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如今苏联大军已部署于两国绵长的边界，紧张备战。连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名称，也是从未得到过美国公开承认，直到他尼克松着手策划这次访问之前几个月，他才成为承认这一国名的第一位美国总统。事实上，直到1964年，尼克松为帮助戈德华特竞选而四处奔走时，还公开标榜共和党一贯坚决反共的立场。可是，尼克松自己说过：“让人不可预测，是领导人的最大资产或武器。”他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麻烦不断，现在想要连任，就需要一场大赢。
  尼克松在1968年成功的竞选中曾许诺要从越南撤军，可是到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却使越南战争蔓延到另两个邻国。这时在可畏的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头也不回地退出了尼克松发起的限制军备谈判。在国内，尼克松提名的头两位最高法院法官均遭到国会拒绝，他提出的税制改革、无违约保险和学童公共汽车法案均于国会搁浅。为了打开新局面，使全球实力对比出现有利于美国的重组(同时又为他在国内竞选连任获得无比宝贵的红利)，尼克松精心策划和秘密安排他的中国之行，已有几年之久了。
  怎样才能最清楚地解释尼克松总统的一些精明狡黠的表现，这是历史学家们和记者们二三十年来一直用心推敲的一个问题。他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当年还处于农村状态的奥兰治县，父亲收入微薄，母亲是虔诚的贵格会教友，一直遵循从她祖辈起已有200年之久的贵格会祈祷仪式。尼克松童年时期有一两次病得差一点死去。他的两个弟弟均死于肺结核，这给年轻的尼克松心灵留下创伤。
  当他的弟弟们在亚利桑那一个疗养院疗养时，小小的理查德・尼克松就曾打工，给一个游艺场招徕顾客，后来上学时参加过辩论，演过戏，然后又当律师，慢慢学会了不屈不挠追求公众的赞许，以此填补自己心灵上的空虚。早在中学时代，据他的辩论导师回忆，他就表现出“一种能力，不正面顶撞，而是绕过争论的焦点”。到了上大学时，他甚至掌握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来确保他自己和某些同学的成绩。他这个人自幼已失去得太多，所以任何策略都不忌讳，冒任何风险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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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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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水门事件和被迫下台以后，尼克松回顾自己的政治生涯时说过，“我是按照我发现的政治规则进行比赛。”他的政治生涯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政治赌注急剧增大，因为战时的盟国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手。核“遏制”、边缘政策以及国内的共党密谋引起了人们越来越多的焦虑，这种气氛帮助了尼克松步步高升。
  他刚刚在加利福尼亚当选为美国众议员后不久，就成为麦卡锡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一员，精明地插足于冷战事务。他执著地追查国务院雇员(共党间谍)阿尔杰・希斯一案，从而出了名，并第二次当选为众议员。后来他在加利福尼亚竞选参议员，用他的话来说，那次竞选就是要选民“在自由与国家社会主义二者之间做出选择”，结果，尼克松以将近70万张选票的优势当选了。
  在尼克松这样的保守派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地图上出现的一个最大和最不祥的新斑点就是中国大陆。在赶走了日本侵略者以后，中共强人毛泽东在苏联支持下打败了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被迫跑到台湾岛成立一个流亡政府。当杜鲁门派美军反击共产党北朝鲜对南朝鲜的入侵时，毛泽东实践了支援北朝鲜的诺言，出兵抗击美军。
  朝鲜战争结束后，在日内瓦一次中美和平谈判中，（原文如此，显然有误。此次会谈是1954年在日内瓦举行的有关印度支那的多边会谈。――译注）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故意拒绝与中国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握手。这一侮辱是周恩来永远忘不了的。这次会谈是中美两国政府此后十多年期间的最后一次正式会谈。在美国共和党人看来，是杜鲁门把中国放弃给了共产党人，因此，他们认为给困守在台湾的蒋介石提供不论多少军援、经援和言论支援，都不为过。
  尼克松对于中国的战略转变究竟始于何时，是难下定论的，然而早在1968年总统竞选中，尼克松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后不久起草的一份政策文件就提到“我们决不可让中国永远置身于国际家庭之外”。当选为总统后，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又说到要开创一个“新的谈判时代”。
