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

第135章


“民主与专制”这个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诠释能力?这个概念可以解释一部分现象,但又明显地缺少诠释力,越来越沦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这个观念把千差万别的世界政治形态过分简约化了:这个世界只剩下民主与专制的对立,不是民主就是专制,而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专制就是法西斯,就是希特勒。如前面所说,如果世界真可以这么简单分类,那么民主制度选出了仇视人类的希特勒该怎么解释?西方认为非常不民主的那个新加坡,其国家治理水平明显高于台湾地区和韩国,更不要说第三世界的大批所谓民主国家了,这该怎么解释?
中国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从“内容”和“结果”来判断一项政策,判断一种政治制度的质量,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三个“有利于”: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思路对我们讨论民主建设也有启发,因为邓小平把判断社会主义的重点放在内容和结果上,而不是放在形式和程序上,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形式和程序创新留下了无穷的空间。实际上,即使从西方民主理论本身来看,今天西方主要国家把民主简化为程序民主,结果是大量劣质民主的产生。今天这个世界充斥了民主程序大致“正确”,但民主结果糟糕透顶的劣质民主。我们需要“拨乱反正”,需要从“内容”和“结果”出发,从实现“良政”出发来探讨和界定民主。
基于这些论述,我认为东亚社会,乃至整个非西方社会都应该大胆地探索如何结合自己文化传统来建立新型的民主制度。也许可以遵循这么一个探索的思路:如果说西方民主现在被简约为程序民主,我们可以尝试反过来做,即从内容出发来探索新的形式。
在探索新型民主的过程中,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三条经验十分重要。一是走渐进改革的经验主义道路,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完美的理想设计出发,循序渐进、不断试验、发挥人民的首创精神,不要给自己设定过多的框框,摸着石头过河,最终总会摸到石头,总能过河,最终形成自己比较完整的新体制框架。我们的大方向应该是逐步建立一流的人才选拔机制、一流的民主监督机制、一流的社会磋商机制。像经济改革一样,虽然我们没有路线图,但我们有指南针。在大方向、大战略确定的情况下,鼓励各个地方进行大胆地探索和尝试,逐步摸索出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民主建设之路。
第二条是内需驱动,从中国的实实在在的内需出发,从有效的内需出发,只有有效内需驱动的改革才会比较稳健。什么叫有效的内需?有效的内需就是一个国家的思想、文化、民情等方面都产生的真正的内需,这才是政治改革最大的内在动力。就中国目前阶段,最强的内需是反腐机制建设、党内民主机制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法治社会的建设。非西方国家民主试验不断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从自己国内的内需出发,而是从西方国家的要求出发,严重脱离了本国人民的真实需求,老百姓要求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和议会却在天天争论修宪和废除死刑之类的事情,肯尼亚、蒙古、乌克兰等都是这样的情况。
第三是民生为大,也就是说不仅国家的主要任务是改善民生,而且民主建设也要着眼于在更高、更广的层次上全面提升人民生活的品质,落实到政府为百姓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落实到让人民过上更安全、更自由、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第三世界民主试验之所以频频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西方推动的是为民主而民主,结果是政治机器空转,导致无穷的内耗,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更糟了,这样的民主自然难以为继。有了这三条,非西方社会应该可以逐步摸索出符合自己国情的民主道路和形式,最终民主的品质甚至会高于西方民主的品质。
民主建设其实就像开门一样,门可以推开,也可以拉开。西方文化习惯了推,强调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对抗,喜欢斗争哲学;而东亚和中国文化更习惯拉,强调不同利益的共生和融合,主张和谐哲学,最后就是看解决问题的实际效果。西方民主模式在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成功率极低,那一套斗争哲学把多少国家搞得四分五裂,现在东亚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可以探索用拉的方法来打开民主之门,探索建立一种源于自己文化,同时又汲取百家之长的、在品质和实效上都超越西方水准的新型民主制度,这也是东亚国家和社会能为人类作出自己贡献的一个重要机会,作为“文明型国家”的中国应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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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新一轮“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纵观21世纪过去的十年,我觉得世界大致目睹了三个潮流:一是宗教化的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大,这个潮流往往和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遭到了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反对。二是半宗教化潮流,具体表现就是以小布什为首的美国,以一种基督教传教士的狂热在世界推行美式民主,其结果是灾难性的,小布什“大中东民主计划”终于偃旗息鼓,整个第三世界也找不到美式民主成功的例子。三是中国引领的现代化大潮,尽管这个潮流本身存有缺陷,但中国大力消除贫困、推动现代化建设,使得中国这么大规模的一个“文明型国家”迅速崛起,也带动了整个世界的发展。
我们一些人总担心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问题。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最大特点就是不必太担心这个问题,因为你是一个延绵五千年的主体文明的复兴,这个过程会是一个不断产生新标准的过程。有些方面,我们应该主动和别人接轨,因为我们有学无止境、从善如流的文化传承;有些方面,我们不需要接轨,因为我们做的事情符合我们的民情国情;有些方面,是别人最终要和我们接轨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做法代表了未来。
我们一些人老是担心西方是否“认可”中国。其实,一个“文明型国家”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过去与别人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会是自成体系的。我在本书的“引言”中已经这样说过:“文明型国家”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将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
我们一些人总是认为,中国经济改革进步很大,但政治改革滞后,所以造成了今天的很多问题。我倒建议换一个思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我们才对自己的政治制度做了一些“挖潜”和“微调”,国家就迅速崛起了,我们取得了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可望而不可即的成绩。换言之,即使在不那么完善的制度下,在所谓“政治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我们都可以与任何一个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竞争而胜出,并使整个西方受到了强烈的震动,下一步的改革当然不是像戈尔巴乔夫那样否定自己的制度,而是要首先肯定我们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集思广益,不断改进和完善我们的制度,最终实现对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超越纽约那样。
其实经济改革也是这样的,西方国家至今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但这又有什么关系?西方其实已经越来越感到竞争不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我们的路走对了,世界上没有最好的模式,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模式。如果我们能够继续推动符合民情国情的政治改革,把各种关系进一步理顺,把人民的智慧和潜力进一步发挥出来,那才是更加蔚为壮观的事业,所以好戏还在后头。我们千万不要以大国小民的心态来窥视这个世界,甚至连抬起头来正视西方的勇气都没有。过去三十年间,我走了一百多个国家,总体上看,发展最成功的就是中国,人民生活改善最快的也是中国。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前途感到悲观的。我们遇到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崛起的大国都曾遇到过,我们迄今为止处理得比它们当时处理得好得多,许多方面今天干得也不比它们差。我们的模式,虽有缺陷,但可以完善,其总体的成功毋庸置疑。
西方有句谚语:鹰有时比鸟飞得低,但鸟永远也飞不到鹰那么高。我们在一些方面暂时还不如别人做得好,但别的国家将很难达到中国可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底气所在。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来看,中国这只雄鹰数千年来一直比西方飞得高,只是在过去的两三百年里比西方飞得低了,现在通过自己数十年坚持不懈的奋斗,全面地吸收了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也发扬了自己的优势,中国这只雄鹰终于在新的世纪里再次鲲鹏展翅,鹰击长空,正在飞向西方文明难以企及的高度。中西文明在这场较量中的最大差别在于中华文明能够全方位地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而西方文明缺乏学习别人的能力,这大概也是中华文明能够连绵五千年而不衰,而其他文明都先后走向衰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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