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

总体上，我认为我们的“准发达国家”板块已经达到，或者超过了东欧的平均水平。但要使整个中国达到东欧今天的水平，还需更长的时间。
我们与人家差距最大的是市民文化这一块。从办事排队到开车讲规矩等，人家做得还是比我们好。东欧国家的市民文化形成历史比我们长，特别是像布拉格、布达佩斯、里加等城市，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有相当庞大的中产阶级，已建有大批高级公寓、别墅和咖啡馆，市民文化的底蕴迄今犹在。我记得捷克著名诗人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在他的名著《世界美如斯》中，就回忆过自己1920年居住过的布拉格日什科夫区，回忆那里咖啡飘香、绅士互相脱帽敬礼、盛装舞会等贵族的传统。欧洲贫富差距当时也很大，达官贵人也遭人忌恨，但贵族的生活习俗和方式却一直被普通人模仿，这是欧洲市民文化比较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贵族留下的古堡、庄园、花园、艺术品至今还是这些国家的文化精品，这种源远流长的市民文化，我们要赶上真不容易。
三、重返匈牙利
近二十年后的2008年8月，我又有机会沿着老路从维也纳坐大客车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访问。维也纳还是那么雍容大气，只是机场显得陈旧了，刚从北京机场过来，一下子还真不习惯，真有点到了第三世界的感觉。机场的商店还是1980年代的装潢。红黄绿标记的三家出租车公司在机场拥有柜台，一字排开，里面的工作人员做出夸张的表情，争相拉你坐他们的车。二十年前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维也纳夜景，今天看来是如此平淡，跟上海璀璨迷人的夜景相差太远了。西欧的特点是几十年不变，反正是发达国家了，可以固步自封了；中国的特点是一直马不停蹄地追赶发达国家，整个国家面貌日新月异，当然，变得太快也会有自己的问题，但这是后话。
我们的大客车很快就进入了斯洛伐克，现在斯洛伐克已是欧盟成员，所以不再设边界关卡，一块矗立在高速公路旁的“欢迎来到斯洛伐克”的英文标牌提醒我们，车子已进入了斯洛伐克。这些年来，斯洛伐克因为劳动力便宜，又加入了欧盟，吸引了不少外资。布拉迪斯拉发市的老城大有改观，修复了大片的步行商业街，很多名牌精品店纷纷入住，但人气不旺。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布拉迪斯拉发火车站竟然还是和二十年前一样的简陋，连个像样的候车室都没有，旅客大都席地而坐。车站也没有一个像样的餐馆，只有两家夫妻店，七八张摇摇晃晃的饭桌，几十把塑料椅子，经营着不敢恭维的斯洛伐克匹萨饼和俄罗斯罗宋汤。真不知道这个当时人均吸引外资最多的东欧国家怎么不投资改造一下火车站、汽车站之类的基础设施。
斯洛伐克虽然已是欧盟成员国，但2005年选出的新政府很令欧盟头疼。因为新内阁包括了一些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可以公开谩骂该国的匈牙利和吉卜赛两个主要少数民族，骂这些人“丑陋、罗圈腿，是骑在令人可憎的马上的疑似蒙古症患者”。斯洛伐克前副总理伊万·密克罗什对我说：“亏得上面有个欧盟，使这些激进分子在国家政策方面还不敢走得太远，否则麻烦大了。”密克罗什曾在斯洛伐克推动了不少市场化改革方案，在西方广受好评，但2005年他的政党在大选中被击败。他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搞改革，最好就是只做不说，先说了，最后什么也做不成，还被人骂。”
火车开了3个小时，我又来到了久违的布达佩斯火车站。但一下车，我最大的感觉也是这里与二十年前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些热闹的小铺子还在，出售各种廉价的旅游纪念品、箱包、打火机、DVD之类；那些兑换外币的私人钱庄也在，有十来个，边上还有几个“黄牛”，但人数比二十年前少；那些出租房屋的老头老太还在，惟一的变化是一位老头用中文在吆喝：“房间、房间。”我后来还抽空去了布达佩斯的劳克西商业大街，商品倒是不少，但从物业装潢到服务设施，都陈旧了，与中国大都市的繁华和时尚差距甚大。但布达佩斯的城市布局雍容大气，古典建筑端庄典雅，绿树成荫的宽阔街道令人赏心悦目，登上多瑙河边的城堡山眺望，更是令人心旷神怡，全城的景色一览无余。
我又见到了老朋友H君夫妇。他们约我在繁华的瓦茨大街终点的Gerbeaud咖啡馆见面，这是布达佩斯最精致的咖啡馆，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他们夫妇这次给我最大的惊讶是，二十年前的政治激情荡然无存。我们聊起了这二十年匈牙利的变迁，H君说：“一言难尽，有得有失，但感觉有点苦，就像这个咖啡。”他接着说：“苦，是因为我们没有想到变革是如此不易，你说我们政治独立了吗？我们现在被北约控制了，我们不喜欢俄国，可我们不想跟俄国人弄得剑拔弩张。你说我们经济独立了吗？我们经济现在都被外国人控制了。”
