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卑帝国

司马越，字元超，高密王司马泰之次子。史称：“少有令名，谦虚持布衣之操，为中外所宗。(司马)越专擅威权，图为霸业，朝贤素望，选为佐吏，名将劲卒，充于己府，不臣之迹，四海所知。”司马越的野心名望、才识学度应在诸王之上，也有心治理天下，可惜的是现在的大晋国满目怆夷，由于战乱，天灾频繁，百姓流亡。他把这一切归结给白痴皇帝，公元306年，一块面饼结束晋惠帝司马衷的生命，不管是谁毒死他，他一生的际遇坎坷印证了封建王朝父传子家天下的弊端，无论晋武帝司马炎如何虑尽心机布置得周周密密，一个智商低下的人，一个平庸的人绝对不适合做国家领导人。这一切不是他的错，而是封建传承制度的悲哀。只要家天下的传承制度不取消，悲剧必将一次又一次的重复上演。
  八王之乱，动摇了士族集团的统治地位，宗室和士族的势力消耗殆尽。一些低级官吏、下层士族和少数民族的领袖看出晋朝即将灭亡，纷纷起兵欲取而代之。公元303年，荆州蛮人张昌在安陆率流民起义。公元304年，匈奴族贵族刘渊在左国城率匈奴五部起兵，建立汉国，自称汉王。公元306年，山东刘伯根起兵反晋，东莱士族王弥响应；宁州五苓夷反叛；成都王司马颖旧将公师籓、汲桑打着迎立成都王的旗号造反。一时间烽烟遍地起，四面楚歌声，在这无数起义军当中，谁埋葬了西晋王朝呢？请看下集《匈奴汉国》。
   
                  
第五章 匈奴汉国 1
  在这大大小小的叛乱中，最终将西晋王朝推向末路的是匈奴人，随后鲜卑人、羯人、氐人、羌人各少数民族纷纷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到底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况呢？西晋王朝又是如何处理边疆少数民族问题的呢？五胡乱晋到底可不可以避免呢？直到现在我们仍是众说纷纭。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形成书面材料的是一个叫江统的人，江统字应元，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南）人，时任晋国山阴令。
  上文我们曾经介绍过，随着南北匈奴的分裂，南匈奴入塞，鲜卑人居匈奴故地,另外一部分乌桓人也在三国时被迁入塞内。西晋时期，少数民族部落大规模内迁的浪潮又再次出现，匈奴族和羯族大量进入并州（今山西地区），鲜卑族进入辽东、幽州、凉州（今辽宁、河北和甘肃）。西晋征伐高句丽，一部分高句丽人被迁到河南。汉族名称的由来源自汉朝，以上少数民族与汉族开始杂居并处。少数民族民众为反对当时沉重的压迫，经常武装反抗，晋惠帝时上党的匈奴人起兵，随后关中的羌人、卢水胡（匈奴的一支）、氐人纷纷起兵，击杀建威将军周处（除三害的那个英雄），不过都被晋廷镇压下去。
  江统由此意识到少数民族入内，会威胁西晋王朝的统治，因此，他写了一篇古今传颂、影响深远的文章《徙戎论》。其文写道：
  “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夫为邦者，患不在贫而在不均，忧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广，士庶之富，岂须夷虏在内，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羇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德施永世，於计为长。”
  从徙戎论文章可以看出江统的主导思想就是将迁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再迁出去，让他们回到原来生活的边远地区。江统是个典型的民族主义者，胡适先生曾经指出民族主义的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设一个民族的国家。江统最适合第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徙戎论问世不到十年，氐人李雄在成都称帝，匈奴人刘渊在左国城称王，五胡十六国勃然而兴，西晋亡国。当时的人都佩服江统的远见卓识，认为如果晋王朝采取政策迁徙少数民族，则可以避免亡国之祸。徙戎论作为一个处理民族问题的解决方案呈到晋惠帝司马衷的御案上，白痴皇帝显然无法解答至今仍然困扰世界的民族问题。晋朝的统治者们怎么看待这一方案呢？
  历代封建王朝处理少数民族问题无非是两个字，“抚”与“战”，最佳的莫过于抚战结合，恩威并施，可为什么总不见效果呢？因为他们缺少两个字“平等”。汉族总喜欢以华夏自居，称少数民族为夷、胡、蛮等等。在这种思想方针的指导下，民族之间的关系只能是上述两个字。江统开出的药方，是个“迁”字，他所能带来的结果，无非是一个“战”字。民族迁徙不仅仅是中国才有的事，也不仅仅是东方才有的事，他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中世纪欧洲的日耳曼人、东哥特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兰人、苏维汇人、勃郎弟人、央格鲁与撒克逊人先后进入意大利、西班牙、不列颠以及北非。他们所向无敌，打败西罗马帝国，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王国。所有人的野蛮人都是抱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生存的渴望来的。如果你强行让他们回到原始森林或者草原上，对过上舒服的日子，习惯农耕生存的民族来说，可能吗？肯定会激起他们的反抗，必定是持续不断的战乱。纵使你用武力把他们迁出去，他们难道不会再来吗？还是会发生战争。
   
