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民国大文人

劫数东南天作孽，鸡鸣风雨海扬尘。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
  郁达夫和白薇，之前一直没有更进一步的交往。1926年12月3日，学生宴请郁达夫，白薇也在座。席间，郁达夫喝了很多酒。散席后已是10点多钟了，他又跟白薇等3人上电影馆去看《三剑客》。电影结束后，他一个人送白薇回住地时，心里“起了危险的幻想”，即想抱吻白薇。他“紧张到了万分，是决定一出大悲喜剧的楔子”，幸好，郁达夫终于用理智克制了自己的感情，“送她到家，只在门口迟疑了一会，终于扬声别去。”
  当郁达夫送了白薇后，已不能回学校了。这时天又开始下着微雨。他便坐了洋车上陈塘的妓窟里去。已经深夜一点多了，他走了许多巷陌，寻找下等妓馆。幸好都已闭门睡了，否则他又将陷了进去。各处酒楼，却仍热闹之至，洋溢着弦歌声和打麻雀声。但他没有钱，只能隔雨望红楼，他在雨中飘泊了许久，终究感到捱不到天明，便坐洋车到了东堤，向一家小艇借了宿，和两个年轻的艇妇，隔着一重门同睡。她们要他叫一个老举（娼妓）来伴宿，他只是摇头不应。那时，他感慨系之，长吁短叹，偷眼看着艇妇的睡态，于5点多钟的时候才入睡。至七点多钟醒来后，他立即爬出了乌冷的船篷，爬上了冷清的堤岸，如同罪人似的跑回学校的宿舍。
  每当郁达夫感到苦闷的时候，便用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来达到一时的解脱。譬如，把他爱读的书烧了，把几件爱穿的洋服剪破了。甚至有一次，他竟将他二哥寄给他的五块钱买了一大包最贱的香烟，塞在炉子里燃烧。当时他一个人坐在那里，浓烈的烟雾熏得他头脑有些昏乱，眼睛里也流出了许多眼泪，但是，他内心的苦闷，却由于这肉体上的刺激，反而大大地减轻了。
  【从政】
  1936年2月，郁达夫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福州，在省政府任职。当郁达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省政府秘书处的任免通报上时，秘书处的那些人的感觉是：“人的姓名竟有这样相同的！”做梦也想不到创造社的巨头郁达夫会做官，而且会到福建来做那种“朝廷不甚爱惜之官”。而省政府秘书长因向来不看新文学书，对于下属的有关问询，仅能表示“听说此人是会写写的”，其余“也不太清楚”。
  郁达夫刚到的时候，被委任为省府参议。参议不是编内人员，无固定任务，只办理临时交办的事务，无须按规定时间来办公。3个月后，秘书处公报室主任离任，郁达夫接充遗缺，同时不再任省府参议一职。公报室的任务就是编辑《福建省政府公报》。所谓“编辑”，其实称为“汇订”更为恰当。因为省政府各厅、处、局凡需要登公报的文件，各主任秘书都会盖上“抄登公报”这个印戳，然后由专人抄送一份给公报室。公报室需要做的只是将这些文件按照公报体例分类汇订，送给秘书长批一个“发”字，就付印了。当公报室主任根本无需动笔写一个字，所以这主任虽是实职，却是最闲最冷的官。
  但郁达夫来公报室后，也挺忙碌的。那时省政府办了两份刊物：一份是《闽政》，发文阐述政府的施政方针，报道实施情况；另一份是《公余》，介绍国内外时事形势，报道学术消息，选登国内外报刊重要言论。陈仪把编辑这两个刊物的任务交给了郁达夫。这样，在公报室主任职上的郁达夫做起了有别于“作家”的文字工作，真可谓闲差不闲。
  【嗜好】
  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二十年代初，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汇聚了一批名流教授。如郁达夫、何鲁、刘大杰等人。闲暇之时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中边酌边谈。其中郁达夫酒量最大，他饮酒用大玻璃杯，总是一醉方休。聚会中也有一位滴酒不沾的人，他就是诗人汪静之，他以茶代酒，当谈道热闹时，他的诗人本色就显露出来，摇头晃脑的用皖南话朗诵自己的新作，往往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也小有争执，也得过且过继续过。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合衣而卧，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并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队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郁达夫喜形于色。他颇为得意地带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张看：“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
  【教学】
  郁达夫曾在北大经济系教统计学。郁达夫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归来后，受聘为北大经济系讲师，开设统计学课程。据樊弘回忆：“郁达夫上第一堂统计学课时就说，我们这门课是统计学，你们选了这门课，欢迎前来听课，但也可以不来听课，至于期终成绩呢，大家都会得到优良成绩的。”
  1923年9月（一说10月），郁达夫到北大任教，是陈豹隐（启修）所推荐。郁达夫1919年11月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学科学习，1922年3月毕业，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陈是前后同学。郁达夫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经济困窘。
  郁达夫在北大经济系的职称是讲师，每周两小时统计学课，月薪三十多块钱。同时在北平平民大学和国立艺术专门学校兼课。
  当时北大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学者和诗人的冯至写的《相沫与相忘——忆郁达夫在北京》中说：“上课钟响了，郁达夫走上讲台，……说：‘陈启修先生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们讲的是从同一个老师那里得来的，所以讲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那样坦率，我感到惊奇。……从来没有从一位教员或教授口里听到过这类的话。这对于那些一本正经、求知若渴的经济系同学无异泼了一盆冷水。而且刚过了半个钟头，他就提前下课了，许多听者的脸上显露出失望的神情。”
  当年和郁达夫往来的陈翔鹤在1947年写的《郁达夫回忆琐记》中说，郁曾在他面前发牢骚：“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是‘统计学’。统什么计，真是无聊之极！”
  郁达夫1927年在《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中说：“受了北大之聘，到北京之后，因为环境的变迁和预备讲义的忙碌，在一九二四年中间，心里虽然感到了许多苦闷焦躁，然而作品终究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