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历史在民间

  “二战”后的日本，在整个民族心理上，也何尝不认为自己“失败得极其悲壮”呢？我这里的话确实在日本人的笔下是找不到的，但他们关于本国在“二战”中的一切记录的总合，始终体现着那样的意思。将日本人自己拍的以“二战”为背景的电影统统看一遍吧，其“画外音”不言而喻。日本承认自己是战败国，但绝对不承认是败给中国的。依他们想来，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完全可以征服全亚洲亡中国数次的。他们也不将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红军放在眼里。“二战”后的日本，只承认一点——他们败给了两颗原子弹，美国人投在他们国土上的。美国用两颗原子弹报了珍珠港的“一箭之仇”，也使日本在美国面前从此跪服。“二战”后的日本，其实只明白一个道理——世界是由三种力量组成的：其一是美国，唯一靠两颗原子弹打败了它的国家；其二是它自己；其三是一切别的国家。只要日本能东山再起，别的国家都可以仍像半个多世纪以前那样被蔑视。这一种日本“道理”的潜台词是——德国已经无法再成为世界第一帝国了。
  世界第一帝国由美国取代了，但是世界第二、亚洲第一就该是日本。只不过需要忍，只不过是从长计议之事罢了。
  国内外研究日本民族性格的学者，总是一厢情愿地将日本的民族精神加以美化。日本学者尤其乐此不疲。皆曰日本人的精神信仰，是由神、佛、儒三教构成。而基督徒在日本人中仅仅一百余万而已。
  其实，“武士道”精神才是普遍日本男人所崇尚的精神，起码在“二战”前后是那样。这也是一种被美化了的“精神”，而且被神化了。一千多年前武士成为日本的社会阶层之后，所谓“武士道”精神的俗恶一面日益膨胀，由阶层而污染于全社会。它说穿了不是一种精神而是一种邪狞的逻辑，即——倘我用暴力杀死了你，霸占了你的妻子，奴役你的父兄，买卖你的姐妹和儿女，那并不说明什么人性的问题，仅只说明一个事实而已——我强你弱。强者为王，弱者是虫豸，是根本不值得怜惜的。只配被杀。杀是无过的。被杀是活该的。
  弱者是虫豸——靠了这一“理由”进行解释，“二战”前后的日本军人以及他们的家人，十之八九认为“皇军”在中国和亚洲犯下的罪恶，既不是罪恶，更算不上凶残。那只不过是“皇军”在“主张”强者的“正当权利”。
  迄今为止，曾有两位作家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曾有许多部电影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日本，却根本没有在文化方面对于日本的军国主义危害（无论是给别国还是给本国）进行过任何像点样儿的反省。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试图唤起那种反省的日本人，都反而会遭到他的同胞的敌视，“英雄式的战败国”、“日本近代史上的悲壮一页”——这就是日本这个国家通过它的文化一再灌输给一代代日本人的总的历史印象。大多数日本政客不但欣赏以上那一种日本的文化现象，而且支持。
  一九五三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以后，日本曾一度与中国相安无事。那是因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所表现出的英勇顽强，令日本人肃然。令日本人跪服的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打服了，这使日本不得不重新看待中国。中日建交后，双方关系几无摩擦。在外交方面，日本对中国变得特别谨小慎微。
  中越边境冲突以后，又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日本对中国另眼相看。倘事关中日关系，日本也是不敢轻易造次的。
  事实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中国对日本的不友善表现每每极为克制，似乎绝不应该出现目前的倒退。然而事实是倒退了，责任全在日本。
  欺软怕硬，凌弱畏强——日本这一民族的劣根性，变相地体现在一代代政客身上。相比之下，日本的青年们倒是变得可爱多了。起码，他们总体上断不会再以“弱者是虫豸”这样一种反人性的眼光来看世界了。
  对于某一些政治心理阴暗的日本政客，以及视中国的克制为中国之懦弱的日本反华右翼人士，一般的外交艺术是不够了。他们差不多是与台湾地区的陈水扁一丘之貉的——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日关系将对中国的外交风格提出极其严峻的考验。
  对于一个实际上拒绝历史反省的国家，我是既无好感也绝无信任感可言的。一个国家的反省意识无非体现于两方面——对国内行为的反省和对国际行为的反省。前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决定一个国家自身文明进步的节奏；而后一种反省的有无、迟早、真伪，将带给周边国家安全或不安。
