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张兆和谈及原因：“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沈从文想在起伏不定的政治形势下保持自己的创作特色与理念，而坚决不肯尝试《红旗谱》一类“成功”小说的手法。张新颖说他“也只能失败”。
  1957年沈从文在一封信中写道：“近来北京正在上演巴金、曹禺、老舍等人的戏，很热闹，因为这些人的名字都为读者极熟习。我完全如一个在戏院外的观众，只遥遥地听着戏院中的欢笑喝彩声音，觉得也蛮有意思。”昔日老友如丁玲、茅盾等人，也一度是新政权文艺界的风云人物。1958年气氛松动，周扬请沈从文当北京文联主席，被他婉言回绝。沈从文在创作上的自甘寂寞，从不妥协，似乎能印证钱锺书的一句评价：“从文这个人，你不要以为他总是温文典雅。骨子里很硬。不想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有人用“道家式的生存智慧”来解释沈从文几次在运动中逃过一劫，但张新颖不太赞同。在他看来，有偶然的因素，比如黄永玉写过“鸣放”期间，上海《文汇报》请北京知名人士“向党提意见”，恰好著名京剧演员小翠花的名字跟沈从文相邻，据说他发火了，怎么能跟一个唱戏的摆在一起呢？拒绝签名。后来却得以避过风头。但根本原因是，沈从文“不喜欢这种群众性的、响应号召式的‘鸣放’，他本能地抵触”。
  他的写作精力，投入到寄托一生心血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上。1963年冬，周恩来与文化部领导会谈时说，他陪同国宾看戏，发现历史题材的戏装很乱，和情况不符；自己出访，见到很多国家有服装博物馆，有服装史，中国还没有。于是沈从文一直默默致力的研究得到大力支持，进展格外迅速。到1964年夏，样稿已基本完成。这本中国服饰文化的开山之作，对三四千年间各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讨。正待出版付印，一股批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新风潮又让一切停摆了。
  很快“文革”袭来，还惦记着修订书稿的沈从文，大概没想到《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真正问世要等到17年后了。
  “好急人”是工作常态
  “文革”期间，沈从文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到冲击，首当其冲写大字报“揭发”他的竟是曾经帮助过的范曾，让他“十分痛苦，巨大震动”。尔后他被定性为“反共老手”，先后8次被抄家，住房被占，分配的工作是打扫历博的女厕所，他苦笑道：“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沈从文的弟弟沈荃，曾任国民党国防部少将，1951年被执行枪决。他的命运是沈从文不声不吭握住的“三个烧红的故事”中的一个。沈从文将弟弟的女儿沈朝慧接到北京收养，“文革”时被注销了户口，辗转在亲戚间流徙。他痛心不已，毫无办法，病急乱投医，给江青写了封信，希望能准许沈朝慧回到身边。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教书时，江青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向他请教过写作，也旁听过他的课。但没得到任何回复。
  1969年，沈从文被下放到咸宁的“五七干校”。张兆和已去了几月了。临走前，二姐张允和来看他，抄家退回的资料乱堆到无处下脚。告别时沈从文叫住了她，“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即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允和说我能看看吗，“他把信放在胸前温一下并没有给我又把信塞在口袋里……我正望着他好笑，忽然沈二哥说：‘三姐的第一封信——第一封，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
  研究停滞，部分“服饰研究”的大样被贴在大字报上展览，两麻袋的书稿清样险些被送到造纸厂化浆。日后成为丝织物专家的陈娟娟，回忆老师沈从文，“‘文革’中他下乡看鸭子，无书可看，就利用手中一本《人民中国》，在空白处写满字寄给我们，内容大多是文物方面的考证，‘什么材料没有，我就这样做学问’。”“文革”中她和同学吃了苦头，不想干这行了，“沈先生知道了叫我们去，他躺在床上，精神不好，似乎要哭的样子。他说，‘眼光看远一点，这些事你们不做谁做？’”
  1972年沈从文致信周恩来，得以回京工作。他旋即开展研究工作，家中住房被占，唯余一个小房间，夫妻俩只得分开住。沈从文一个人工作起来不管不顾，常忘了吃饭、洗漱、睡觉，还不断接待天南地北的来访者，为工艺生产提些“古为今用”的建议……两位老人起了摩擦，他写万言长信向妻子解释，劝她不要为“小处”生气，抓紧时间工作，“比三月不理发重要得多！”
