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林肯对不少将领感到失望，却非常欣赏格兰特的敢做敢为，曾指出要知道格兰特在哪里，“就看哪里在打仗。他在哪里，哪里就有动静。”
  虽然承认古巴起义者有可能使国家走上战争之路，但菲什知道格兰特是不可预测和不畏风险的。内战期间的维克斯堡之役即是一例。
  维克斯堡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是南军重兵把守的要镇，北军能否攻占它，是西线战局胜负的关键。1862―1863年，格兰特的部队被阻挡在维克斯堡以北。该镇北面坚固设防，仅南面防线薄弱，但北军很难进到该镇以南。南方邦联军队沿密西西比河14英里长的峡谷部署了炮兵，防止北军沿河南下。格兰特的司令部当时设在“马格诺利亚号”船上。他把自己关在一间小舱房内，不停地抽雪茄，冥思苦想。参谋们只好在外面焦急等待。
  格兰特想出的主意大概是内战中最大胆的一个作战计划。他决心让北军两万多人的部队乘船，趁夜幕掩护沿密西西比河西岸南下，尽量避开南军炮火，减少损失。一俟驶过维克斯堡，再登上东岸北进，进攻该镇。这支部队深入维克斯堡以南后，将不得不孤军奋战，失去与北军后勤基地的联系，而且在兵力上与南军相比居于劣势。
  内战时期北军的名将特库姆塞・谢尔曼当时是格兰特的部下，他一听格兰特这一计划，惊骇不已，公开表示反对。格兰特后来回忆说：“谢尔曼对我宣布的计划感到惊讶，因为我将是孤军深入敌境，一条大河阻断了我与后方的联系。而敌军又是坚固设防，如此险境，正是敌人长期以来求之不得的，我岂不是自投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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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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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格兰特决心已下，开始行动。最初，他似乎真的犯了错误。当运兵船队趁夜幕南下时，南军在密西西比河两岸燃起了巨大火堆，为他们的炮火照亮目标。格兰特站在“马格诺利亚号”的甲板上，冒着敌人的炮火，焦虑地观察了90多分钟，才通过了这一危险河段。
  幸好北军损失轻微，真是奇迹。他们在东岸登陆，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向北推进，进展顺利。这支奇兵奋战，十周后，维克斯堡守军即被迫投降。第二年，谢尔曼接任西线司令，也曾经率领四万大军，在没有后勤补给线的情况下，横扫佐治亚州之敌。这时，格兰特已升任总司令，在东线与南军统帅罗伯特・李厮斗。林肯说：“格兰特是我的人，在用兵遣将方面，我是他的人。”
  除了格兰特的心计不可预测以外，菲什担心的第二点是总统与陆军部长罗林斯的关系之亲密，非同一般。菲什出身于纽约豪门，比格兰特年长12岁，跟出身于俄亥俄鞋匠家庭的总统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比总统小几岁的罗林斯却是格兰特多年的知交。不论罗林斯说什么，总统肯定都会细听，非常信任他。
  要理解罗林斯与格兰特的交情，就不能不说到格兰特的酗酒问题。格兰特年轻时从西点军校毕业，成了一名职业军官。1853年，他被派到太平洋岸旧金山以北250英里的洪堡要塞。远离妻子和孩子的格兰特经常借酒浇愁。一天，他妻子忽然收到他一封信，说他已辞职退伍，但没有解释是为什么。后来据多数人说，那是因为他的上司发现他值班时酗酒，而要求他辞职。他东返故乡，身无分文，也不知道自己此后如何养家糊口。
  格兰特发现自己不适于平民生活。在妻子的协助下，他经营密苏里一处农场，没有赢利反而亏本。有一年圣诞节，他不得不典当自己的怀表让全家人勉强过节。此后为了度日，他又曾在圣路易街头贩卖柴火。
  三十好几的格兰特走投无路，只好咽下自尊心，到他父亲在伊利诺伊的鞋店当伙计。正是在那里，他与身材修长、眼睛深暗而品行端正的罗林斯成了好友。当南方各州脱离联邦时，他们两人志愿参军捍卫联邦。格兰特因酗酒名声不好，最初曾当不上军官。但1861年6月，他终于被授予上校军衔，从此步步高升。内战时，罗林斯有很长一段时间给格兰特当副官。
  尽管酒给格兰特带来过厄运，但内战期间他依然喝得很凶。罗林斯经常管着他，不让他饮酒过度，劝不住时就骂他吼他，还曾经以辞职相要挟。多亏了这位好友的监督，格兰特虽然仍常常喝酒，但从来不曾因醉而贻误戎机。一位记者曾写道，“这完全应归功于罗林斯的规劝，而格兰特也明白这一切规劝是为了他好。”
  林肯倒是不在乎格兰特酗酒。流传的一个真实故事说，有一次，一群国会议员到白宫，指责格兰特酗酒，要求将他撤职。林肯就请他们调查一下，格兰特喝的是什么酒，是什么牌子的。林肯说：“既然这种酒能造就格兰特这样的战将，我倒想弄些来推销一下哩。”
