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两江总督府偏将杨天相为人耿直，一心为国为民除害，费尽心力，终于捕获了匪首李元龙，将他押解到总督府。李元龙狡诈多变，拒不承认自己是海盗，只说自己是安顺良民，因多有家产，为海盗觊觎良久，勾结偏将杨天相欲置自己于死地。暗地里，李元龙命手下给苏凌阿送去了五千两白银、十几颗珍珠和一株罕见的珊瑚。视财如命的苏凌阿见到如此丰厚的贿赂，竟一口认定杨天相勾结海盗、陷害良民、冒领军功，判杨天相通匪，论律当处大辟之刑。公文送达朝廷后，朝野上下一片反对之声，惟有和珅力主苏凌阿原判，杨天相终于命丧黄泉，成为一大冤案，而匪首李元龙则继续逍遥法外，为非作歹。
    由于和珅能够谨守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原则，向和珅行贿，只要能让他满意，行贿的人大多可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极大地刺激了大批心术不正的官员。他们都巴望着能找个机会，向和珅表明自己的诚意。于是，每到节庆的时候，和府门前，手执礼单的人总是排成了长队。各地送来的礼物，更是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除了白花花的银两，更多的是奇珍异宝，珍稀古玩，以致嘉庆帝查抄和珅家产的时候，查出的许多物品竟然比皇宫所藏还要罕见。当和珅的夫人冯氏为他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各地官员闻风而动，拿住机会向和珅大献殷勤，送礼的车队从四面八方涌向京城。
    和氏一族，人丁不旺，他的儿子丰绅殷德与公主成亲之后，多年竟未有子嗣，和珅常盼着能再有一个儿子，便可以继承自己的万贯家财。天遂人愿，和珅在年愈不惑之时，夫人冯氏又产下一子。大小官员都能料知和珅在四十五岁时又喜得一子的兴奋，如果能在这件事上讨好和珅，一定是事半功倍。果然，和珅的小儿子百日之后，朝廷上下，从宫内到地方的官员就来了一次大调动。
    和珅非常清楚，交结党羽，仅示之以恩是远远不够的。如果，他们得不到实际的利益，天长日久，必然人心思变。所以，还要广施实惠，令属下看到希望，死心塌地守在自己身边。
    和珅在咸安宫官学中学习时的老师吴省兰、吴省钦兄弟，青年时即游学京城，以少有的才华、博闻强记而闻名京师，被选入官学任教。然而，他们兄弟却不甘心以清苦的教师职位终老一生。因此，当他们的学生和珅已经升任大学士，主管科举考试，任主考官时。吴氏兄弟得知这一消息，毕恭毕敬地到和珅府上拜望，一见面就对和珅大礼参拜，口称老师。就这样，包括吴氏兄弟在内的和珅诸多“门生”，都轻轻松松地就中了科举，顺利踏上了仕途。
    从此，吴氏兄弟对和珅是忠心耿耿。和珅在他的众多门生中对吴氏兄弟也最为满意，除了因为他们听话之外，而且还因为他们有满腹的学问，这兄弟俩的学问无论是在朝在野，人尽皆知。所以，和珅对他们常常有心提拔。和珅深知科举是一桩财源广进的肥差，便想办法点吴省钦为直隶府学的学政，让他主管乡试。吴省钦上任之后，就亲自考察考试的生员。前来拜访这位学政大人的生员怎敢空手而来，都尽其所能带来丰厚的礼物，吴省钦对着一份份礼单心中暗自衡量比较，至于生员学问如何，哪有心思去问。他在直隶府学官位上，贪得无厌，几乎是名码标价地收受贿赂。他把各个生员送银的多少记录在册，按银取名。曾有一名胸无点墨的生员以一万两白银的价格换得了乡试第一名。可怜那些十年寒窗出身贫寒的书生，原本指望能经由科举一朝成名天下知，可是金榜一出，眼睁睁地看着那些有钱人榜上有名，自己虽然满腹经纶却只能名落孙山，满腔的愤恨无处发泄。相传，曾有胆大的考生在考场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少目焉能识文案”，下联是：“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大欺天”。上联的“少目”合到一起恰是个“时字，下联的“欠金”合在一起是个“钦”，而横批中的“口”和“天”合起来又是一个“吴”字。上联骂吴省钦根本不识学问，下联则说科举考试只认金银不认人。然而，不管吴省钦的行为激起了多少民愤，只要有和珅给他撑腰，他的学政的职位还是可以安安稳稳地坐下去，他一样可以有源源不断金银进入自己的腰包。和珅对他既施之以恩，又施之以惠，在给他谋得官职的同时，又给了他大把大把赚钱的机会，吴氏兄弟这个人怎能不感恩戴德地追随和珅呢？
笼络实战：有好事得先想着“自己人”
    老狐狸之所以是老狐狸就在于他们对人内外亲疏有别。哪些人是自己人，那些人是对手，哪些人对自己有利，哪些人是自己前进的障碍，这方面他们有特别灵敏的嗅觉。而且无论他们表面如何掩饰，如何表现出“一碗水揣平”，但是他们在处理问题时，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偏袒自己人。
