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秘书:山河入梦

当然，这不过是一个名义上的劳动组织，具体从事什么工作，是十分自由而随机的。几个月来，他学会了给桑蚕打草龙；乘着小船，去池塘里夹塘泥；培植浮萍和水花生；维修公社剿丝场的蒸汽锅，割稻、犁地、扬麦，样样在行。甚至，他还报名参加了田间地头巡回文艺表演队，学会了在当地颇为流行的文艺表演形式——三句半。那首三句半，是用来讴歌花家舍一个名叫春雨的女赤脚医生的，题目叫做“赤脚医生向阳花”。他负责说最后的半句，并敲锣。
  可是，他的夜晚是愁苦和哀戚的。看着墙上那张地图，想像姚佩佩的行踪所铺展的泥泞而崎岖的道路，有时他整夜整夜地无法入眠。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现实，那是一条被种种阳光下的事物所遮盖住的幽僻的道路——我们每天都走在这条道路上，却浑然不觉。他一度异想天开地打算从化花家舍消失，赶往几百公里外的临泽，与姚佩佩见上一面。他甚至幻想着与她一起流亡，从此踏上那条用求乞铺成的不归路。当然，他也只是想想罢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疯狂的反悔、自责、羞愧和恐惧，以及种种难以名状的自我折磨。为了驱散夜晚濒临崩溃的疯狂和分裂，白天他更加卖力地干活。由于表现优异，有一天，花家舍的有线广播员竟然播出了一篇赞扬他的通讯稿，那是用快板书的形式完成的，标题就叫作：《夸一夸我们的巡视员》。清晨或黄昏，当谭功达扛着一把铁锨，在田间地头瞎转悠的时候，远远一望，简直就是花家舍土生土长的庄稼汉。
  这天上午，谭功达和几个包着白头巾的老太太正在打谷场上用连枷打黄豆，看见驼背八斤像个金龟子似的，通过栈桥朝这边走来。他走得很快。八斤好不容易爬到打谷场上，汗流浃背，喘息未定，可他居然还能以金鸡独立的方式，用烟袋锅敲击鞋底，把烟屎敲落，看得谭功达目瞪口呆。
  “你们家来人了，快回吧。”八斤照例咧开厚厚的嘴唇，露齿一笑。
  听说家里来了人，谭功达浑身打了个冷战，怔怔地看着八斤出神。他早已忘了自己在梅城还有一个家！忘了张金芳！忘了拖油瓶的腊宝！忘了临走前才出生的那个襁褓中的婴儿……他跟在八斤的身后，一直走到干涸的湖边，才想起那孩子名叫端午。他是端午节时出生的。
  张金芳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厨房里坐着吃饭。身边的桌子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花布包裹。腊宝似乎突然就长高了，粗布上衣改作成的裤子已经吊在身上，露出了一大截小腿。他张着嘴，嘴里塞满了白米饭，正用陌生的眼光打量着自己。张金芳的眼睛被西风吹得红红的，也不看他，抱着孩子，把嚼烂的饭吐在汤匙里，再喂给手中的端午。
  谭功达朝母子俩走过去，拨开军大衣的衣领，用手指弹了弹孩子圆嘟嘟的小脸。那孩子一下就笑了。张金芳用胳膊捅了捅他，满脸不高兴地说：“哎哎哎，你先去洗个手好不好？满手的尘土，小心迷了孩子的眼睛。”谭功达赶紧掸了掸身上的灰土，走到屋角的水缸边，舀水洗手，却听见张金芳在背后冷笑了一声，道：
  “嗬！你一个人在这过得挺美的嘛，怪不得半年多了也不给家里写个信，白花花的米饭不说，还有甲鱼汤喝。”
  八斤听张金芳这么说，赶紧“嘿嘿”地笑了两声，解释道：“白米饭倒是不假。这个甲鱼汤并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这回来，正赶上我们这儿围湖造田，湖底的水抽干了，鱼多得吃不完，吃得我和老谭都腻烦了，眼睛鼻子里边都是鱼。”
  随后他指了指地上的一只脸盆，又道：“我今天早晨在湖底转了转，不一会的工夫，就捉了这么一大盆泥鳅。晚上我给你们烤泥鳅吃。”说完，仍是笑眯眯的走了。
  谭功达并不急着吃饭，而是从上衣口袋里夹出一只瘪塌塌的烟来，用手捏了捏，点上火。半年多没见面，他和张金芳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金芳的神色看上去也不太对，眼泡都肿了，不像是给风吹的。腊宝吃完了饭，就蹲在地上，去拨弄那盆子泥鳅去了。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7)
  “你怎么忽然就来了？”谭功达讪讪地说。
  张金芳把眼睛一瞪，不耐烦地道：“我不来，都霜降了，你哪来的衣服过冬呀？”
  谭功达没有吱声。他的心里忽然掠过一丝不安：霜降一过，天就该下雪了。也不知道姚佩佩身上有冬衣没有？问题是，他现在也不能肯定佩佩还在不在临泽筑路。
  “大半年了，成天盼星星盼月亮，却没见你寄一分钱回来。就是这次来花家舍的旅费，都还是连生给掏的。”张金芳微微侧过身来，嘴里数落着。
