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它的第一部分研究的是如何“面对上帝”的修道实践，引导读者直接转向上帝，求助于上帝的启示和指导，而不是依赖外国传教士的指教和劝告。我还为能背诵下来的那些领导者编了旧约中的赞美诗和新约的选集，以使他们领先与其追随者。为了使他们能学会祷告，我订购了一些英格兰教堂的祈祷书，暂时用来指导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如何运用。  问询者的数量激增，而我又是唯一的外国传教士，于是，我邀请远近不同村庄的领导者，有的来自四十里地之外，在固定的时间到青州府来，背诵他们手中的经文，聆听进一步的讲解。新约中某些部分对问询者的影响，记录下来非常有趣。那些背诵《以弗所书》的成为加尔文派的忠实信徒，坚信自己是为给上帝做伟大之事而来到人间。而那些背诵约翰福音的呢，则成为可爱的神秘主义者。  来青州府聚会的信徒首领，最多的一次达六十余人，他们在我这儿一待就是几天。我给他们提供一所空房子居住，他们自带行李和干粮。除了男首领的聚会外，我还组织过女首领的聚会。我指导她们学习，指定背诵的经文内容。在每一个中心，都会自发地成立周日学校，由基督徒给前来探询的人上课，听他们背诵《教义问答》和《赞美诗》。在那儿，他们也一起举行礼拜活动。这样，一年之内，就有超过两千名对基督教产生兴趣者在数十个中心定期举行礼拜，遍及青州的东、南、西、北。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倪维思博士采用我的传教策略
  倪维思博士是美国长老会驻烟台的牧师，他每年都要到山东内地举行两次漫长的传道旅行，一次在春天，一次在秋季。距离烟台八百里的青州府是他到达的最远地点。通常，他和我在那里待一两天，一起就我们不同的传教方式展开讨论。  我注意到，中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宗教教义的传播和教育方面，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们的组织是自给自治的。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使基督教本土化的最佳途径是采用中国人自己的传教方式。主要的问题在于，当把基督教介绍给中国人时，以什么样的方式诉诸他们的良知——比他们所拥有的任何东西都更崇高的事物。当我给尼维思博士讲起这件事时，我已经着手这项工作，并且有几个本地人自愿加入到宣传基督教的行列。他同我一起参观了几个传教点，看看我这种方法的成效。看后，他非常吃惊，决定将此作为他的传教新政策的核心。他在我的房间里写了若干小册子和规则，对这种方法加以发展，并用我的胶版誊写版进行复制。此后的几年里，他以这种方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并且以此为主题撰写了一系列的文章，首先在《教务杂志》上发表，随后又印成了单行本。这个小册子在英美差遣会主席团的某些人中流传，以“倪维思方式”而闻名。这种方式是以土著人带头传教而不是外国传教士。当我们自己的传教会重印了这个小册子并寄给我时，却不知道我早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使我感到非常有趣。只是到了后来，支持着它的基本原则被人们忽略之后，这种方式才不那么行之有效了。  11 救灾中的插曲  向当地行政官员声明我拥有充足的基金，可以对遭受灾荒最严重的人们进行救济后，在发放救济金之前，我先派人到下边各个村子里去，仔细地把那些最需要救助的人的名字登记下来，发给他们一张领取救济的票证，并定下发放的日期，届时所有持票人将集中到一个地点。这是我的习惯做法。一次，发放救济金的活动在一个小市场上进行。当我们到达时，发现有超过持票者两三倍的人聚集在那里，请求救济。他们的骡子、驴子和耕牛已经卖掉或吃掉了。如果我们把救济金发给在场的所有人，每个人得到的数目将少得可怜；可是，如果只给持票的人，这怎么可能？大门旁边挤满了人。我们枉费心机地向他们解释。他们的饥饿感压过了其他任何想法。  我们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尝试各种方法解决问题。我对助手说：“我去城外，渡河然后爬到对面的山上，那些没有票的人很可能会跟着我。等我们走远后，你就可以给那些登记在册的人发救济了。”  如我所料，那些没有票的人跟在我的后面乞求救济金。我放慢脚步，为的是让那些小脚女人也能跟上。到达河对面的山顶后，我停了下来，那些人便在我的周围跪下哀求。于是，我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  在夏季的一天，一个旅行者又热又渴，来到一所房子前讨水喝。