                  
第五章 匈奴汉国 2
  如何解决大晋国的民族问题，晋武帝司马炎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允许匈奴、羯族继续内迁，反对朝臣的意见，不杀匈奴杰出的人物刘渊已经表明态度，他对少数民族要“抚”。然而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摆脱不掉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限制，不能平等的对待少数民族，对刘渊不杀但也不用。如此的民族政策虽然能够拖延民族矛盾爆发的时间，但危机迟早会出现。五胡乱晋是西晋王朝的民族政策和士族秉政的必然产物。
  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入主中原的匈奴人吧！刘渊，字元海，匈奴族人，南匈奴单于于扶罗之孙，匈奴左贤王刘豹之子。中国历史上十六国第一个王国-匈奴汉国的创立者（在他称汉王同年，氐人李雄自称成都王，两年后方建立大成国），五胡乱晋的始作俑者。
  提到刘渊就不能不提到大汉王朝建立者汉高祖刘邦，因为刘渊正是刘邦和亲政策的产物。和亲由来已久，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为各自国家的利益，相互之间联姻司空见惯，但和亲作为一个国家的基本国策、一种外交手段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始自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200年，中国历史上南北王朝的大决战在白登山展开，大汉开国皇帝刘邦的三十余万大军被天之骄子匈奴冒顿单于的四十万骑兵围困于白登山。这一场两大王朝之间均倾尽全力的大决战，却以一种莫名其妙的方式戏剧性收场，刘邦不费一矢一箭突出重围，留下千古之谜。白登之围诞生了大汉王朝的一个基本国策-和亲。
  和亲政策历代史学家褒贬不一，认为和亲的做法卑躬屈膝，辱没一个王朝的尊严，似乎在他们眼里，只有战争才是解决一切民族与国家矛盾的唯一手段。然而雄才大略的汉高祖刘邦用他的智慧或者说狡猾平定边患，为汉王朝的强大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王朝的反攻赢得宝贵的时间。文景之世，汉与匈奴从未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保证国库中的钱粮堆积如山。勇敢和剽悍的大匈奴被刘邦一个小小的花招摧毁
  我们讲和亲政策是不是剑走偏锋，与我们北魏王朝有关系吗？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有，不仅仅与北魏，而且与十六国王朝的兴亡生死攸关。刘邦的“和亲”到苻坚的“视夷狄如赤子”，再到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革，直至毛泽东同志的“民族团结”政策一脉相承，逐渐被发扬光大，最终成为解决民族矛盾的最佳政策，没有刘邦的和亲，恐怕就没有现在的中华民族。
  南匈奴投降后，匈奴人逐渐入塞定居，为表示对大汉的忠诚，匈奴单于们以汉政权屡次和亲，汉公主每每嫁到塞外为理由，自称是汉朝的外孙，冒姓刘。刘渊的父亲刘豹在三国魏武帝曹操分五部匈奴时被任命为左部帅，居于新兴（今山西忻州市北）。刘渊少年时代，酷爱读书，以当时上党（今山西长治市）名士崔游为师，遍习《诗经》、《周易》、《尚书》等儒学经典，博览《史记》、《汉书》和诸子学说，常对人们说：“一物之不知者，周君子之所耻也。”因此可见他的汉化程度之高，颇受当时太原名流王昶、王浑等人的器重。由此可见，刘渊是一名汉化极为彻底的匈奴人，不过，他并没有丢弃本民族的特性，随着年龄的增长，武学渐进，射艺精熟。成年之后，生得体貌伟岸，膂力过人，须长三尺，姿仪不凡，深得时人崇重。
  刘渊曾以侍子（即人质）身份留居洛阳。西晋伐吴前夕，王浑向晋武帝推荐刘渊，经过一席交谈，司马炎对刘渊之才大为赞赏，对王济说：“刘渊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王浑乘机举荐刘渊为将，讨伐东吴，司马炎正想应允，大臣孔恂、杨珧搬出一句最具种族歧视的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臣观刘渊之才，当今惧无其比，陛下若轻其众，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权，平吴之后，恐其不复北渡也。”司马炎默然。泰始初，鲜卑秃发部首领树几能在凉州起兵反晋，李熹建议任命刘渊为大将军，发五部匈奴兵西征凉州。孔恂又反对，认为刘渊比树几能更加可怕，让他平定凉州，只会增加他的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