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诸葛亮

’”可见，曹操估计到自己的力量远未足与袁绍相敌，身世所决定的号召力也不能与袁绍可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任“天下之智力”，争取不同政治派系和军事力量的归附，使大批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为其所用，才能实现“统御海内，芟夷群丑”的目的，遂提出了“唯才是举”的政策。但随着曹操军事政治力量的不断强大，到了北方统一的“治平”之时，曹操就冀图建立专制统治，并因时势的变化改变了策略。就曹操统治的前后期的用人政策来看，也说明了这一点。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4)
  曹操起兵伊始，仅有兖州一隅之地，兵微将寡，这时曹操求贤心切，唯恐因害贤而使天下英雄裹足不前。“袁绍宿与故太尉杨彪、大长秋梁绍、少府孔融有隙，欲使公以他过诛之。公曰：‘当今天下土崩瓦解，群豪并起，辅相君长，人怀怏怏，各有自为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虽以无嫌待之，忧惧未信，如有所除，则谁不自危？’”《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刘备为吕布所败，投依曹操，程昱屡谏操：“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操亦明知备乃人杰，但终不肯下手，原因就是“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又如官渡战后，曹操从缴获袁绍的书信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有人建议严加追究，但操却“皆焚之”。同上。其实这并非他发善心，而是操知道，“当绍之强，孤犹不能自保，而况众人乎”《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氏春秋》。，故假作仁慈，以收揽人心。但在曹操平定冀州，北方统一局面稳定后，曹操胆子壮了，腰杆也硬了。为了实行专制统治，以免大权旁落，于是对士人发出一道杀气腾腾的《整齐风俗令》。在用人政策上也采取了“以刑为先”、“用法峻急，有犯必戮”的极端手段，来剪除一些不合己意的人。一些名士恃才而骄，不肯唯命是从，就成了曹操动刀的借口。
  由此可见，曹操在其统治的后期并未能真正做到“唯才是举”，而是以他自己提出的“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同①。作为其用人标准的。曹操的“赏功能”不过是他用人的权宜之计，并且仅仅是在“有事”时用之，但在定天下后的“治平”之时，曹操就要“尚德行”。华歆、董昭、陈群等阿谀奉承、望风顺旨的所谓“清正之士”就被重用，而昔日有“治国用兵之术”的进取之士就受到排挤和打击，他们“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并且一旦和曹操意见不合，或成为操专制独裁的阻力，就难免要遭杀身之祸了。正如赵翼所说：盖操当初起时，方欲藉众力以成事，故以此奔走天下。杨阜所谓曹公能用度外之人也，及其削平群雄，势位已定，则孔融、许攸、娄圭等皆以嫌忌杀之，荀彧素为操谋主，亦以其阻九锡而胁之死，甚至杨修素为操所赏拔者，以厚于陈思王而杀之，崔琰素为操所依信者，亦以疑似之言杀之。然后知其雄猜之性，久而自露，而从前之度外用人，特出于矫伪，以济一时之用，所谓以权术相驭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
  当然，定天下后残害功臣、贤士，并非曹操一人，在两千余年的帝制社会里不乏其例，这是帝制社会的一大通病，是皇权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只是曹操在天下并未真正统一前，就开始诛戮功臣贤士，充分反映了曹操皇权思想的恶性膨胀。
  其二，从曹操个人的性格、品质来看，其气度恢弘、赏罚分明、用人不究小过之例固然不少。同时，他又是一个极其凶残、嗜杀、阴险、狡诈的封建统治者。正如孙权所说，曹操“所行，其唯杀伐”《三国志》卷五十二《诸葛瑾传》。。在他指挥战争围城时，曾强硬规定“城拔，皆坑之”《三国志》卷九《曹仁传》。。因而往往不是“坑杀”，便是“屠城”；不是“所过多所残戮”，便是“鸡犬亦尽”。为父报仇，他能屠杀男女数十万于泗水，泗水为之不流；官渡之战，他斩袁绍八个大将，坑杀降卒七八万，还自鸣得意。
  曹操的残暴行为不仅反映在他和敌对势力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而且处处体现在其为人处世的原则中。如曹操被董卓通缉逃难时，经过吕伯奢之家。“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三国志·武帝纪》注引《孙盛杂记》又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盛情款待曹操的吕伯奢全家被操惨杀。事后曹操还大言不惭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又如曹操因“常讨贼，廪谷不足”，管粮官征得曹操同意，用小斛发放军粮，曹军因此大哗，操却对管粮官说，不得不借你头一用，“不然事不解，乃斩之，取首题徇曰‘行小斛，盗官谷’，斩之军门”《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
   