女主人拿出仅有的一点水，他一饮而尽。在他离开之前，另一个人走了进来，像他一样，也非常渴、非常热，大嚷着要水喝。女人回答说：‘屋里一点水也没了，你若等一会儿，我会去井边给你打点水来。’今天手头的救济金实在是太少了，只能满足那些有票人的需要。你们处于如此可怕的灾难中，我感到难过。如果你们能耐心等一等，我会把你们的苦难告诉海那边的外国人。等有了更多的钱，我会高兴地分给你们。  听到这些后，一个跪在我身边认真听讲的老夫人突然站起来，向身边的人群把我刚才在寓言中讲过的又说了一遍。她重复我的词句，意思表达得很清楚。群众没有生气，并开始散开，对我的解释非常满意，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与此同时，我的助手在城里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立即回去，因为我想给予发放救济金的工作人员充裕的时间完成他们的任务。等我回去后，听说那些手中有票的人在领取救济金时从一个门口进去，从另一个门口出来，一切井然有序。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来自各商埠的捐助
  1876年初夏，我曾写信给我的朋友、上海联合教会的詹姆斯·托马斯（）牧师，描述了山东令人丧气的灾荒情景，建议他在上海的外文报纸上发表我的报告。由于我收容了一些孤儿，因此呼吁建立一个基金对他们进行救助。那时候，四元钱就可以使一个孤儿生活三个月，四百元钱则可以使一百名孤儿在同一段时间内免于饥饿。捐款开始陆续到达。N·P·安德生夫人（当时是赖松小姐）募捐了二百元，通过托马斯先生交给了我；烟台的外国人团体捐助了五百元，当地的中国人寄来了二百元。在不同港口都成立了救灾委员会，大量资金汇到青州府，记在我的名下。有了这些钱，我得以在五个中心建立了能够收容一百名儿童的孤儿院，对遭受灾难的孤儿进行最基本的救助。  其中一个孤儿收容院就在青州市内，在一所拥有巨大院落的房舍内。由于传说闹鬼，那儿荒废已久，没有谁敢冒险住在那儿。我租下了它，第一天晚上就睡在里边。一开始有两位教师愿意陪着我过夜。然而，到了晚上，房子里充斥了怪异的瑟瑟声、吱咯声。那两位吓得要命，认为妖魔鬼怪就要临身，赶紧开溜了。意识到那些声音是老鼠弄出来的，我便又睡了。第二天早晨，我的助手看到我没受一点伤害，也决定搬来居住。因为没有人能给孤儿们传授新式的工商业技能，我们不得不求助于各种古老的职业。以便使孩子们，从十二到十八岁不等，得以掌握谋生的一技之长。他们被教以铁工、木工、纺织丝绸和制做绳索等各种工作。我订购了许多外国机器，从各种小玩意儿到威力巨大的手动机床都有。同时我还根据需要购买了其他一些必要工具，向孤儿们推广了一种新的制毯工艺。这发展成了一个拥有多种工具的工场——我以最朴实的方式做到了这一点。  下面这个时间表是我在青州府时做来安排自己的生活的，想必读者会感兴趣：  7：30-8：00 a.m  早餐；  8：00-8：30      祈祷；  8：30-10：00     英译汉；  10：00-12：30    辅导有意皈依者，或讲道；  12：30-2：00p.m  巡视孤儿院，以首调唱法教孤儿唱歌；  2：00-5：00      英译汉；  5：00-7：00      处理杂务、散步、晚餐；  7：00-8：00      阅读英文教会史；  8：00-8:20       做中文祈祷；  8：20-9：00      读培根散文和巴特诺讽刺诗；  9：00-10：00     与教师们谈话。
第一部分：初到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文化发生在昌乐的骚乱
   有报告说，昌乐县遭受的灾荒尤为严重。昌乐在益都东边，与益都接邻。在昌乐进行救济工作时，我差一点搭上性命。因为手头掌握的资金有限，只能量力而行，我打算首先救助昌乐县的秀才们。  秀才们有好多人来自于最贫困的家庭。一个家庭往往做出很大牺牲培养他们的一个子弟，获取功名以光宗耀祖。这个时期，对基督教的最强烈反对来自于学者阶层，为了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让他们接受基督教的价值，我向昌乐县的每一个秀才发放了一笔救济款。  稍后，更多的现金到手了，我决定对受灾最严重的几个村子发放救济，便派工作人员到那些村子去将贫困人户登记在册。调查工作完成，并确定了我前往发放救济金的日子后，我到潍县去把手中的银两兑换成铜币。为了运送这些铜币，我雇了三辆马车，每一辆由三匹骡子拉着。而要到受灾最严重的那些村子去，必须经过昌乐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