    嘉庆初年，白莲教起义如火如荼，在湖北、四川、陕西一带迅速蔓延。和珅看到了战争给他带来的机遇，他紧紧地抓住这次机会，想趁时局不稳，在混战和乱世中壮大自己的权势，扩大自己的家业，大发战争国难财。
    和珅身为军机大臣、内阁首辅，是乾隆信任不贰，依为心腹的宠臣。面对众多的军国大事，乾隆皇帝已无力亲自处理，又不想将权力移交给嗣皇帝，只好任凭和珅摆布。
    和珅凭借
    手中的军事大权，欺上瞒下，竭力捞取钱财，任用亲信。他不断向太上皇乾隆推荐自己的人，以出任各地镇压起义军的将领。
    当时，国家的财政收人几乎全部用于军费开支，就连历年以来的积蓄也不得他用。有时，各地粮饷征调困难，直接从皇帝的费用中借用，由内务府进行调拨。因此，军中的官职皆成了肥缺。
    利之所在，趋之若鹜。和珅的亲信如蝇逐臭般纷纷来到前线，奔赴军营。他们利用多报兵额、冒领军饷、虚报战功邀赏、克扣兵饷等方式，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甚至在军营中征募歌妓，自养戏班，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把军务放在眼里，而是纵兵养寇，冒功邀赏、营私肥己。那些平日穷乏的官员如侍卫、章京等担任清苦差事的人，一旦得到和珅的任用，前往军营，不出数月，家私顿时丰饶富裕。他们借口祭祖拜宗，托词请假回京，将在军营所蓄资产，运回家乡购买土地，营造家园房屋，甚至开当铺，出租房屋土地，收取租费。
    这些自军营回京的将领，自然少不了要孝敬一番他们的主子和珅。
    和珅知道，要想把这种局面维持下去，必须垄断当时的军事情报，完全控制前线的动向，紧紧把军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此来操纵朝政，挟制皇帝。
    乾隆此时已年近九十岁，白莲教大起义使他时刻处于惶惶不可终日之中，他每日忧心忡忡，心情浮躁，神经已到了崩溃的边缘，再经不住更大的刺激。和珅对此十分清楚，他把前线连打败仗的消息封锁起来，一概不提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免得太上皇经受不起，出现三长两短，失去后台和靠山。
    有时乾隆问起前线的战况，和珅总是报喜不报忧。把军事战报上的战绩报告给太上皇。
    而这位所向披靡的十全老人，还陶醉在过去的辉煌战绩的喜悦中，对和珅的奏报未作过多的考虑，都信以为真。
    和珅并不把军务当成头等大事来抓，最关心的却是如何利用战事发财。他所选派的领兵大臣，这些人多半不知兵事，胆小如鼠。这种军队的战绩，怎么能向最高统治者——乾隆和嘉庆二帝报告呢？所以和珅只有扣压军报。
    在和珅倒台后，嘉庆在上谕中曾指出：“剿办川楚教匪，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意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前奉皇考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事件，伊竟将部务一人把持。”这一点连和珅也不得不承认：“军报到时，迟延不即呈递，也是有的。”另外，嘉庆帝曾指出：“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黩，无非交结和珅；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由此可见，和珅与乾垄嘉庆二帝一样，对白莲教大起义一开始认识不足，把农民军看作是乌合之众，以为只要多调动军队，过不了多久就会像往常一样把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军事进展十分不利，一直到他被捕入狱，农民起义仍未被镇压下去。当然，战事时间拉得越长，和珅得到的好处也就越多。因为只要不间断地调兵遣将，他得到的“贡献”也就会源源而来。又因为他掌握着国库，开支越大他越得心应手地运用“掩饰虚捏之技”，中饱私囊。嘉庆帝曾说：“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主，虚报功绩，坐冒空粮，其弊不一而足。”“弄权舞弊，而贪婪无厌，蠹国肥家。”这话一点不假，军营中许多统兵大员均“捏词虚报，并不亲身督办，仅派镇将等堵剿，率照所禀奏报塞责。伊等拥兵自卫，安心度岁，甚至饮酒宴乐，置军事于不问。”“兵力不敷之故，皆由伊等平日漫不经心，并未认真查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