  1969年3月，中国军队在有争议的中苏边界伏击了苏联边防军。这时，尼克松知道时机就要到了。当时，西方世界还在一边观看中苏漫长边界上断断续续的冲突，尼克松却已悄悄伸出触角，通过后门政治渠道，打开与中国的秘密对话。
  尼克松意识到台湾依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共和党人双方都感到“烫手”的问题，所以精明地在他的行政班子里面巧妙设置了后门。他任命他的老朋友和法律顾问威廉・罗杰斯为国务卿，可以信赖罗杰斯在外交政策方面遵循共和党的方针，但与此同时，他又另辟蹊径去执行他自己的日程。罗杰斯为人正直，一贯忠实维护台湾的利益，而且与台湾的驻美“大使”沈剑虹私交甚深，尼克松自然不能靠罗杰斯向中国做姿态。在这项任务上，他依靠的人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
  基辛格出生于德国，是哈佛博士，教授，对外政策专家。他曾经批评过尼克松之流的政治家党派观念太深，按照过时的道义观点处理国际关系。在尼克松1960年那次未获成功的总统竞选活动期间，基辛格甚至把尼克松说成是“所有竞选总统者当中最危险的一个”。基辛格是犹太人，出生于外国，讲求实用，又知识渊博，似乎与尼克松毫无共同之处。可是尼克松让基辛格看到他处理世界事务异常明智而且思想开放。基辛格博士则正是尼克松所需要的能避开雷达射线而秘密活动的谋士和外交官。
  为了让国务卿罗杰斯忙于启动常规外交渠道的接触，尼克松命令美国驻波兰大使找中国大使会谈。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外交渠道早已堵塞多年，所以国务院的人甚至说不准中国驻波兰大使是哪一个人。美国驻波大使馆的几个人在一次华沙时装表演中悄悄向几个亚洲外交官打听，高兴地弄清楚了那几个发愣的外交官就是中国大使馆的人。这些中国外交官迟疑地同意了与美国代表进行正式会谈，而与此同时，基辛格开始了一系列绝密的活动，通过巴基斯坦来回捎话，与北京政府进行间接的接触。
  但是尼克松总统在1970年5月把越南战争扩大到柬埔寨，使得中国人退出了华沙会谈，通过巴基斯坦的秘密渠道也堵死了。尼克松并不灰心，他展开了公关攻势，对《时代》周刊说：“如果说我死以前还想做什么事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私下里，他认为中国人尽管口头上说不怕中苏边界那一边部署的120万苏联军队，但其实还是害怕的。他还打赌说，中国坚决支援北越的立场其实是可以变的，就像美国对台湾的无限支持会变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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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中国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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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克松总统通过基辛格直接吁请巴基斯基总统叶海亚汗敦促周恩来同意举行美中高级密谈。叶海亚汗利用与周恩来共同进餐的机会转达了这一建议，周表示同意，但条件是只谈台湾问题。为了换取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尼克松倒也情愿做此让步，但仍向中方表示需要谈更多的事。可是，这一秘密通信渠道又一次被打断了，这一次是因为1971年初美国支持了对老挝的入侵。
  北京一直保持沉默，让尼克松有点泄气，可是周恩来终于做了个令媒体惊喜的动作。这位总理邀请当时在日本参加了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批乒乓球运动员和教练及其配偶，还有获准随队访华的5名美国记者，成了自从杜鲁门时代美国外交官被打发出门以后的头一批访问这个人民共和国的美国人。周恩来向尼克松“下了赌注”。
  周对美国乒乓球运动员说他们“打开了美中两国人民关系的新篇章”，的确如此。随之而来的，是两国通过巴基斯坦进行的又一系列秘密信息往来。这一次周同意了美国所要求的在高级别会谈中扩大议题的范围。他还更进一步，邀请美国派一名“部长级”特使到中国面谈细节。
  基辛格和尼克松欣喜若狂。两人在白宫悄悄密谈了几小时以后，打开了一瓶白兰地，为周恩来这一提议干杯。用基辛格的话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总统收到的最重要的信息”。尼克松对中国的建议做出了热情的肯定答复，惟一要求是中国不要接待其他的美国政治家，尤其是不要接待民主党人。他提出这一点，自然又是着眼于争取连任的政治奖品。
  基辛格善于充当尼克松的密使，早就学会了让自己的活动瞒过新闻记者和政敌的眼睛。这位国家安全顾问享有内阁成员级的地位。他常常乘坐空军一号飞机秘密出访，而这种飞行通常被说成是“检验导航设备的训练飞行”。他执行秘密国际出访时，往往故意张扬地在华盛顿的重大社交场合抛头露面。他是单身汉，在首都各种聚会中一向深受欢迎，所以他会在星期五出现于一场晚会，又露面于星期一的一次宴会，给人一种假象，似乎他是在首都度过了周末，而实际上他却是偷偷溜到了安德鲁斯空军机场，去执行总统赋予的高级绝密的访谈任务，往往飞到了半个地球之外又再飞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