  “我的工资要到年底才发，你又不是不知道！”谭功达说，“你说的那个连生是谁？”
  “就是我们家隔壁的皮连生呀，他是个杀猪的，你忘啦？”
  张金芳告诉他，梅城说不定很快就要拆县建市了。“你若是下次回来，说不定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听说，鹤壁地委的各个机关都要搬到梅城来。眼下那些大官们正集中在梅城开会呢。听说我们住的西津渡胭脂巷一带，都要搬迁，只是不知要搬到哪里去。”
  张金芳的一席话，谭功达似信非信，“这是邻居间一般的谣传呢，还是有正式的红头文件贴出来？”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是听皮连生说的。他成天在外面杀猪，东奔西走的，消息灵通得很。”
  “那原来的梅城县怎么办？”
  “听说要变成普济县。据说县机关仍然设在梅城。领导班子也要大换血，到处都是挖土车。道路要加宽，大楼要修建，江边还要建一个全省最大的发电厂。如今的梅城，整个一个乱啊……我对皮连生说，要是地委和县委在同一座城里办公，上嘴唇和下嘴唇碰到一起，难免不打架。可皮连生说，那是不要紧的，你没见过北京有一个党中央，还有一个北京市吗？”
  又是皮连生。
  谭功达听张金芳张口闭口不离皮连生，眼前就忽然浮现出那个长得五大三粗的杀猪的壮汉来。不过，他的形象多少有点模糊。他只记得这个人每天挑着一个杀猪用的通条，早出晚归。各种尖刀、薄刀、挠钩和刮刨缀在肩上通条的一端，走起路来叮叮当当。看来，这个皮连生不仅擅长杀猪，对时下的新闻和各种小道消息，也颇为热衷。他不由地转过身去，朝妻子看了一眼。张金芳的脸不知怎么一下就红了。
  过了一会儿，谭功达问她，过年怎么办：是自己回家过年，还是她带着孩子到花家舍来？
  张金芳道：“你不用回去，我也不来。”
  说完，又抬起手来，擦了擦眼睛。谭功达心里一愣，正想说什么，就看见驼背八斤不知从哪里拽出一张钢丝床来，满脑门都是汗。
  他把钢丝床拖到了厨房里，对谭功达道：“晚上你们四个人睡一张床太挤了，我就给你们找了一个行军床来，可以给孩子睡。另外，我已经替你请了假，今天你就安安心心待在旅社里，陪陪老婆孩子，下午就别出工了。”随后，他去水缸边打了一桶水，用抹布仔仔细细地擦起床来。张金芳见状，赶紧将孩子塞给谭功达，自己过去帮忙。她比以前更胖了，谭功达看见她的脚背鼓鼓囊囊的，似乎随时都要将布鞋的搭袢崩飞。
  到了晚上，腊宝累了一天，早早趴在钢丝床上睡着了。张金芳和谭功达带着端午盘腿坐在大床上说话。两个人各有各的心思，东一句，西一句，怎么也说不到一块去。驼背八斤特意给他们送来的满满一碗红菱角，在难堪的沉默中，他们连动都没动一下。
  “这房子里，怎么有一股焦糊味？”张金芳抱怨道。说着就从床上跳下来，浑身的肉一阵乱晃，到处闻闻嗅嗅：“是有味！是灰烬的味道，你是不是在房间里烧过什么东西？”
  谭功达的心里更乱了。他看见窗外掉光了叶子的金银花丛中，藏着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即便是在晚上，花家舍的村民们都在围湖造田的工地上挑灯夜战，他不时可以听到唧唧喳喳的说话声，间或还能听到一两声喊号子的声音。到了这会儿，佩佩也该睡了吧。不知道她是不是也在看着这轮秋月？张金芳依旧坐在他身边，问他在看什么，怎么连一句话也懒得说？谭功达想了想，只得开启金口，喃喃道：
  “睡吧。”
  随后他就拉灭了床头的电灯。到了后半夜，谭功达觉得自己的后背湿漉漉的，原来是张金芳一个人在悄声地啼哭。谭功达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月光似乎更亮了。他捏了捏张金芳那布满老茧的粗大的手，忽听得张金芳啜泣道：“老谭，你不会恨我吧？”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18)
  “恨你？”谭功达还没完全睡醒，声音有点大，“我干嘛要恨你？”
  “要是我告诉你……”她哭得更厉害了。谭功达见她撩开帐子，擤了一把鼻涕，并将它抹在床沿上，接着道：“要是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呢？”
  谭功达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转过身来，小声道：
  “是不是那个皮连生？”
  “咦，你怎么会知道？”张金芳满脸狐疑地望着他。在月光下，她那宽宽的脸庞就像一面镜子，谭功达从中照见了自己的冷漠。如果说，他原先对张金芳多少还有点歉疚，现在连这点歉疚都跑没影了。嗯，我猜得不错，他们还真的有事！我早就料到她与杀猪的皮连生之间有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