  格兰特当选总统后，曾想任命罗林斯为亚利桑那州军事长官，希望那里的沙漠干燥空气有利于患肺结核的罗林斯的康复。可是罗林斯要当陆军部长。格兰特尽管有顾虑(华盛顿的潮湿气候对罗林斯身体很不利)，还是不能不满足好友的要求。
  这位新的陆军部长坚决支持古巴起义者，报界说他成了“内阁中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在格兰特就任总统才几个月的时候，即1869年8月，罗林斯出现了肺出血症状，将不久于人世了。
  8月31日中午，总统和所有内阁成员在白宫开会。当面色苍白、极度虚弱的罗林斯走进会议室时，在座的人都嘘了一口气。总统见到他的朋友如此病重，十分难过。这位陆军部长用颤颤悠悠的声音发表了充满感情的长篇发言，主张支援古巴起义者。他谈了西班牙人的暴政，谈了他们对起义者的残酷镇压，谈了他们对美国主权的侵犯，以及他们对斯皮克曼、韦思等等美国公民所犯下的罪行。
  然后，罗林斯愤怒地攻击菲什阻挠总统采取行动。最后，已筋疲力尽的罗林斯转向格兰特：“我一直是你的副官，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坦诚直言。”总统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感情，对罗林斯说：“当然。你仍然是我的副官。”
  轮到菲什发言了，他平静地叙述了为什么总统不应该承认古巴起义者。这时格兰特总统已开始写一个字条，表明他的决心。他是在会议前已下定决心，还是斟酌大家的发言后才下定决心，这一点是永远也无人知晓的。他写完后将字条交给菲什，请他宣读：
  美国愿意在西班牙和古巴之间进行调解，条件如下：立即停火。古巴赔偿西班牙公有财产等损失。西班牙人若愿留住该岛，其人身和财产均应得到保护；他们亦可按照自己意愿离开该岛……这些条件应于9月25日(或10月1日)前予以接受，否则即当认为美国已撤销其全部调解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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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将军绕开战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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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尽管承受着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尽管自己也同情古巴人，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尽管尊重和关爱自己垂死的朋友，格兰特实际上仍是选择了不干预古巴局势。
  格兰特这一决定的动机如何，一直是一个谜。菲什在1869年一直强调从法律上说没有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正当理由，但总统很可能还有别的考虑。四年多一点以前，格兰特刚刚走过了尸横遍野的战场。他比那天在座的任何一个人都更深刻地领会到内战的教训，他说过，“这种可怕的教训应该让我们懂得在今后避免战争的必要性。”他拒绝承认古巴起义者，证明他至少是记住了这一教训。
  这次关键性的内阁会议之后6天，罗林斯去世了。在他最后的时刻，他对另一位内阁成员约翰・克雷斯韦尔说：“一定要支持古巴人。古巴一定要自由。一定要打败它的残暴敌人……我们共和国有责任帮它得到自由。”格兰特缩短了他的纽约之行赶回来，想最后陪陪罗林斯，可惜晚了一个钟头。
  格兰特后来惊讶地得知，有一批古巴流亡者给一生清贫的罗林斯赠送了28000美元的古巴债券。它们毫无价值，但一旦古巴起义成功了，是可以兑现的。罗林斯无疑也为自己死后老婆孩子的生计担心。格兰特也并不怀疑罗林斯对古巴起义正义性的真诚信念。但债券的事毕竟让格兰特想到更深一层。
  古巴问题没有随罗林斯逝世而逝去。起义在继续，西班牙人的暴行和美国公众的抗议都在继续。到1870年初，国会再次激烈讨论西班牙人暴行的问题。众议员约翰・谢尔曼――内战将领谢尔曼的弟弟――提出了承认古巴起义者的法案。这法案是违宪的，因为承认权仅赋予总统，然而，若是法案获得通过，在政治上将是对格兰特的严重打击。《纽约论坛报》欢呼说：“终于说话了!说出来吧，我们恳求人民的代表们马上说出来吧!”
  这一次格兰特有点摇摆。他公开表示担心，反对国会，会危及他的其他对外政策。整个春季，报界一直攻击菲什的立场是“毫无作为”，格兰特想与之拉开一点距离。菲什一度扬言除非他得到总统更大支持，否则他就辞职。
  6月10日，星期五，有两位众议员拜访菲什。告诉他众议院即将就承认问题进行表决，双方票数将会是很接近。菲什决不希望国会迫使行政部门改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