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时刻的大国领袖

肯尼迪对这些媒体泄密现象感到惊愕。“我简直不相信我是在读报……卡斯特罗用不着特务情报，只要读我们的报刊就够了，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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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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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遵照总统的指示，比斯尔于3月15日向肯尼迪汇报了中情局的第三个计划。这一行动的代号为“萨帕塔行动”，全部符合总统提出的保密要求。入侵地点在古巴岛西南部一处海湾，科奇诺斯湾，即猪湾。那里人烟比较稀少，僻静，海滩平缓，便于夜间顺利登陆。美国将给古巴流亡者提供老式的海军快艇，将他们从危地马拉运送到猪湾并供应弹药。卡斯特罗有一支规模很小的空军，所以比斯尔计划在登陆前几天提供空中支援，压制卡斯特罗的空军。为了不显出美国的参与，比斯尔建议使用老式的曾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B-26轰炸机，这种飞机是古巴流亡者能从公开市场上买到的东西。
  比斯尔向肯尼迪说明了“萨帕塔行动”计划，似乎该考虑的事全都考虑到了。总统批准了这一计划，并安排在4个星期之内开始实施预先的空袭，但总统保留了提前24小时取消行动计划的权利。
  计划定下来了，古巴流亡者在危地马拉加紧了训练。这支代号为“2506旅”的部队的骨干分子，包括“旅长”佩佩・圣罗曼，都曾在巴蒂斯塔手下干过，跟卡斯特罗打过仗。也有一批新人，是中情局为了扩大队伍而从流亡者中间招募来的平民。大部分是古巴人，但还有很少的美国人，他们大都是20岁上下，对现实感到幻灭，想冒险捞外快。他们相信中情局的说法，即古巴民众很快会起义推翻卡斯特罗，仗主要是古巴人自己去打，而卡斯特罗的军队又“毫无进攻作战经验”，因此这些美国人对作战行动掉以轻心，只贪图享乐。其中一人给家人的信中说，他大部分时间是泡游泳池，喝啤酒，有意思的是，喝的是古巴啤酒。
  在华盛顿，距离“萨帕塔行动”预定开始时间仅两周时，肯尼迪总统收到了著名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写的长达4000字的备忘录。这使得他重新思考自己批准“萨帕塔行动”是否妥当。富布赖特当时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他强烈反对由于政治原因而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无法掩盖的；倘若入侵遇到了抵抗，或者未能引起一场反对卡斯特罗的民众起义，那时美国就会被迫公开使用武力支援入侵。他说，假如我们走到那一地步，即便是找到文字上的合法借口，也仍然会毁掉我们30年来为稳定拉丁美洲局势所做的工作。富布赖特建议总统最好是寻求一种外交解决方案。
  在中情局的行动计划和富布赖特主张的外交解决方案这二者之间，肯尼迪举棋不定，于是请富布赖特到白宫，当面向总统及其顾问们陈述他的意见。这时离预定的开始空袭的日期只有10天了。富布赖特慷慨激昂地讲述了他为什么反对向古巴动武。他发言完毕坐下后，全场鸦雀无声。总统问大家：“你们意见如何?行还是不行?”没有人回答。除了肯尼迪焦急地用指头敲击桌面的声音以外，会场静悄悄的。最后，一位自从罗斯福时代起一直在对外政策班子里工作的人打破了沉寂，他说：“跟卡斯特罗的对抗只是早晚的事，所以……我主张动手干吧!”有了这位长者带头，顾问们才纷纷表示赞成采取行动。
  亚瑟・施莱辛格是肯尼迪的多年好友，这时担任肯尼迪的特别顾问，他在会上一言未发，会后急忙写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了总统，指出中情局的计划只有在集中对付古巴而不管别的地方的情况下，才是有意义的。“但考虑到整个西半球和其余地区时，反对这一决策的理由就开始显得有力了。”他指出美国的参与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引起的反响将是严重的。世界各地对美国新政府的好感本来在上升，但一实施对古巴的入侵，好感就会消失。施莱辛格直率地指出：“这一行动是一个糟糕的主意。”
  肯尼迪这时感到左右为难。距离“萨帕塔行动”的预定开始日期只有一个星期了，杜勒斯看到总统拿不定主意，就施加更大的压力。他告诉总统，若取消入侵计划，就还会有一个善后处理问题，需要把那些人从危地马拉接出来，转移到美国，他们就会到处乱逛，到处宣扬他们在危地马拉干了些什么。他还表示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气概，说不能让人看到美国胆小怕事。肯尼迪不希望让人记住他是一个软弱的总统，竟然不能把艾森豪威尔留下的计划贯彻实施。因此，他决定采纳杜勒斯这位有经验的中情局长的意见，而把富布赖特、施莱辛格和国务院的意见撇到一边。他决心批准“萨帕塔行动”。
