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他一生考察研究范围极广，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这是他与当时诸多理学之士的明显不同之处。
  曾国藩是浑厚、开阔，无所不包的。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使他的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曾国藩像一只敏锐的雷达，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神秘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秘文化引起他的兴趣，自然在情理之中。当然，与经史子集比起来，神秘文化中的营养的成分少得可怜。但凡事都愿亲身尝试一遍的曾国藩仍然要榨取一过，才能放心。
  三
  曾国藩善于从庸常琐碎的现实生活中汲取提炼智慧，与其说曾国藩从《易经》、从相术中学到了知识，不如说他读易、读相法、读风水过程中与自己的生命经验偶有所印证而已。《易经》、相法之类对曾国藩来说，只不过是些钩子，用来系挂他自己的人生智慧。有人说，曾国藩从《易经》中学到了“盈虚消息之理”，读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读出了谦虚谨慎，读出了自强不息，其实更应该说，他是借《易经》中这些经典名句使自己的生命经验系统化、分明化了而已。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还是曾国藩自己总结得好：
  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如卜筮之有繇辞，如《左传》诸史之有童谣，如佛书之有偈语，其义在于可解与不可解之间。
  神秘文化当然不会给曾国藩驱灾祈福方面的直接利益。如果从正面来看，神秘文化应该给了他如下启示：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易经》中天人合一、阴阳相生的思维方式，相面术中对精气神的判断，风水理论中关于水源的选择，以及传统养生术中动静结合的理论，这些神秘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发挥过正面影响。
  除此之外，神秘文化有益于他的，也许就是心理上的安慰了。曾国藩算卦之中的自娱自解的成分，也许大于求索未来的欲望，他所求的，其实就是在焦灼之中舒解心理紧张。至于“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跋：岁月让人从批判走向了建设
  柴静
  一
  我认识宏杰，是他写《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写朱元璋，将中国封建专制根源写得剥皮见骨，看得我心里悚然。
  后来他说要写曾国藩，我曾经问他：“为什么要写这人？有多少人多少书都写过了呀。”
  宏杰说：“我没想这么多，我只是对他感兴趣，想通过写来了解他。”
  当时我正写顾准，对他这话觉得相当亲切。
  两个人互相往来稿子，才发现彼此动笔的出发点很有相近处，顾与曾这两个人都是体制中人，都并非天才，受尽困厄，回到平实，都经历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痛苦转变。
  老曾说，“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而顾准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王国，对于未来的瞻望，必肇始于前，没有未来会出现的东西，而现在没有萌芽的。因此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地对未来的预言”。
  经验主义的特点就是虚而能受，不然就容易走上武断专制的道路，像顾准所说“专制就是坚信自己是不会错的想法”。
  曾国藩一生思想轨迹多变而复杂，有人讥笑他无一专长，但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所以，他不讲过高之理，只以“实事求是”为宗旨。这其实是一个解缚的过程。解除思想上的威权主义，兼容并包，这样的思维方式，用老曾的话说是“内持定见而六辔在手”，用顾准的话说是“能够继承和吸收一切良好的东西，能够雄辩地批判一切不正确的东西”。
  他俩思想的横剖面都通过日记与文章记录下来，可以看到这样的心灵里，没有飞跃，没有灵光乍现，立地顿悟，每一步都是困而求知，而勉而行，但坚韧之感，就像一把刀不假思索深深扎入直没刀柄。
  这个路径意味着以中人之姿，人人可为。
  二
