起造反之心。 
  3、大面积的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的催化剂。 
  很多农民起义的发生都有自然灾害这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其中起推动作用。在政治腐败,官吏贪暴的黑暗年代里,如果再发生大面积的水、旱、蝗灾,那些只知贪污弄权不知国计民生为何物的烂污官吏不能担当赈济灾民的重任,大规模的饥馑就会在灾区迅速蔓延。当饥民在死亡线上挣扎时,如果不想活活饿死就只有犯上作乱,用暴力向官府和富户夺取食物。这时若碰上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分散的农民暴力就会集中起来,汇合成威胁政府统治地位的暴力集团,形成冲击政府统治秩序的农民大起义。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义都是在旱灾的中心地带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则是黄河水患奉献给韩山童、刘福通等白莲教志士的圣战礼品。 
  4、社会上出现大批流民是酝酿农民起义的最好温床。 
  中国农民都是安土重迁的,家乡观念特浓,除了不得已的原因是不会背井离乡的。农民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再英明的组织者也很难鼓动他们抛妻别子从事殊连九族的谋反壮举。事实上不少农民在生活不下去时宁可在家乡附近用一根绳子上吊,也没有拿起武器向官府讨活路的胆识。因此当农民都被土地和家庭绊住时,农民起义是不容易发生的,即使发生了也没多少人响应。只有社会上出现大批无家可归的流民时,农民领袖才会大有作为,武装群众也会得到无尽的兵源。下述三种情况容易在社会上造就大批流民:一是大面积自然灾害,人民为了生存而远离家乡土地逃荒乞讨,如黄巢起义和李自成起 
义;二是政府法律严苛,犯罪的人太多,罪犯为了逃避法律的惩罚而逃亡,如陈胜、吴广起义;三是社会经济结构转轨,有很多职业被淘汰,靠这些职业为生的人如果得不到政府的妥善安置,就会失业成为流民,如洪秀全起义。 
  5、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在农民起义中起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算上面的四个条件都具备,但没有杰出的组织都和领导者从事策划、组织和领导工作,农民起义也只会停留在盲目分散的状态,成不了大的气候,对执政府构不成实质性的威胁,对历史起不到大的影响作用。就算上述的四个条件不完全具备,但农民领袖的策划组织工作做得很出色,也能策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东汉末年既没有大面积天灾也没有大批量的流民,但张角仍成功地策动了黄巾大起义;咸丰王朝的政治和吏治并没有黑暗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可洪秀全仍在长江中下游建立了长达十多年的农民政权,把大半个中国闹得天翻天覆地。 
  (二)、农民起义失败的原因 
  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除了朱元璋取得成功外,其他的农民起义都以最后的失败而告终。农民不能主宰历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原因有四: 
  1、领导集团的忘本变质和高度腐化 
  这一部分不需要作过多的理论阐述,黄巢在西安,李自成在北京,洪秀全在南京的表现就是最好的样版。农民领袖黄巢、李自成、洪秀全既然作出了不好的表率,就不愁其它的农民将领不群起效尤,更不愁农民士兵不在自家的庭院内打家劫舍,破坏新生的农民政权。农民最大的优点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力,他们能够忍受起义早期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可一旦处境改善,迫在眉睫的危机一消除,就眼睛发昏看不到未来,更看不到隐藏的危机。他们急不可耐地想放纵一下自己的肉体,那些长年被压抑的天性象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各种欲望急剧膨胀,以至忘了自己是谁。在眼花缭乱的金银珠宝和国色天香面前,他们几乎在一霎时便把当初举事的初衷忘得一干二净,沉醉于自己曾经痛恨的堕落生活。假使黄巢在当了皇帝后不被宫娥彩女包围,不委派宦官当监军逼反大将朱温;李自成的部将刘宗敏不抢走陈圆圆,招惹吴三桂冲冠一怒;洪秀全在定都南京后仍勤于国政,中国的大部分历史也许都要重写。 
  2、农民领袖御人乏术,导致领导集团的分裂和内耗 