                  
曹操用人政策再评价(5)
  曹操一面杀人，一面还假作慈悲，瞒心欺人。“其所刑杀，辄对之垂涕嗟痛之，终无所活”，他还嫉贤妒能，“诸将有计画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同上。杨修被杀，从表面上看，是他“交关诸侯”之故，其实并不尽然。杨修才气横溢，聪明过人，如汉中之役，操受挫于刘备，进退维谷，出军令曰“鸡肋”，杨修知其用意，“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结果不出其所料，“操于此回师”。《后汉书》卷五十四《杨震传》附《杨修传》。蔡邕所题曹娥碑的八个字，也是杨修破译为“绝妙好辞”，使操自叹弗如。殊不知才高遭人忌，杨修又不能大智若愚，结果为日后被杀埋下了祸根。
  论者皆谓曹操“能用度外之人”，并举操释陈琳为例，其实这件事并不足为证。陈琳虽骂及曹操之祖宗三代，但曹操亦知道陈琳时为袁绍谋士，桀犬吠尧，身不由己，故释而用之。而以他事为例，就可看出操之度量亦很有限。如“袁忠为沛相，尝欲以法治太祖，沛国桓邵亦轻之”。曹操对这两人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后“（袁）忠、（桓）邵俱避难交州”，曹操还是不肯放过，而“遣使就太守士燮尽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谢于庭中，太祖谓曰：‘跪可解死邪！’遂杀之”。《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曹瞒传》。又如毛玠得罪曹操，操虽贷其不死，然终身禁锢，废黜不用，可见其心胸之狭，正如孙盛所说：“昔者汉高狱萧何，出复相之，玠之一责，永见摈放，二主度量，岂不殊哉。”《三国志》卷十二《毛玠传》注引孙盛评。
  总之，当我们分析评述曹操用人政策的功过是非时，很容易看到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令人惊异的巨大矛盾，即功过同在，或曰功过集于一身。“历史行程二律背反”现象在这里得到最为充分的体现。曹操身上集中的种种悖论，还是许劭的那句名言“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最能概括曹操之所作所为。这个“能臣”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政策，而这个“奸雄”又以“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为其处世准则。从这里也可找到曹操求贤又杀贤的另一原因。
  综上所述，我认为对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应作一分为二的评价。一方面，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东汉以来专讲“阀阅门第”、任人唯亲的腐朽官僚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另一方面，曹操的“唯才是举”是按照“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的标准来实行的。换言之，曹操之用人政策是典型的帝王权术。对此，后世史学家颇多评议。王夫之认为：“操之所以任天下之智力，术也，非道也。术者，有所可，有所不可。可者契合，而不可者弗能纳，则天下之智力，其不为所用者多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赵翼则把三国之主的用人作了比较，他说：“三国之主各能用人，故得众力相扶，以成鼎足之势，而其用人亦各有不同者，大概曹操以权术相驭，刘备以性情相契，孙氏兄弟以意气相投，后世尚可推见其心迹也。”《廿二史劄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其语鞭辟入里，道出曹操用人政策的真谛。
   
                  
孙吴立国之柱石——陆逊(1)
  陈寿著《三国志》，除三国之主外，凡将相大臣诸人物皆数人合为一卷。唯诸葛亮、陆逊单人独占一卷。可见，陆逊在三国史上占有何等重要之地位。宋人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三“孙吴四英将”条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并称为“一时英杰”，誉为孙吴立国之柱石。周瑜、鲁肃、吕蒙三人诚为超世之杰，然他们大功初建之时，即患重疴，不幸英年早逝。“孙吴四英将”中唯有陆逊出将入相，享年最永，卒时已六十三岁，在三国时代可谓长寿。顾雍死后，陆逊代之为丞相。孙权拜逊为相时，下诏曰：“夫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昔伊尹隆汤，吕尚翼周。内外之任，君实兼之。”《三国志》卷五十八《陆逊传》。孙权认为，陆逊有超世之功、文武之才，故将其誉为商汤之伊尹、西周之吕尚，可谓推崇备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