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在此之前，刘文典凭借为《新青年》撰稿、校勘《淮南子》、翻译生物学著作等诸方面的努力，在国内学术界逐渐积累起一定的声名，但与其他学界名人相比，并无特别突出之处。而到了这一年，历史将他推向一所高等学府实际负责人的舞台，在面对权贵势力时，他那富有个性的回应让世人更深地体会到了人格独立的魅力。
  仅仅因为这一点，他便从无数学界名人中脱颖而出，成为特别的"这一个"。实际上，从顶撞蒋介石的那一刻开始，刘文典的名字便已注定被写进中国的教育史、思想史乃至人权史。
  "难产"终结者
  世间的事情，惊变往往出于偶然。
  北大是中国高等学府的突出代表，荟萃着大量不同领域的精英人物。年轻的刘文典尽管很早就做出了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淮南鸿烈集解》，还翻译了一些国外学者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校方特别的注意。
  进校数年，刘文典的薪水一直没有提升，而一些比他后到学校的教师甚至已走在他的前面。这让一向自负的刘文典很是郁闷，生活也困难到了极点，"除身上所穿衣服外，所有的东西尽入质库，房东下令逐客，煤米都尽，凄惨之情，笔难尽述"。如此艰难状况之下，刘文典想到了"跳槽"。
  茫茫尘世，出路何在？刘文典想到了胡适，这位老大哥一直很关心他的生活，曾经多次给予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援助、精神鼓舞。考虑再三，刘文典决定写一封信给胡适，讲述内心的苦闷，并希望胡适能够帮他物色一个好的出路："你的门路很广的，凡是书局、报馆，都把你的一言看得九鼎般重，务请你替典想想法子，典虽然不才，译书、编书、做文章，以及报馆的编辑都还干得来，薪水也不奢望，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了。"
  细读这封信，可以发现刘文典当时"跳槽"的愿望尚不特别强烈。他写信给胡适的目的，最主要的动因可能有两点：一是纾解内心的愤懑情绪，二是希望胡适凭借自身在北大的影响力有机会帮他在学校领导那里"吹吹风"。
  刘文典在这封信里所说的话有点言不由衷，他不可能会接受一份薪水"只要有现在的半数就行"的新工作，这更像是一种气话。刘文典内心深处的自负在这封信里随处可见，比如说到当报馆的编辑时，他就侃侃而谈，"这层典很有点抱负，现在的报纸没有半家编得合法子，典要编起来，完全要改成西洋报纸的样子，至少也要和日本的报一样，暇时要做一篇长文章，把全国的报纸都大骂一顿哩"。
  可以想见，对于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学识广博、内心自负的大学教授，一般的职位是根本不在他眼里的。于是，"跳槽"的计划一拖再拖，直到刘文典接到家乡的邀请，让他参与筹建安徽大学。
  说起来很有意思，安徽大学的筹建历经波折，反反复复，走走停停，从最初动议到刘文典正式接手筹建，倏忽间已过去六年。1928年4月，安大预科开始招生之际，安徽省教育厅主办的《安徽教育行政周刊》上登出了一篇文章--《我对于安徽大学的愿望》，作者署名为"张友仁"，开头就提到了这一段"难产"的历史：
  随便怎么说，安徽都有设立一个大学的必要。在以往，这调儿是早就听见唱了。此唱，彼和，彼唱，此和，于是乎有了筹备。这是多么顺遂的现象！但是这一筹备，可就筹备住了。说来差不多有了近十年的长久，安徽大学依然在筹备。怪不得有一位说了一句调侃的话："安徽大学的产生，比三四十岁才出嫁的老姑娘的生产还难！"又有一位朋友说了一句预测的话："安徽大学是永远筹备的大学。"虽则这两位朋友的话不无有点"幽默"，然而却是本诸"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越窄"之情的。
  安徽近代高等教育，肇始于清朝末年，"安徽最早设立的高等学校是1898年安徽巡抚邓华熙奏准改敬敷书院而成立的求是学堂，后改称大学堂，复又改名安徽高等学堂"1 。敬敷书院始建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由江南省操江巡抚李曰芃捐资两千两白银创办，院址先在安庆城内同安岭，后迁往安庆北门外百子桥西。1903年，朝廷颁布《奏定高等学堂单程》，规定各省只能在省城设高等学堂一所，于是安徽大学堂改为安徽高等学堂，并聘来近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严复先生担任学堂总办（后称监督）。而后，还涌现出安徽武备学堂、私立江淮大学、安徽省公立政法专门学校、安徽高等农业学堂等一批高等院校。遗憾的是，由于辛亥革命、经济拮据等原因，这些学校后来陆续停办。
