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长&秘书:山河入梦

多么好的姑娘啊！成天乐呵呵的。似乎还不知道烦恼为何物！她的无忧无虑与村子里那些目光呆滞的社员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照！他们走到打谷场的附近，谭功达不禁再次停下了脚步。他看见有十几个解放军战士正双手握拳，拳心向上抵在腰间，沿着打谷场在跑步。鲜艳的帽徽领章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怎么，你们公社竟然还有驻军？”谭功达转过身来问她。
  “哪儿呀，为了庆祝今年的大丰收，公社专门从部队请来了这批客人，晚上要进行焰火表演。”小韶再次呵呵地笑了起来，“像你这样东瞅西看，一步一停，我们永远都到不了公社。”
  他们抵达公社的会议室，迟到了足足十五分钟。茶话会早就开始了。会议桌是椭圆形的，正襟危坐的与会者里外围了三层。小韶拉着他坐在靠门的两个空位上，桌上满满地堆着瓜子、花生、糕点和糖果。小韶知道他没有吃早饭，刚一坐下，就揪下一只香蕉，剥了皮，送到他手中。谭功达接过香蕉，正要吃，忽然看见所有的与会者都表情严肃，不苟言笑。他们手执同样的红铅笔，在会议材料上写写画画。谭功达满脸羞惭地将香蕉放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拿起一支铅笔来，绷着脸，像模像样地在材料上划起线来。
  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21)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
  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
  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22)
  亲爱的巡视员同志，通过与您的朝夕相处，我们发现您常咳嗽，烟抽得很凶。尽管抽烟不算是一种坏习惯，可抽多了毕竟对身体不利，能不能请您少抽一点呢？
  这封信的字迹遒劲有力，有好几处使用了繁体，似乎是出自一个年长的文书之手。而从信件的末尾的语调来看，又透出一股女性的细致入微的体贴。他想像着写信人的容貌（当然不可能是小韶），谭功达的心中涨满了感激的潮水。他忽然悟到，郭从年常年闭门不出看似古怪的行为，其实是很有远见的。他感觉到，给他写信的并不是一个具体的个人，而是他朝思暮想，试图在梅城建立的人民公社时，泪水差一点夺眶而出。没有人能真正看得见公社，而公社却无处不在。他来到花家舍的这段日子，出于某种见不得人的强烈的嫉妒心，也是出于自己在梅城失败的愤恨，他似乎一心要找出花家舍现有体制中的种种弊端，以自我安慰，可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努力几乎都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