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臣在外多年，忝任封疆，窃见督抚权重，由来已久。黜陟司道，荣辱终身。风旨所在，能使人先事而逢迎，既事而隐饰。不特司道不肯违其情，即军民亦不敢忤其意。”）因此他们也很容易作威作福，专擅恣肆。
  早在六年前的咸丰四年九月初五日，咸丰皇帝就曾经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然而仅过了七天，又收回成命，原因很简单：怕他成为土皇帝之后，尾大难掉，跋扈难制。一个湖北巡抚尚如此舍不得，更何况天下瞩目的两江总督：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并列为天下最重要的两大总督。而就太平天国时期的形势而言，两江总督的重要性可谓天下第一。
  两江总督是天下唯一一个同时管辖三省的总督。“两江”原指明代的“江南省”和“江西省”。清代将“江南省”分为江苏省和安徽省，所以，两江地区包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成了两江总督，又手握湘军军权，曾国藩毫无疑问，成了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人物。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比皇帝还要重要。
  二
  如此重要的人物，年收入是多少呢？
  正如大清王朝的许多事情一样，两江总督的年收入，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如果说基础工资，或者叫法定工资，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大清帝国的总督，年收入只有区区一百五十五两。如果大致以一百两兑换二百元人民币计算，大约为人民币三万一千元，合成月薪约为二千五百八十三元。而按现行的《国家公务员级别和工资标准》，省级公务员职务工资标准为二千五百一十元。古今薪酬制度之一脉相承居然如此巧合。
  当然，和今天的工资制度一样，这一百五十五两只是工资条上的基本工资。从雍正时期起，皇帝又特批给督抚们一笔重大补贴，叫“养廉银”。乾隆十二年，朝廷定两江总督养廉银为一万八千两，在全国总督中处于较高水平。
  只此一项，比起穷京官岁月，就已经是翻天覆地，不可同日而语了。
  然而事实上，对于帝国内绝大多数督抚来说，“养廉银”在全部收入中仍然不是最重要的部分。张仲礼先生说，中国官员更大宗的收入是“规费”，换成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灰色收入。按照西方标准，这种规费收入当然属于腐败，但是“中华帝国的朝廷和百姓都不认为收取规费有什么不妥或者是腐败，只要此种行为保持在习惯性的限度以内就行”。而这个习惯性的限度，据张仲礼的研究结果，督抚级的官员平均是十八万两。如果以一两白银折合二百元人民币计，可达三千六百万元人民币。如果真的如此，我们差不多可以说曾国藩是大清帝国的顶级富人之一了。
  第二节 总督曾国藩的生活水平
  一
  然而顶级富人曾国藩却活得像穷人一样。
  离开京城之后，曾国藩不再有出入宫廷之需要。他每天面对的都是自己的同僚和下属，所以穿衣越来越简单。岂止简单，有时候简直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
  赵烈文说他第一次见到曾国藩时，曾国藩“所衣不过练帛，冠靴敝旧”。
  这一记载得到了外国人的印证。同治二年，戈登在安庆与曾国藩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曾国藩……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
  直到同治六年，曾国藩已经是太子太保、一等侯，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名副其实地“位极人臣”了，可是他所穿的马褂质地简陋，又短又小，看起来比普通读书人还要寒酸。同治六年九月初六日赵烈文的日记中说：
  涤师来久谈，谈次，师脱马褂置榻上，又少坐即去。余取视榻上衣：佛青洋呢面布里琵琶襟，极短而小，盖寒士所不屑衣者。为之太息不已。
  在吃的方面，曾国藩平生从不讲究。有一次宴客，客人发现总督大学士请客居然用瓦器：
  窦兰泉侍御来，予亦陪饮，食鲥鱼止一大瓦缶。兰泉笑曰：大学士饮客，用瓦缶，无乃太简乎？公大笑而已。
  如果说这是因为战时物质条件艰苦，那么战争结束重现升平后，赵烈文日记中两江总督曾国藩每日的饮食也仍然十分简单。同治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赵烈文在曾国藩处闲聊，正好曾国藩的侍卫官拿着一张纸请示曾国藩。曾国藩告诉赵烈文，这是他的“食单”：