  任何新兴力量都有两个最致命的危机:一是腐化,完全背弃他们最初的革命精神和奋斗目标;一是不能团结,发生一连串自斩手足式的内斗。农民政权基于农民与生俱来的弱点,都不能渡过两方面的危机。最致命的是农民领袖大都缺乏御人的胆略和胸怀,不能确立自己在领导集团中不可动摇的威望和地位,不能激励和鞭策部下始终如一地向终极目标不懈地努力;要么不能阻止部下腐化堕落;如李自成不能阻止刘宗敏强抢陈圆圆,大顺帝国的二十一条军规对顺兵团不起约束作用;要么不能团结部属目标一致,如刘福通的三路北伐军自行其是,互不配合,结果被蒙古军队各个击破,洪秀全不能阻止石达开带兵出走;要么不能预防部将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如太平天国的东、北、翼诸王相互攻杀时,天国的最高领袖洪秀全一筹莫展;要么不能警醒部将野心膨胀,对自己反戈相向,如天完帝国的农民领袖徐寿辉就死在农民宰相陈友谅手中,天王洪秀全也差一点在东王杨秀清的逼迫下让位;要么不能防止手握重兵的军阀在形势不利时叛变投敌,如黄巢不能防止朱温投降李唐王朝。所有这些不该发生的故事都是因为农民领袖不能严于律己,没有容人之量,缺乏领导艺术,使自己在下属面前威信扫地,导致形势急转直下才发生的。 
  3、没有全局观念,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 
  农民领袖在举事之初,往往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只着眼于眼前的利益,只停留在报复仇杀和掠夺 
财富等低层次的斗争水准上,而没有长远的打算。因此农民领袖缺乏政治头脑,不注重政权建设。他们每攻克一个地方,主要的任务是杀富劫财,不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权为己服务,不在征服地征收税赋以供军需,而是靠掠夺来解决后勤供应。掠夺是暂时的,且能招致坚强的抵抗;征税则是长期的,只要税负合理,抵抗情绪很轻甚至没有。所以农民起义除了破坏执政府的统治秩序外,自身并不能替代被摧毁的旧政府,不能象旧政府那样长期享用政权果实。极少数农民领袖如黄巢、李自成之辈在读书人的辅佐下有一定的政治头脑,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他们立足点不高,不能从总体上把握当时的政治形势。黄巢、李自成当了皇帝后,事实上只控制了中国的一部分地区,可他们都自认为控制了全中国,俨然大一统国家的君主,闭眼不看四周环伺的强敌,不乘胜把这些强敌消灭,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缔造自己的万世基业,过早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结果给对手以喘息之机,使他们重整旗鼓向新生政权反攻,把起义的农民赶进坟墓。农民军的缺乏全局观念,韩宋帝国中路北伐军的出征路线就是一个很生动的例证,这支农民武装在攻克蒙古帝国的上都开平后,不乘胜南下攻击距离才二百五十公里的帝国首都北平,反而把进攻矛头指向和总体战略目标没任何关联的遥远的高丽王国,使蒙古帝国躲过了迫在眉睫的危机。如果当时中路军兵锋南指,和东路北伐军南北夹击大都,蒙古帝国极有可能立即崩溃,韩宋帝国就会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 
  4、逞一时之快报复仇杀,不注重收服人心,不能延揽敌方人才为己所用,不明智地和读书人结怨,不能最大限度地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为新政权服务 
  黄巢在占领长安后,对唐政府的官员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屠杀,把徘徊观望随时准备投降的唐政府残余势力推上拚死抵抗这一条路,实在是一个大的失策。李自成在北京也没有汲取前车之鉴,对归顺过来的明政府官员动用惨无人道的酷刑追赃派晌,任意掠夺他们的财富,凌辱他们的妻女,硬是把吴三桂这支生力军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为大顺政权培植了一个强劲的克星。太平军打进南京时,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兴许是出于无知和嫉妒两方面的原因,几乎所有的农民政权都仇视读书人,对他们无情地砍杀和侮辱。知识分子虽然是一个专门做官的阶层,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弱点,但那些没有步入仕途的知识分子因为没有多少机会作恶的缘故,良心和理性并未完全泯灭,身上有不少美好的东西。因为谨慎胆小的缘故,知识分子不能为打江山冲锋陷阵,但他们的头脑比农民清醒得多,眼光也比农民远大,正可迩补农民身上的不足,是建设和巩固新政权必不可少的力量,因此农民政权应该把这些人吸收进来为新政权效力,基于吃不上葡萄便说葡萄酸的心理和读书人结怨实在是农民领袖极大的不智,最终吃亏的还是农民自己。至于农民领袖不能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新政权服务,可以从太平天国对西洋人的态度上看出端倪。太平天国以基督教立国,西洋那些基督教国家自然十分兴奋,加上对清政府的恶感,他们都盼望太平天国成功,把太平军当成自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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