  "五四运动"以后，一些关心安徽教育事业的有识之士开始四方奔走，呼吁创建安徽大学，其中最为积极的是蔡晓舟。蔡晓舟是安徽合肥人，年轻时就投入反清斗争，曾参与熊成基领导的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后回到合肥，决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呼唤民智，倡导启蒙。
  第20节：痛斥蒋介石(2)
  1921年7月，蔡晓舟联络同道组成"安徽大学期成会"，奔赴北京、上海等地，"蔡晓舟在北京东方饭店宴请在京的皖籍名流学者，到会的有许世英、江朝宗、柏文蔚、胡适、高一涵等数十人。蔡晓舟慷慨陈词，并抽刀断指，用鲜血书写了"誓死建成安徽大学"八个大字"2 。第二年春天，"安徽大学筹备处"正式成立，由蔡晓舟、刘贻燕、徐光炜任筹备处事务股干事，具体负责筹备工作。胡适、陶行知（当时还叫陶知行）、刘希平、高一涵、江朝宗、柏文蔚等社会名流，均被列为筹备处评议员或交际股干事。
  1923年2月，一直积极支持创建安徽大学的省长许世英，因遭到贿选议员和军阀余孽的双重攻击而辞职，安徽大学筹备一事遂告吹。其后，安徽大学筹建工作两度重提，两度搁浅。光阴一晃，已阅经年。1927年10月，军阀陈调元任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主席，"为缓和安徽各界人士尤其是教育界的不满情绪，决定恢复安徽大学的筹建工作，重新组建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
  刘文典一开始并不在筹备名单之内，安徽方面原本计划推选刘文典的北大同事、安徽同乡王星拱为筹委会主任，主持安大筹建工作。王星拱，字抚五，安徽怀宁人，曾在安徽高等学堂读书，后到英国伦敦理工大学留学，主攻化学专业。1916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国内教育界颇有声望。遗憾的是，安大筹建一拖再拖，而此时正在筹建中的武汉大学也向他发出了邀请，于是王星拱未能到任主持安大的早期筹建工作。
  1927年年底，刘文典正式登上安大筹建的历史舞台。筹备会成员或为社会名流，或为政界要人，共有十一人，分别为：余谊密、胡春霖、张秋白、汤志先、雷啸岑、刘文典、吴承宗、廖方新、常宗会、刘复、吴善。其中，余谊密时任安徽财政厅厅长，雷啸岑时任安徽教育厅厅长，胡春霖时任安徽建设厅厅长，刘复时任安徽司法厅厅长，其余几人包括刘文典在内为知名学者。
  从现有的资料分析，刘文典"跳槽"到安大，可能缘于王星拱的推荐。他最初应该是想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后改称中央大学，为今南京大学前身)文学院任教的，当时王星拱在这所学校任高等教育处处长、化学系教授。刘文典到了南京以后发现，第四中山大学文学院"乌烟瘴气"，根本不适合他。恰好这时，王星拱婉拒了安徽大学筹委会主任的邀请，可能正是他的推荐，刘文典进入安徽省教育界的视野。
  另有一种说法是，刘文典到安大，缘于于右任的推荐。在靳仁编著的《民国血案惨案迫害案》中提到"蒋介石扣押刘文典案"："筹建安徽大学，诸事齐备，唯独校长人选难以择定其人。经多方磋商，由于右任力荐，刘文典接受安徽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之聘，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南下安庆就任。"这只是一家之辞，并无旁证，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按照刘文典一向的清高狂傲，他最初对安徽的大小官员们是心存芥蒂的，"安徽的那些东西不能共事，所谓大学也不过是那么一句话而已"。那么，刘文典后来为什么又会改变主意，接受安徽大学的邀请呢？在一封写给胡适的信里，他道出了原委："弟所以跑在安庆那样秽浊的地方讨生活，一来是因为安庆有个中学（全省仅剩这一个硕果），小儿可以读书；二来是受生活的压迫，所以才忍耻含垢在那里鬼混，过的生活真苦极了。终日要和一班不相干的人们周旋，简直是娼妓一般。"由此可见，刘文典在做出决定之前，是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争斗的，但最终"饥饿"让他屈服。
  第21节：痛斥蒋介石(3)
  当然，安徽对于这位学贯中西、个性刚直的皖籍精英，一直是十分尊敬与重视的。在筹委会所有成员中，无论是在国立大学任教的经验还是在学术研究上取得的成就，刘文典都首屈一指，因而很快就被公推为预科主任，代行校长职权，负责布告招生。
  事不宜迟。1928年2月18日，安徽大学筹备委员会秘书处向省教育厅函送《安徽大学组织大纲草案》，这是刘文典苦熬了几个通宵完成的一份"大学筹建方略"。在草案的后面，刘文典还特意附了一张"组织结构系统图"，突出表达自己的大学构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