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杜鲁门回答说：“我们将需要视情况的发展做出处置，但根本的立场是，我们在柏林，是有协议作根据的，俄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叫我们走，直接施加压力或间接施加压力都不成。”
  总统的顾问们知道这是一个困难的或者不得人心的行动方针，但争论也没有用。每逢有人跟杜鲁门争论，他就会指一指他挂在椭圆形办公室墙上的马克・吐温亲笔写的一句格言“总要做得对!”他说“这会叫一些人满意，叫另一些人惊奇”。
  既然总统坚持留在柏林，大家就迅速转而讨论如何实行这一方针。总统否定了克莱的武装运输队方案，让在座的人松了一口气。他又否定了有人提出的向俄国船舶封闭港口和巴拿马运河的方案。在无人提醒的情况下，杜鲁门决定以空运为最佳办法。他指示要把空运扩大为一次全面的行动，直到取得外交解决为止。他的多数顾问像克莱一样，怀疑空运未必能满足250万人的供应，但杜鲁门根本没有问过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也没有许诺说空运方案一定会成功。
  这次空运行动的代号为“供应行动”，它动用了从美国本土、阿拉斯加和加勒比海等地所有能调来的飞机，其中包括39架能运载10吨货物的C-S4“空中霸王”式运输机。所有能飞的人――包括空军新闻官和业务专家，直至驻欧美国空军司令柯蒂斯・李梅将军――都承担飞行任务，轮流执勤，一天飞两趟。英国也集中了从英联邦各地调来的飞机执行空运，行动代号为“OperationPlaneFare”。柏林人则把这两个行动统统称做“空中之桥”。战时他们听到飞机嗡嗡响，就知道要挨轰炸，而这时飞机嗡嗡响却意味着运来了粮、煤、罐头、脱水土豆和脱水蔬菜，意味着生存的希望。就这样，豪利上校和英国人6月24日临时安排的一次空运在几周之内变成一次特大规模的行动。
  最初，飞机起降时刻的安排相当混乱。空中交通管制人员坚持要照章办事，架次之间要间隔25分钟，但这速度太慢了，指挥“供应行动”的约瑟夫・史密斯准将只好强迫他们抛开章程，把飞机与飞机在柏林着陆的间隔时间缩短到5分钟。7月初下大雨，耽误了不少航班。螺旋桨、轮胎和发动机零件短缺，又使一些飞机暂时停飞。7月8日，美国的一架C-47运输机在威斯巴登以西撞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遇难。但是到了7月中旬，飞行已有条不紊，一架架飞机装货、飞行、卸载、返航、加油、再装货、飞行等等，持续不断。尽管苏联飞机不时地在空中走廊干扰，盟国飞机仍保持了每4分钟一架着陆。7月15日，24小时内共运送物资1450吨，创造了新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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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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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7月15日，杜鲁门也赢得一次胜利，获得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在此期间，争取苏联停止封锁的外交努力却无进展。7月3日，克莱将军和英、法两国驻德司令一起拜会了苏军司令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那位元帅坚持说，在西方放弃成立西德政府的计划之前，“技术困难”将无法消除。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人就是要拖下去，等着西方服输。伦敦一家报纸就说：“专家们都明白，飞机空运虽有巨大心理效果，但无法靠它满足柏林整个冬季的供应。”
  斯大林严重低估了杜鲁门的顽强毅力，他倒是应该先向杜鲁门的夫人贝丝打听打听。杜鲁门从儿童时代在主日学校受教育时开始，就热恋上贝丝，但他向贝丝母亲表达了对贝丝的爱心以后，又坚持等待了9年，才与贝丝终成眷属。
  总统私下里也曾担心“俄国也许是存心利用柏林为战争找借口”，但他公开宣布：“我们将留在柏林――不论发生什么事都坚持不变……我不会推卸责任，不会对我做出的决定有任何动摇。”为了坚持他的立场，他不得不既跟斯大林斗，又跟他自己的军事顾问们斗。
  有一次，陆军部长罗亚尔把克莱将军从德国召回华盛顿，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作证，总统对此十分恼火，骂他的陆军部长是“笨蛋”，“不必要地把克莱召回来说个你好”。
  但美国将军们到这时都已对柏林空运有了信心。克莱作证时说，只要能得到更多的飞机和人力物力，柏林一定可以守住。
  杜鲁门细心听取了克莱的想法，然后征求空军参谋长范登堡的意见。范登堡说，把太多的飞机集中于德国，会使美国在世界其余地方力量单薄；同时，太多飞机集中于一地，会让苏联人便于一举击破。
  杜鲁门听到这里就打断了范登堡的话，问他是不是更喜欢向柏林派遣武装运输队。不等范登堡回答，总统就强调指出他认为空运是问题最少的办法。他命令为柏林空运增派一大批C-54重型运输机，而且声明他作为总统甘心为此承担风险。