  材官持一纸示师，师颔之，顾余曰：此何物，足下猜之。余谢不敏。师曰：此吾之食单也。每餐二肴，一大碗一小碗，三簌，凡五品。不为丰，然必定之隔宿。
  每顿饭两个主菜，三个小菜。这在普通老百姓当然是极丰盛了，但是在官员阶层，却是相当寒俭的。不但没什么鸡、鸭、鱼、肉，甚至连火腿都没有：
  余称佩俭德，因曰：在师署中久未见常馔中有鸡鹜，亦食火腿否？师曰：无之……
  曾国藩的女儿曾纪芬在回忆录中说，总督时期的曾国藩请客和出席下属举行的宴会，对用菜标准有严格要求：
  所至禁用燕菜烧烤之席，僚属皆遵守，相习成风。平日宴客常用之品，惟红烧鱼翅鱿鱼片及豆腐汤等。
  至于住，曾国藩也可以说是天下总督中最不讲究的一个。同治元年，幕僚方宗诚来到曾国藩身边，他这样描述曾国藩寝室的样子：
  当公夫人未来皖时，宴彭雪芹侍郎于内室，招予陪饮。见室中惟木榻一，竹床二，竹枕二，此外一二衣箱，无他物也。
  这一情景在另一位幕僚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二年五月初九日条中得到了印证。他记载了曾国藩内室的情形：
  今日直诣相国卧室，葛帐低小，布夹被草蕈而已。旁有二小箱，几上陈设纸笔之外，无一件珍物，吁，可敬哉！
  二
  不光自己的生活一如既往地简单，他对家人的要求也一如既往地严苛。
  同治二年，曾国藩将欧阳夫人、两个儿子及两个女儿女婿接到了安庆。
  如前所述，曾国藩兄弟分家之后，曾国藩一支只分到五十五亩田地。分家以前，吃大锅饭，借曾国荃、曾国潢的光，曾家生活水平还算得上不错。分了家之后，欧阳夫人带领子女住在“黄金堂”，只靠这五十五亩田生活。既然曾国藩要求自己“以廉率属，以俭持家，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曾国藩妻儿的生活马上变得贫窘了，甚至挣扎在拮据的边缘。曾国藩幼女曾纪芬就曾经回忆说：
  先公在军时，先母居乡，手中竟无零钱可用。拮据情形，为他人所不谅，以为督抚大帅之家不应窘乏若此。其时乡间有言，修善堂杀一猪之油，止能供三日之食；黄金堂杀一鸡之油，亦须作三日之用。修善堂者，先叔澄侯公所居，因办理乡团公事客多，常饭数桌。黄金堂则先母所居之宅也。即此可知先母节俭之情形矣。
  欧阳夫人在家手无余钱，只能事事躬亲，下厨烧灶、纺纱织布，无所不为。
  欧阳夫人在乡下的苦日子过够了，和孩子兴冲冲来到安庆，想享享总督家眷的福，没想到总督府中的日子过得比乡下还要紧张。
  曾国藩给夫人的零用钱很少。方宗诚记载说，欧阳夫人月费仅四千铜钱，折银二两，儿媳则减半。这点钱对于一位总督夫人来说，实在是太少了。曾国藩的幼女曾纪芬曾经回忆说：
  初文正在日，家中人给月费二缗，尔时物价虽贱，亦苦不足，稍涉奢华之物不能买，亦不敢买也。欧阳太夫人偶唤卖京货之妪入署，且为文正公所诃，他无论矣。
  曾国藩不许孩子们穿华丽衣服：
  余忆幼时所见皆淳朴无华。而余家为尤甚，姊妹姑嫂至一衣递袭，已详前记矣。文正素恶纷华，曾手书不准穿大镶花边衣五采花裙，盖今日所视为陈旧者，彼时方矜奇炫异也。
  有一次见曾纪芬穿了一条彩色绸裤，就立命她换掉：
  忆入金陵督署时，尚未终靖毅公丧，所着为蓝呢夹袄及长嫂贺夫人所遗黄绸裤，缀青花边。文正见而斥以为侈，乃亟取三姊之绿裤易之。此裤亦贺夫人遗物，盖嫂以遗姑、姑又互相袭用也。
  整个总督府中，只有两位女仆。一位是欧阳夫人从湘乡老家带来的老妪，另一位是大女儿身边的小丫环。
  欧阳太夫人自原籍东下，仅携村妪一人，月给工资八百文。适袁姊有小婢一人，适罗姊则并婢无之。
  因为人手不够用，欧阳夫人在安庆花十多千钱，买了一个女仆，曾国藩知道后大为生气。“房中粗事亦取办于母氏房中村妪，乃于安庆以十余缗买一婢，为文正所知，大加申斥。”欧阳夫人没办法，只好“遂以转赠仲嫂母家郭氏”。
  既少月费，又无仆人，那么总督府中的日子怎么过活呢？只有自力更手，自己动手了：“文正驭家严肃守俭若此，嫂氏及诸姊等梳妆不敢假手于婢媪也。”
  曾家的女人们，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从早上睁开眼睛，直到睡觉，基本上不得休息。
  同治七年，曾国藩剿捻回任再督两江后，为家中女人们制了个工作日程表：
  五月二十四日，文正公为余辈定功课单如下：
  早饭后，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食事。
  巳午刻，纺花或绩麻，衣事。
  中饭后，做针黹刺绣之类，细工。
  酉刻（过二更后），做男鞋女鞋或缝衣，粗工。
  在这个日程表后面，曾国藩还提出了工作量的要求，自己将定期检查：
  吾家男子于看读写作四字缺一不可，妇女于衣食粗细四字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