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我建议，对所有的医生都进行传唤，一定能发现不少信息。斯特恩也表示赞同。
  我们接下来又开始分析电话记录，都是从卡洛琳家和我家打出的电话，有两三厘米厚的一沓复印纸，全是十四位的号码。我把纸一张一张递给斯特恩。在三月五号、十号和二十号，都有一通一分钟长的电话是从我家打到卡洛琳家的。看到四月一号的记录时，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把手指放到晚上七点三十二分打出的那通电话记录上，那通电话有两分钟长。
  “我们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斯特恩思考着的样子就像在追着一缕烟雾，或是在观察慢慢被拉长的影子。他的口音让他把“一定”两个字强调得恰到好处，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
  他抽了口烟。
  “你在家照顾小孩的时候，一般都干什么？”他问。
  “工作啊，看看起诉书、案件资料什么的。”
  “那你一定会经常给其他检察官打电话，商量商量案情了？”
  “有时会。”
  斯特恩说：“你有时会需要问他们一些问题，或是约一个开会的时间。在这么多电话记录中。”斯特恩拍了拍文件，“肯定会有很多这样的电话，是你打给除卡洛琳之外的其他检察官的。”
  我不断点着头。
  “还有很多种可能。”我说，“那个月，我记得卡洛琳在办一个大案子，我打给她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工作进度。”
  “很好。”斯特恩说。他又看了看谋杀案当晚我的电话记录。他咬紧嘴唇，看上去有点烦恼。
  “七点三十二分之后就没有任何电话了。”最后，他指着那条记录，终于开口了。
  换句话说，电话记录不能证明我在那之后还在家里。
  “不妙吧？”我说。
  “确实不妙。”斯特恩终于大声说，“那天晚上有人给你打电话了吗？”
  我摇摇头，我记得应该没有，我知道我目前的处境了。
  “我会好好想一想。”我说。我把四月一号的电话记录拿过来，又研究了很久。
  “这些东西能不能做手脚？”肯普问，“就是这些电话记录？”
  我点点头。
  “我也在想这个。”我说，“检察院拿到了电话公司送来的电话记录复印件，某个检察官或是其他什么人，想做点手脚，完全可以把某条记录剪掉，再贴上去，重新复印一份，没有人能看出问题来。”我又点点头，看着肯普，“这些东西确实是可以伪造的。”
  “那我们应不应该继续查一下？”斯特恩问。他的语气中是不是带有一点点指责的味道？他看着自己衬衫袖子上的一截线头，但当他的眼神从我身上一扫而过时，我却感觉就像镭射激光一样犀利。
  “可以考虑一下。”最后，我说道。
  “嗯，嗯。”斯特恩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他的表情非常严肃，他指着肯普，让他作一下记录，“我觉得，在州检察院那边的证据尚未定论之前，我们暂时不应该往这个方面查。我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对这些文件记录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而最后又发现这种怀疑是错误的。”他这番话虽然是对着肯普说的，但显然，是要让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来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块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传讯四十五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达法庭。他建议，我们抓紧时间把证人的情况简要说一说，我大致说了我看完证人名单后的想法。我说，莫尔托和尼可暂时还没有提供任何证词，但另外两个证人，也就是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和雷蒙德已经给出了证词。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让肯普再起草一个申请，他已经把他龟壳的半框眼镜戴上了，认真看着证人的名单。
  “你的秘书。”他说，“我倒是不担心，原因我过一会儿再告诉你。老实说，我担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说到这里，我倒是很吃惊。
  “有些证人。”斯特恩解释道，“尼可是一定会让他们上庭的，无论他们对他多么不利。拉斯迪，你当然也清楚这一点，比我更清楚。利普兰泽警官就是一个例子，在选举结束后的那一天，莫尔托找他问话时，他就非常坦诚地说，是你让他不要去查你家的电话记录的。这一点对检方很有利，所以，无论利普兰泽上庭后说你多少好话，尼可也一定会让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为证人，我认为，应该不是那种检方会很喜欢的证人。所有的陪审员都认识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让他出庭作证检方冒着很大的风险，除非……”斯特恩停了下来，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烟。
  “除非什么？”我问，“除非他的证词是对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会对我落井下石。我们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说，他能说些什么呢？”
