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些资料吧？”
  “喂！”肯尼利说，“我的嘴很严的。你、我、古尔拉什、卡洛琳，这事就我们几个知道。”
  我们整理完以后，古尔拉什把文件核对了两遍。
  “有一份不见了，是不是？”我问。
  “确实少了一份。”他说，“可能是编号出了错。”
  “一共有六十多份档案，有可能是编号编错了。”肯尼利说。
  我问他：“但也有可能确实是不见了。”
  “是有这个可能。”
  “法院应该还有记录，对不对？”我问。
  肯尼利看着古尔拉什，古尔拉什又看看我。我把档案的编号写下来，应该还有存档的，到时候让利普兰泽去查。
  古尔拉什走后，我又和肯尼利待了一会儿。
  “你不想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他问。
  “我不能说，肯尼利。”
  他点点头，但我看得出，他有点不高兴。
  “好吧。”肯尼利说，“都是陈年旧事了，故事不少啊！”他的眼神显得很随意，似乎是想让我知道，我们都有各自的秘密。
  外面的天气很热，有二十六七摄氏度的样子，算是四月份气温的最高纪录了。我坐上车，打开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是市长办公室的直播采访节目，只听到了结尾，但市长大人的一堆废话已经让我了解了大概。他说，检察院需要新鲜的血液，需要一个新的方向。社会大众需要，也应该得到这个。
  看来，我真的要开始找新的工作了。
第十四节
  少儿棒球赛。在春天傍晚昏暗的光线中，奈特所在学校二年级学生的父子棒球联赛开始了。开阔的棒球场上，天空低垂，原本是一片沼泽的地上现在则是一片草坪，斯特朗梅尔·斯丁格斯老师漫不经心地站在场上，穿着运动夹克的小男生小女生把外套的拉链拉到最高，都戴着棒球手套，他们的爸爸站在赛场边，喊着各式各样的口号。夜色在慢慢降临，一个叫洛基的八岁大个子男孩站在本垒，把球棒在空中绕了两三圈。在他旁边，一个长长的橡皮球座上放着一颗已经很破的棒球。他突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把那颗球远远地击到了外场，球落在左边偏中的位置，超过了斯丁格斯老师防守的范围。
  “奈特！”我拼命喊着。很多人也都在喊：“奈特！”他好像才突然清醒过来。一个扎着马尾辫、戴着棒球帽的小姑娘迅速朝球跑去，奈特先她一步抓到了球。奈特抓着球，绕了绕胳膊，一下子就把它甩了出去。球划着大大的弧线，朝场内飞过来，伴随着一声沉闷的响声，落在了游击手和三垒之间，而洛基也正好在这个时候跑过了本垒。
  我不好责备自己的儿子，只能沿着边线来回走动，使劲拍着巴掌说：“醒醒！快醒醒！”奈特一点儿也不怕我。他只是耸耸肩，伸出戴着棒球手套的手，露出一个大大的微笑，他嘴里缺了几颗牙，看上去像是南瓜灯上的那些鬼脸，新长出来的牙齿也是参差不齐，有点像胡乱插在蛋糕上的小蜡烛。
  “爸爸，我输了。”他喊道，“我真的输了。”旁边的一群爸爸和我同时一阵大笑。我们都重复着他的话，他输了。克里夫·纳德曼拍了拍我的后背。虽然这孩子打球一塌糊涂，但还是很可爱的。
  不知道其他男人在年轻时会不会想象自己儿子未来的模样，我那时候，可是带着激情和希望展望了自己未来二十年的生活。我总是想象着他——我的儿子，是彬彬有礼、听话懂事的孩子。他会非常优秀，会有很多很多的优点，很多很多的特长。
  但奈特并不是我想象中的模样。他不是个坏孩子，我们家对这一点还是达成了共识。自从他两岁以后，巴巴拉和我就一直在向对方说着这句话。我们说，奈特其实不是一个坏孩子。我拼命地相信这一点，带着满满的爱坚信这一点。他很敏感、很善良，但他也很野，很容易分心，从小就自行其是。我给他念故事书的时候，他会自己去翻页，看看后面是什么。他不太听话，或者说是看上去不想听话。在学校，他一直是老师头疼的问题儿童。
  但幸好，他无忧无虑的乐观性格和长相救了他。我的儿子，他很帅。我所说的，不是那种普通的帅，我的儿子有着精致的五官、光洁的皮肤，双眼深邃而敏锐，让人一见就喜欢。这样的长相不是从我这里遗传的，我的长相有点粗糙，鼻子太大，眼窝又太深。巴巴拉一家人则个个都是娇小玲珑、英俊美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她们家遗传基因的功劳。但是，私下里，我也经常会想起我的父亲，他深邃冷静的样子，也是一种斯拉夫人风格的帅气。也许是因为担心奈特会继承父亲的某些性格缺陷，我总是在内心默默祈祷，希望奈特的帅气不会让他走上歪路，不会让他骄傲自大，更不会让他冷酷残忍。这些特点都是我所遇到的帅哥美女们经常会有的，他们会觉得这是他们天生的宿命，甚至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特权。