  艾伦・杜勒斯认为向古巴进军从军事上来说“易于反掌”，在入侵开始前的周末他自己离开华盛顿，到波多黎各一家不向公众开放的俱乐部度假了。
  “萨帕塔行动”于4月15日开始，一切按计划进行。一批老式的B-26轰炸机从尼加拉瓜起飞，袭击了卡斯特罗的空军。华盛顿接到的报告说袭击成功，已摧毁卡斯特罗空军80%的实力。中情局认为卡斯特罗已经没有飞机可用，就取消了“2506旅”滩头登陆时的空中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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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失败者是一个孤儿(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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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天后，4月17日午夜刚过，中情局训练出来的“2506旅”乘船驶向古巴。但是，当他们驶近登陆地点时，发现那里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只有几座空的房舍，而是亮着灯，有人居住。该旅的领导立即决定一上岸就首先抓捕那里的人。但这时又出现了中情局另一情报失误：他们的船撞上了事先不知道的暗礁和珊瑚礁，有两艘船撞破了，一艘正在下沉，大家只好跳下水，又湿又累地奔到滩头。到了滩头，又发现卡斯特罗的侦察兵刚刚来过这里，滩上有一台无线电报话机还是热的。显然，卡斯特罗已经预先有所防备了。
  卡斯特罗于4月17日，星期一，凌晨3时15分，收到了来自猪湾的报警信号，这丝毫没有让他感到惊奇。正如肯尼迪所估计到的，卡斯特罗利用美国报刊披露的信息，已经采取了反入侵的防备措施。几个月来，他反复告诫古巴民众说“侵略”在即，在电视上播放预先录制的录像带，教导民众如何对付入侵。连古巴儿童玩的游戏也由“牛仔捉印第安人”变成了“古巴人捉美国佬入侵者”。更糟的是，猪湾并不是中情局所说的已无人居住的荒滩，相反，它是卡斯特罗经常光临的钓鱼之地。卡斯特罗早已开始对他的军队进行反入侵战的训练，对海滩地形都研究透了。
  古巴代表在联合国指责是美国发起了无端的袭击，美国的大使史蒂文森则竭力为自己的国家辩护。与此同时，卡斯特罗亲自出马指挥猪湾的防御战。与中情局的情报估计相反，预先的空袭仅仅炸毁了卡斯特罗的很小一部分飞机，而大部分飞机这时都出动了。“2506旅”虽然英勇奋战，但寡不敌众，又受到敌机轰炸扫射而无空中掩护。当地的古巴民众并未起义，而且站在了抗击入侵的一边。卡斯特罗还事先采取了措施，把被怀疑有可能叛逆的几千人关进了监狱。
  这时在华盛顿，肯尼迪和他手下的人对外仍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在白宫墙里面，总统和他的顾问们对这次行动处处出毛病感到痛心不已。显然，入侵正在失败。更加烦人的是消息也不畅通，中情局为了保密，只给“2506旅”配备了简陋的通信器材，从登陆滩头发出的信息要通过几条渠道才能转到华盛顿，往往都成了几个钟头之前的旧闻。不管怎样，传来的都是坏消息。
  但总统还得装出一切正常的样子，照常保持对外的活动。那个晚上，总统夫妇举行了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在白宫招待了400来位尊贵的男士和女士，肯尼迪显得跟平常一样心情愉快，风度翩翩。然而，午夜后，等最后一批客人一走，肯尼迪和他的重要顾问们顾不上更换衣服，就马上走进内阁，那里一直聚集着中情局、国务院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些官员。
  室内的气氛是阴沉的。谁也不明白这一入侵行动怎么会弄得这么糟。世界上力量最强大的人居然对付不了一个第三世界的小岛国。肯尼迪后来回忆这个晚上的感受时写道：“力量的限度和窘境，以及力量与人的命运的关系，从来不曾像这次一样表现得如此明显，如此刻骨铭心。”肯尼迪和他的一班人对当时的形势无能为力，只能等候那一桩桩迟到的坏消息传到他们这里。
  海军作战部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非常着急，想要挽救这次入侵和挽救“2506旅”。他在房间里踱步，嘴里不停地骂脏话。
  “我能派航空兵进行空袭吗?”伯克问总统。
  “不行。”
  “我们能派去几架飞机吗?”
  “不行。别人会认出是美国的。”
  “我们能发射点东西吗?”
  “不行。”
  “如果你让我派两艘驱逐舰去，就可以提供炮火支援，牢牢占领那滩头阵地。”
  “不行。”
  “一艘行吗?总统先生?”
  “不行。”
  那天早些时候，肯尼迪收到了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信，赫鲁晓夫威胁说，如果美国加剧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苏联将在军事上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