我们聊到了戈尔巴乔夫和卡达尔。H夫人指着窗外热闹的瓦茨大街对我说，1986年6月戈尔巴乔夫和夫人赖莎在他们夫妇的陪同下曾在这条街上散步，这里眼花缭乱的广告和琳琅满目的商品使戈尔巴乔夫很惊讶。随后他多次表示苏联要借鉴匈牙利的经验来解决苏联的经济问题。现在看来他有点浮夸，不如卡达尔那么踏实。我知道现在匈牙利有不少人怀念卡达尔。H夫人说：“卡达尔那个时代，大家都有工作，全民医疗保险，还有带薪休假，我们的生活也比周边的国家都好。”
她还说：“卡达尔非常廉洁，连他的政敌都不否认这一点，这与现在的权贵成了鲜明的对照。那一代的人做事有原则。卡达尔在1950年代曾被诬告而投入监狱长达四年，他夫人也受牵连，被开除党籍，人无居所，后来布达佩斯一个普通百姓家庭收留了她，卡达尔夫妇至死都和这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H君此时插话：“你知道我们现在怎么形容我国的政客吗？这些人见面互相打招呼，已经不再说‘你好’，而是说‘你是千万富翁了吗？’”想起H君当年对卡达尔的不满，我此时也只能唏嘘。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台湾地区民主化也二十年了，民望最高的还是亲民强势的领导人蒋经国，南斯拉夫各国也民主化二十多年了，但威信最高的政治人物还是意志如钢的铁托，历史是公道的，人民心中自有一杆秤。
我们聊到匈牙利的选举政治，H君坦承：“看来我们当时是天真了，以为只要举行自由选举，一切都会变好。但二十年过去了，左派右派都执政过了，都是政客，没有出现过政治家。整个二十年东欧都没有产生过政治家，这是欧盟的结论。”他问我：“你听说过我们‘骗子总理’的事情吗？”我点头，这是指匈牙利总理久尔恰尼2007年5月在执政党一次内部讲话中说：“我们搞砸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糟糕，是糟透了！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比我们干得更蠢了……在我们执政的四年里，政府拿不出引以为傲的业绩。我们该如何向选民交代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采取了一切措施保证使这个秘密在大选之前不被泄漏出去。过去两年里，我们一直在撒谎。”这段话后来在网上被披露出来，匈牙利举国哗然，随后就是二十年来匈牙利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和警民冲突。
“坦率地说，我现在很悲观，”H君说，“我们不是在‘好人’与‘坏人’之间作选择，而是在‘坏人’与‘更坏的人’之间作选择，他们之间争权夺利，分裂了整个社会。”他还引用了匈牙利学者海斯勒（ákos Heiszler）的评论：匈牙利人缺乏“政治文化和妥协的智慧”，所以今天的匈牙利是“一个深深分裂的社会”。我认识不少东欧朋友，他们原来都以为，只要政治制度一变，一切都会变好，但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革命是浪漫的、兴奋的、热血沸腾的、充满希望的，但革命后人们突然发现旧的习惯和行为方式依然根深蒂固，一切宛如昨天，甚至更糟。
我还见了匈牙利一位资深的政治学者，他的谈话更直率：“你看，我们的国家还有希望吗？匈牙利一半的资产卖给了外国人，还有一半给贪污了。什么是‘休克疗法’？那就是把能卖的公司都卖给外国公司了，最大的石油公司卖给了美国人，美国人又把它卖给了德国人，现在德国人又把它卖给了俄罗斯人。今天控制我们经济的主要是德国人，连媒体也都给德国公司控制了。你大概不能想像，我们的出租车公司也卖给外国人了，一家英国的公司，还有一家土耳其的公司，他们垄断了价格。”我这些天常坐出租车，注意到这里出租车价格贵得有点离谱，接近瑞士。
他给我展示了世界知名的GFK公司在匈牙利作的最新民调结果：2008年62%的匈牙利人认为现在的生活不如二十年前的卡达尔时期，2001年时，这个比例是53%。今天只有14%的人认为现在是“最幸福的时期”，而60%的人认为卡达尔时期是“最幸福的时期”。他带有感叹地说：“很多东西，只有失去了以后才知道珍贵，就像空气和水，一旦没有了，才知道它们是多么的珍贵。现在少部分人的生活确实比过去好了，但大部分人生活得更糟了。物价上涨太快，货币贬值太多，工资涨了五六倍，但煤气、水、公共交通等都涨了20倍到100倍，受害最大的是我们这些拿退休金的老年人，退休金根本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还有就是年轻人，匈牙利就业机会太少，失业率已达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