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的罪人

在这过去的两个月，她对我的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虽然她一直认为我所遭受的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愚蠢冒失造成的，但她也发觉，这次起诉确实对我很不公平。她一再公开表示对我的支持和信心，而且在我没有开口的情况下，主动给了我一张五万美元的支票，支付了斯特恩的订金和后续各项律师费用。这笔钱是她父亲临死前留给她的，只有她有支配权。另外，她会在吃饭的时候聚精会神地听我说话，听我把尼可和莫尔托臭骂一顿，或是给她解释斯特恩所准备的各种巧妙的辩护策略。晚上，当我放空发呆时，她会轻轻地抚摸我的手，她感受着我的痛苦。虽然她表现得勇敢坚定，但我知道，当她独自一人的时候，也曾经悄悄哭过。
  我们不仅共同面对这些变故所带来的压力，我日常行程的变化也给我们增添了新的内容。我每天都会去图书馆，为自己的辩护词想一些方案，闲时会在花园里毫无目的地拔拔草，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了，大部分时间都在一起。夏天放了暑假，巴巴拉在学校基本没事可做，我每天把奈特送到夏令营后，我们会边吃早饭边闲聊。午饭的时候，我会去院子里摘点蔬菜做沙拉，而我们之间的性关系也开始渐渐发生了新的变化。“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下。”有一天下午，她躺在沙发上，一边看杂志一边吃巧克力时，突然对我这么说。于是，我们便形成了一个新的习惯：每天下午做一次爱。鸟儿在窗外歌唱，卧室百叶窗的缝隙里透过明亮的日光。我会深深地进入她的身体，她翻来覆去，全身开始紧绷，她闭着眼睛，眼球却在转动，原本平静的脸颊变得越来越红润，然后又会开始放松。
  巴巴拉是个充满想象力和活力的女人，我并不是对她失去了兴趣才去找卡洛琳的。我对巴巴拉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即便是在我们最难熬的时候，在去年冬天我愚蠢地对她坦白之后，我们之间的性生活也并没有中断。我们是开放的一代人，我们开诚布公地讨论性。年轻的时候，我们觉得它就像一盏魔灯，我们不断寻找着它合适的位置。我们成了追求身体快感的专家，去学习各种让自己愉悦的方法。巴巴拉是一位新时代的女性，她认为，没有性生活的婚姻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侮辱。
  现在，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影响我们之间关系的那个人已经不存在了。即便如此，我还是在巴巴拉对我的爱中感觉到了一丝绝望和悲伤，我们之间还有一段需要跨越的距离。在那些甜蜜的下午，我会躺在床上，巴巴拉在我身边小睡，在吵闹喧哗的市中心生活多年后，这种城郊午后的宁静显得格外令人放松、令人陶醉，而身边的妻子也让我觉得她是一个谜。
  在我对卡洛琳最疯狂的时候，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巴巴拉。我和巴巴拉之间的婚姻生活有时会显得乏味而无聊，但我们的家庭生活却从来不会如此。我们都对奈特全心全意地奉献着一切。在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就知道别人家和我们家不太一样。别人一家人会在晚餐的桌上聊天，会全家人一起去看电影，逛公园，在开阔的草坪上玩球。他们有着共同的生活，我羡慕他们。所以，我小时候最大的希望就是我们家能够像一个家，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而这种伤痛也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
  但如果说奈特是我们夫妻之间唯一的纽带也过于夸张、过于悲观了，事实并非如此。我的妻子巴巴拉是个漂亮的女人，可以说很迷人。她很在意自己的外表，也一直精心打扮、细心保养。她的胸部还很挺拔，尽管生了孩子，腰身还纤细得像个小姑娘，她五官精致，身材不胖不瘦，匀称得恰到好处。她当然也能找到情人，但她没有去找。她还是个很能干的女人，她父亲去世后，给她留下了十万美元的遗产，所以，她一直没有离开我也并不是贪图我的钱财。有时候，我们在激烈争吵的时候，她也会伤心地说，除了奈特，我是她唯一的男人，是她唯一爱过的人，想来应该是真的，不过这对她来说，是好是坏我就不知道了。
  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第二十一节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