  范登堡也很顽强，又说他担心柏林没有足够的飞机着陆场。这时克莱挺身而出，说他在柏林的法占区已发现一片空地可以建机场。杜鲁门命令他一返回德国就赶紧施工。
  此后不久，曾指挥过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驼峰”空运的威廉・特纳少将到了柏林，使“供应行动”上升到新的水平。机场跑道配备了一批吉普车，由德国红十字会所能找到的最标致的姑娘乘吉普车，给着陆的飞机的飞行员传达指令和递送快餐，飞行员就不需要下飞机了，两航班间隔时间缩短到3分钟。8月12日，美英飞行员提供的物资共达4724吨，头一次超过了柏林的最低日需量。
  盖尔・哈沃森上尉率领的机组给在机场篱笆外观看飞机起降的儿童撒糖果。他们飞临机场上空时，向孩子们摆动飞机副翼，给他们投撒小袋糖果，每一袋都有手帕做的小降落伞，让糖果缓缓下落。几个星期后，哈沃森收到了大量寄给“摆翅叔叔”和“巧克力飞行员”的信件。他考虑过想最后加倍撒一次就不再撒了。但第二天他的上级叫他看一份《法兰克福汇报》，训斥他说：“瞧你干的好事，一袋糖差一点砸了记者的脑袋，他把这故事传遍欧洲了。”可是世界各地的人知道这事后，纷纷捐献糖果和手帕，糖果堆成了小山。飞行员们都给柏林撒糖果，甚至撒到了东柏林，惹起了苏联方面的抗议。
  外交方面的努力却进展得不大顺利。夏季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三国的驻苏大使一直见不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他们被告知说莫洛托夫到外地休假了。他7月末回莫斯科，但他的秘书告诉大使们说，既然情况毫无变化，西方大使们没有什么理由去见他。美国大使沃尔特・史密斯将军和英、法大使终于直接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似乎愿意不再反对成立西德国家。大使们又去见莫洛托夫时，莫洛托夫却否认了这一点。到9月中旬，会谈完全破裂。大使们想再见见斯大林，却被告诉说斯大林去外地休假了。
  柏林的居民心情一直紧张不安。正如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所说：“大家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摇摇摆摆。这种摇摆不定是叫人十分难受的，因为感到自己还不如抢骨头的狗，而是被狗争抢的骨头。”
  柏林市内，游行示威、斗殴闹事和警察抓人的事件，愈演愈烈。警察分成东西两套人马，东区警察常常抓捕西区的警察。柏林市民冲击了市政厅。市政厅从苏占区迁到了美占区。吕特・安德烈娅斯-弗里德里希这时想到，“也许到了明天我们会有两个市政府，东西边界还会建起一道中国式的长城，竖立着城垛和NE022望台。”事态还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
  9月9日，25万市民聚集在共和国广场，抗议暴民对市政厅的袭击，这一集会规模之大是空前的，过去纳粹当局强迫人们开会也不曾有过这么大的规模。有一些人想把勃兰登堡门上的苏联国旗扯下来，东柏林警察向他们开枪，一个15岁的男孩挺身保护一名妇女时被打死了，另有22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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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总要做得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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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鲁门在日记中写道：“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们很接近于战争。但愿不是。”他的内阁成员逼他表态是否准备使用原子弹。他回答说，他祈祷永远不再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然而，一旦事态逼得非走这一步不可，那么，历史上头一个曾批准使用原子弹的人说，他也许会再一次这样做。
  尽管局势令人担忧，杜鲁门仍然在9月17日搭乘他的专用装甲列车，开始为期33天的竞选旅行。当时，《新闻周刊》调查过50位人士的意见，他们全都预言杜鲁门会败在共和党的杜威手下，但杜鲁门毫不泄气，他说：“我了解这50个人当中的每一个。他们谁也不懂得怎样敲打老鼠洞里的沙子。”他的专列每到一处，都有群众为他的呐喊助威，使他深受鼓舞。但是在进行艰苦的竞选战的同时，他还得跟那些反对留在柏林的人斗争。克莱将军给他发来电报，说“我们有点顶不住了”。专列到了达拉斯时，杜鲁门悄悄地让回国述职的史密斯大使上车与他相见。
  史密斯报告说，他最近见过莫洛托夫，毫无进展。在英、法大使的要求下，他们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可是苏联人否认封锁的事实。杜鲁门与国务卿马歇尔商议，觉得再争取谈判已经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