  张新颖说，沈从文总有时不我待的感觉。“好急人！”在各时期的书信中，他只要谈及文物往往会如此表达内心焦虑。巴金后来回忆，沈从文几次写信都劝他：“不要浪费时间！”巴金忘不了妻子萧珊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得到的温暖慰藉。“文革”中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关进牛棚，妻子萧珊病倒，一片萧瑟冷漠中，他们收到了沈从文的来信。萧珊拿着五页信纸反复地看，含着泪说：“还有人记得我们啊！”不到两月后，她便去世了。
  1975年，沈从文结识了学绘画出身的王亚蓉，愿意跟她学习，就想把她调到身边工作，于是向历博推荐。馆方录用后，不料领导却不同意她与沈一起工作，王亚蓉不愿让老人寒心，拒绝了。但原单位已停薪留职，有半年时间沈从文每月个人拿钱资助她20元，解决生活问题。后沈托请王 帮她调入社科院考古所。“二王”每天下班后准点到达沈从文的小屋，绘制整理服饰研究资料，仿佛从事第二职业。
  20世纪90年代，王亚蓉复制的荆州战国出土的丝织品开展，哈佛著名的人类学家张光直来参观，赞叹了不起，说她用的是源自美国的“实验考古学”方法。王亚蓉回答，我不知道这个叫什么方法，我只知道沈先生让我这么做的。
  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20世纪60年代以降，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大力推介，聂华苓、金介甫相继为其作传，以及一系列相关博士论文的发表，让海外一度掀起了“沈从文热”。
  1980年，傅汉思、张充和夫妇邀请沈从文夫妇来美。在美国的3个半月，他访亲会友，其乐融融，到15所大学做了23场演讲，远超预期。沈从文知道有些听众期待听到他关于过往岁月的“受难证词”，但他却没有迎合，讲文学，更喜讲文物。
  他在圣若望大学演讲时诚恳地说道：“许多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并不值得惋惜……社会变动是必然的现象。在中国近30年的剧烈变动情况中，我许多很好很有成就的旧同行老同事，都因为来不及适应这个环境中的新变化成了古人。我现在居然能在这里很快乐地和各位谈谈这些事情，证明我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并不是消极的退隐。”金介甫描述道，“他的语调既表现出中国伟大的传统学者所特有的那种无我的谦逊，又流露出一种欢欢喜喜的精神”，有听众说他活像一尊“弥勒佛”。
  晚年沈从文接受英国电视台采访中说，“我的一生的经验和信心就是，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此后不久，年过八旬的沈从文重返故乡凤凰。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中记录了归乡中种种动人的片段。他对表叔说：“三月间杏花开了，下点毛毛雨，白天晚上，远近都是杜鹃叫，哪儿都不想去了……我总想邀一些好朋友远远地来看杏花，听杜鹃叫。有点小题大做……”“懂得的就值得！”沈从文闭着眼睛、躺在竹椅上说。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突发，他握着张兆和的手，留下最后的话：“三姐，我对不起你。”
  沈从文去世后，国内的新闻一时奇异地没有发声。巴金在家里一连几天翻看京沪报纸，直到18日，新华社才发了简单的报道。瑞典的马悦然从台湾记者处得知消息，打电话向中国大使馆求证，文化参赞竟答从未听说此人，让他震惊不已。马悦然后来透露，如果1988年沈从文没有去世，他确信当年学院将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
  张新颖希望这本传记“能够思考一个人和他身处的时代、社会可能构成的关系”。沈从文昭显了一种生命形态的可能性，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历经社会风暴的摇撼，“弱小的个人却从历史中站立起来，走到今天和将来”。而“重新发现”沈从文的工作，仍将继续。
  （参考资料：《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人有病天知否》、凌宇著《沈从文传》，金介甫著《沈从文传》等）
安思远 一生痴迷中国艺术
作者：解宏乾 字数：4172
  有“中国古董教父”之称的美国著名收藏家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8月6日凌晨在纽约去世，享年85岁。之所以被称为“教父”，原因在于他对中国古董的收藏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是很多现当代国内收藏家都无法相比的。安思远一生钟情于中国艺术，收藏门类丰富，涵盖铜像、碑帖、家具、书画等，曾有幸拜访他家的人无不赞叹那里简直是“一座小型的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