  进一步说，倘德国乃是一个亚洲国家，它的存在再强也不至于又使我这一个中国人不安。
  但日本在亚洲。我想亚洲未来的和平，几乎必然地又将笼罩了阴影。
  我所依据的是这样的一条规律——看来，由一个好战的国家而真正成为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它仅仅经历一次战败国的教训是不够的。当然，经历三次也太多了。或许，经历两次是正常的情况，比如德国。
  “一战”失败——反而滋生出法西斯主义；“二战”再败，这才深痛反省，于是脱胎换骨。
  这是德国的过程。
  日本绝不是一个比德国反省力强的国家。
  我想，它现在肯定还不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
  因为掌控它的方向的政客们基本上还是一帮信奉胜王败寇的政客。
  它要养精蓄锐到什么时候再发起战争？以什么借口发起战争？对哪一个别国发起战争？多大规模的战争？
  现在作出判断还为时尚早。哪一国使它再败，也难估料。但总不会再是欧洲国家了，再不会是美国了。
  有一点将是肯定的——日本，它只有再成为一次战败国，它才会有真反省。它才会真的脱胎换骨，亚洲才多一分永久的安全……
  是以为亚洲、为中国忧患！
二、轻重取决于日本——从小泉到安倍
  据我看来，中日关系现状如何，前景怎样，利弊实不由我中国，轻重全然决于日本，亦即日本站在国家意识的态度之上，究竟如何看待侵华罪恶，怎样端正态度。
  由日中关系，联想到了非洲往事。那是一件真实的事情。倘我没记错的话，大约是在去年，由中国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频道播报。电视新闻资料，估计是由英国方面提供的。
  究竟是一桩什么非洲往事呢？不，用往事一词，行文太过轻佻了，那是一桩悲惨恐怖的事件。
  七八十年前，一名英国传教士只身来到非洲。在英国，其教绩卓然，颇得美名，到非洲，仅为神职而已。他去拜见一位土著部落的酋长。在那过程中，他犯了一个微小的礼节上的错误——将自己的宽边帽从头上摘下，放在膝上了。
  结果是地球上一切文明国度的人们都想不到的——那时世界已经迈入二十世纪。
  他被杀死。
  不仅被杀死，还被剥皮、剔肉、烧烤、煮汤，最后，敲骨吸髓，被吃得仅剩一个头骨，成为酋长家族代代相传的摆设。
  我要提出的问题是：作为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他们能够从心灵上轻易忘掉那一件事吗？对于人类，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能够不能够是另一回事。他们的先人的头骨，还在别人家里成为摆设啊！忘记和铭记，这是人类之人性的两个显著特征。有时忘记更符合人性；有时铭记更符合人性，这是人性的真相。对于英国传教士的后代，铭记更符合人性。能否使从前之事成为过去之事呢？这分明不是单方面取决于他们的问题。它取决于那土著部落的酋长的后代们——他们正一代代做着新酋长。
  二零零四年，事隔七八十年以后，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位酋长，做出了一个他的几代前任酋长没有做出过的决定——诚挚邀请英国传教士的后人到非洲去，当面请罪；当面归还对方们的先人的头骨；当面以本部落习俗的最高方式，超度对方先人的灵魂。
  五分多钟的电视新闻，便是记录二零零四年的那一过程的。
  试问——如果没有那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的诚意作为大前提，那英国传教士的后人们会与对方促膝而坐，谈什么弃仇去憎修玉帛之好的话吗？那后者的人性不是太不正常了吗？
  我将当今之日本好有一比，恰比作那非洲的土著部落；我将当今之日本政客小泉也好有一比，恰比作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任何比喻都是有缺陷的。我这里主要比的是，有资格代表一个国家或一个部落的人对本国家或本部落之历史行为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认为日本政客们的意识远在那一位非洲土著部落的最新一任酋长之下。后者的意识是与时俱进的，是愿意向全人类的文明共识靠拢的。而日本右翼政客们的言行却是相反的。
  至于当年的日军，我除了没有接触过他们当年吃中国人的记载，其他一概残忍罪恶，他们是全部犯下了。将那一非洲之恐怖事件扩大十倍，不足以相提并论；扩大百倍，也不足以；扩大千倍，还是不足以；也许扩大万倍几万倍才能相比。
  从小泉到安倍，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一国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所遵循的不外是两点：其一，人死了，灵魂都是平等的；其二，尊孔，中国的孔子曾曰：“仁者爱人。”
  在某些日本人的意识之中，进一步说，在小泉首相的意识之中，人死了，灵魂果然是平等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