  “说什么倒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我猜，他是要去证明选举后那一天你在他办公室里说的那些话。我原本以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个证人的话，他会去找梅可，至少她过去这十二年来还不算是尽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为尼可政治上的对手、作为你十几年来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检方那边，那结果真是非常不乐观。你和我都知道，就是这种细微之处，才往往改变了一个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着他，“我不这么认为。”
  “我明白。”他说，“有可能你是对的。或许我们遗漏了什么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会说出什么样的证词，那这些遗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过。”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会愿意见你吗？”
  “为什么会不愿意？”
  “那我给他打个电话看看吧！他现在在哪里？”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现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师事务所、全国律师联盟，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团体，这六家事务所是欧葛来迪事务所、斯坦伯格事务所、马可尼事务所、斯里波维奇事务所、杰克森事务所，还有琼斯事务所，“我们应该尽快和雷蒙德见一面。”
  很奇怪，这是斯特恩第一次说到一件事让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无法不去思前想后。确实，自从四月的那一天我从雷蒙德的办公室走出来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了，但他应该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换新的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刑事辩护律师，他知道，如果我们联系了，那么，我们之间的对话必须要非常谨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来，是出于一种职业上的安全考虑。直到现在，连我都在怀疑这一切是不是新检察官用来陷害我的一场阴谋，因为这确实很像莫尔托的作风。
  “如果他已经打算让莫尔托上庭作证，那为什么还要叫雷蒙德呢？”我问。
  斯特恩说，从原则上来看，莫尔托很有可能不会出庭。尼可已经多次暗示过，会让莫尔托负责审理这个案子。在同一个案子中，律师不能在辩护的同时又担任证人的角色。但无论如何，斯特恩还是提醒了肯普，说我们应该提出申请，如果莫尔托要出庭作证，那么法庭方面应该撤销他律师的身份。如果无意外，这将会给检方一个措手不及，而我曾经对莫尔托说过的那句话也就不能作为证据了。斯特恩和我都觉得尼可不太可能会把那句话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确实对我很有杀伤力，所以，我们最好先发制人，免得到时候被动。
  斯特恩往前探过身。“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他说，他举起那个女佣的证词，她在证词中说，她曾经在卡洛琳被杀之前没多久的那个晚上，看到我坐在从尼尔林开往市区的公交车上，“尼可让她来说这些话，到底是想证明什么？”
  “我们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解释说，“我敢肯定，莫尔托查过了。那天晚上，巴巴拉开车出去了，所以，我必须以别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车了。我敢打赌，他们至少让警察在尼尔林的公交车站蹲点了一个星期，才找到这个认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斯特恩说，“他们显然承认了巴巴拉当天晚上确实把你一个人扔在家里。我也明白，他们为什么会相信是她开走了你们家的车，她们大学附近发生了好几起深夜抢劫案，女人一般都不会深夜自己一个人乘坐公交车的。但他们为什么会相信的呢？检方应该不愿意承认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车去杀人的，听起来怎么都不像那么回事。他们一定查了出租车公司和租车公司的记录，什么都没有找到。我猜，他们也找到了一些证据，证明巴巴拉当晚确实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学校的进出记录吧。”我说，奈特和我曾经去过她的办公室，“计算机上会显示她使用机器的时间，而且她一到办公室就使用计算机。”
  “哦。”斯特恩说。
  “那是什么时候？”肯普问，“不会太晚吧？她应该知道在谋杀案发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门的时候，你是在家的，对不对？”
  “嗯，她登录计算机的时间应该是八点，从家里出发的时间大概是七点半，最迟也就是七点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问，“他那天什么时候睡觉的？”
  “差不多也是那时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门之前都会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问：“那奈特睡觉以后会经常起来，还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说，“但我绝对不会趁他睡着，就留他一个人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