  道光三十年三月，老曾是礼部侍郎。四十岁了，还是一个愤怒青年，其时官场已经是熟透的昏黄，他声色俱厉地评论“诸老”——“恶其不黑不白，不痛不痒，假颟顸为浑厚，冒乡愿为中庸，一遇真伪交争之际，辄先倡为游言，导为邪论，以阴排善类，而自居老成持平之列。”
  他连皇帝也骂，上书说咸丰本人对国事“不暇深求”，“徒尚文饰”，表面说言者无罪却“疏之万里之外”，或者“斥为乱道之流”。所以大臣们再不敢就人事、吏制发言，碰到什么事情，只有“相与袖手，一筹莫展”。
  句句见血。
  咸丰帝看完全文，当场大怒，“掷其折于地”，虽然被人劝住了，怕也是动过杀机。
  三年后，曾国藩开始操办水师。还不到一个月，皇帝就催他“着即赶办船只炮位”，“自洞庭湖驶入大江，顺流东下，直赴安徽江面”。当时，湘军水师一切条件还不具备，老曾只能抗着不去。
  咸丰憋了几年的火，这时一发而泄——“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言既出诸汝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这话说得挺狠，你不是天天骂这个骂那个，觉得你自己了不起比谁都强么？行，“办与朕看”。
  都能听到词章后的冷笑。
  三
  我看宏杰写晚清的军营，瞠目结舌，可以腐败枯烂到这样的程度，几年在军中待下来，老曾算是知道了，调兵，拨饷，察吏，选将，全靠应酬人情，完全不问情势危急，有谕旨也没用，“苟无人情，百求罔应”。
  学会应酬交际，算是老曾的成年礼。
  应酬周到，这四个字看上去庸常，但愤青做起来，是很不容易的，哪个血气方刚、黑白两分的人，能够低下身段，与自己痛恨的“软熟和同”之人把臂周旋？
  复出之后他说：“志在平贼，尚不如前次之坚。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办毕，则远胜于前次。”
  可以想象“诸老”背后怎么捻着胡子冷笑：“小曾吃了亏，现在知道点轻重了”，胡林翼也说他再出之后，“渐趋圆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
  但这样的后果必有损失，老曾自己也承认：“仪文弥加检点，而真意反逊于前”，要把维持住表面和平，话话都说得要得体，但本来对事物的看法不免就要打折扣，自我的真质也必有损伤。
  曾国藩深知自己已经在悬崖的边上，再进一步是深渊，但是退？后面是个大斜坡，出溜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一日千里，可以迅速滑落成自己曾经最反对的人。
  他自己也说，想找条中间道路，可哪有那么容易呢？
  所以常看老曾在日记里自己折腾，“今夜醒后，心境不甚恬适，于爱憎恩怨，未能悉化，不如昨夜之清白坦荡远甚”。
  四
  这种心态，常被误解。
  很多人以为他从此黄老之学，变成实用的犬儒主义，一个团团脸胁肩谗笑处处打揖的人。常看书店架子上大字写着“面厚心黑曾国藩”。
  中国人到中年确实常成为道家信徒，曾国藩也一再说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但是什么是柔弱，什么是刚强，对这一点到底了悟到什么程度，却往往是人后半生的区分。
  曾国荃是其中一种，他是丛林法则的信徒，劝他哥，今日之世界是“势利之世界，以强凌弱之世界”。
  有这样价值观的人，强时容易鲁莽、操切，弱时便一变而为圆滑、退缩，像宏杰写的“从当初那个闯进瓷器店的公牛，变成一个不思进取、明哲保身老官僚，成天求神问卜，不干正事。他晚岁任两江总督，以清静无为为旨，对外自称‘卧治’，人称‘国荃晚任江督，软滑不治事，诚无足称’。”。
  走上常见的，晚清官场“多磕头，少说话”的路子。
  老曾对刚柔的理解是不同的，他从没走到“真伪不辩”的乡愿上去。
  他终生喜爱雄壮之力。人到中年，虽然磨砺性情，“知自己处处不如人”，换一副柔和面貌待人，不肯轻议人非，但一直到他入世极深，劝勉子弟也一直说：“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此时不试为之，此后必将不肯为矣。”
  不过，人到中年，他对“刚”这个概念也拆碎重组？——去忿欲而存倔强，是为刚，“刚非暴戾之谓，强矫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他在《道德经》的扉页写“至刚无刚，至柔不柔”，意思是柔的意思不是柔婉取媚。只是“君子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斯为泰而不骄”。
  胡适思想上的一次大变化，也因对柔软与刚强的理解而起。他曾有一段时间深信老子说，“至柔可以克万物”。后来他在美国之后，有次去大峡谷，看到很大的瀑布，就对韦莲司说，你看，水的力量多大啊，因为水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是特别柔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