  球赛结束了，我们三三两两地朝停车场走去。如果是五月，天气渐暖，球队在打完比赛后会一起野餐，有时候会订比萨外卖，各家的爸爸则负责每周轮流带啤酒。吃过晚餐，孩子们讨论比赛的情况，爸爸们躺在草坪上，随意聊聊各自的生活。我很期待这样的活动，对这些男人，我并不十分了解，但待在一起，却感觉我们之间有着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就像是从教堂一起出来的教徒一样。这些带着孩子的父亲们，暂时抛开工作日烦人的职场生活，抛开家庭婚姻的喜怒哀乐，抛开各种沉重如山的责任义务，在周五的晚上，寻得一点点的轻松。
  但现在这个季节，天气还有点冷，天色也已经很暗，我之前也跟巴巴拉约好了，球赛完后一起去市区吃晚饭，所以，球赛打完，我和奈特便离开了。我们到达餐厅的时候，巴巴拉已经坐在红色的沙发椅上等着了。她亲了亲奈特，听着他喋喋不休地说自己差点胜利的经历，但与此同时，她也朝我投来冷冷的、带着责备的目光。我们现在正处于冷战期，巴巴拉对我参加卡洛琳案子调查的事还余怒未消，但今天晚上，我感觉到，她的愤怒中还有一点儿别的原因。我首先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迟到太久了，但当我抬头去看餐厅的挂钟时，我发现我们甚至还早到了一分钟，我不知道到底又做了什么惹到了她。
  不过，巴巴拉就是这样的人，动不动就发脾气。外界的人和事，过往的种种经历，都会让她觉得压抑。她曾经在北区教过六年书，对社会改良失去了信心。有奈特后，她便放弃了工作，安心当起了家庭主妇，但这样的生活是局限的、狭隘的，渐渐地，她变得越来越安静，越来越愿意独处。三年前，她的父亲去世，她感觉父亲又一次抛弃了她。她父亲一辈子从来未关心过她和她母亲，所以才让她时时都处在孤独之中。我们原本快乐的婚姻生活还能让她稍稍抵御这些抑郁的情绪，但渐渐地，我们之间也开始缺少沟通。她几乎对所有的人都失望透顶，那种情绪是那么明显，有时候，我甚至会觉得，如果我抓住她的手，舔一舔她的皮肤，那味道一定是又苦又涩。
  后来，这种状态就被打破了，原因是我的出轨。这导致了我们婚姻生活中最长的一次冷战，但即便是到了现在，巴巴拉也从来没有说过要请律师或离婚之类的话，所以，我仍然希望还有改善的机会。她现在就那么平静地坐着，让我也感觉很平静。我就像是沉船上的幸存者，牢牢抓着一片破木板，等着救援的到来。我相信，我迟早会再见到那个幽默乐观、聪明睿智且爱我至深的女人。我到现在都认为，那才是我的妻子。
  现在，那个女人脸上挂着冷若冰霜的表情，排着队等餐厅的位子。奈特已经悄悄溜了，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卖糖果的柜台。他的棒球裤松垮垮地挂在腰上，快被他的鞋底踩到了。他一只膝盖和两只手全都紧紧地靠在玻璃柜上，专注地看着一排排的糖果和巧克力。他一边看，一边轻轻摇晃着，显然是已经锁定了目标。我和巴巴拉都盯着他。
  “所以呢？”她突然问我。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必须要保证答案能让她满意。
  “‘所以’什么？”
  “所以，你的工作怎么样？那个大案子破了吗？”
  “没有线索。”我告诉她，“也没有什么结果，全是一团乱。老实说，整个检察院都是人心惶惶、垂头丧气。你也知道，现在波尔卡罗已经公开宣布支持尼可了。”
  听到这句话，巴巴拉似乎退缩了一下，然后又用酸溜溜的眼神扫了我一眼。我终于明白她为什么发火了。昨天，我回家的时候非常晚，我待在楼下，以为她已经睡了，但她突然穿着睡衣走下楼，站在楼梯上问我在干吗。我告诉她，我在写简历，她立马转过身，重新上楼了。
  “今天雷蒙德没有说推举你当法官的事吗？”她问。
  我自己也哆嗦了一下，我后悔一时糊涂和虚荣，在她面前提到了这件事。现在，我的希望还很渺茫。两天前，波尔卡罗已经明确表示，他并无意讨好雷蒙德。
  “你想让我怎么样，巴巴拉？”
  “我不想让你怎么样，拉斯迪。我早就没想让你怎么样了，你不是就想这样吗？”
  “巴巴拉，雷蒙德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他为你做过什么？你已经三十九岁了，你有家庭，现在却随时可能失业。他让你为他干活，帮他解决问题，当他要辞职的时候，却还要拖你一起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