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研究自然中所蕴含的所有上帝的律法，以便获取上帝赐予我们的福祉——他储备了所有这些力量供我们人类使用，然后通过遵守他的精神的律法，对他给与我们的所有的爱表示感激。  从我在太原作演讲开始，就有很多官员和学生去我住处拜访我，我不得不在相邻的一个街道另外租了一所房子，在哪儿我可以安安静静地从事研究和翻译工作，不受拜访者打扰——那些拜访者习惯于一待就是几个小时。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拜访王知府（图）
  4 拜访王知府  有一个河南人，姓王，曾做过山西省宁武府的知府，对外国的学问非常感兴趣。在太原做候补官的时候，他经常到我的住处来拜访我。补缺后没几个月，他因公务到太原来拜见巡抚，抽空来看望了我。当我问及他在自己所统辖的府里引进了什么样的改革时，他立刻变得健谈起来，描述开了他的计划，说他将建一所学校，向学生教授现代科学知识。他已经举行过考试，并对最优秀的学生进行了奖励。他还说，曾经有两个人跑到他那儿去，告诉他，他们曾看到有两条龙，确确实实地，在宁武的高山顶上的云层里游动。他向那两人解释说，那只是云层里的蛇状或龙状闪电，是由电流而不是其他什么东西引起的，外国人以多种方式使用电。闪电的爆炸把水从乌云里释放出来，落到地上，就是雨。这就是被崇奉了几千年的雨神降雨的科学原因。  接着我们谈到了宗教。他告诉我说，他自己并不是个儒生，而是个道教信徒。并且说，向我这样看起来无所不知的人，竟然像佛教徒那样相信天堂和地狱之类东西，使他感到很吃惊。  我回答他说：“你大概知道，当你去上海时，必须先坐马车到天津，然后乘轮船走海路吧？”  “是的，这我很清楚”。  于是我把一张约斯通（）出版社出版的太阳系天文图挂在书房的墙上，然后指着各个星球，问他是不是知道，依据形状的大小，每个行星的吸引力和球体表面受到的压力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要到某些星球去，会被球体表面的压力压碎。“因此，如果有一天必须移居到别的星球上去，我们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体，以适应新的家园”。  “是的，我想应当如此”。  “那么，你为什么奖励你的学校中最优秀的学生？”  “为了鼓励他们”。  “你们的监狱是否已经废弃不用了？”  “没有”。  “为什么不？”  “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不可救药的人”。  “是这样。对付他们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们关到监狱里，以防他们危害其他人。因而，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你明白奖励原则和惩罚原则是不可偏废的。也许宇宙的统治者发现了同样的必要性”。  听到这里，他站了起来，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说：“我明白你所说的一切。把这次谈话的内容印出来，读了它以后，就不会有儒生对基督教吹毛求疵了”。  5与儒家学者同居一室  当时山西省最有学问的人，曾经被选拔出来负责《山西省志》修订版的编纂工作，表示希望能跟我同住一起，为他所住的房间付一部分房租，在那儿住几年。他对耶稣会士利马窦评价很高，特别是对他写的《天主实义》一书，更是称赞有加，认为可以与中国圣人的经书相提并论。他也非常欣赏伦敦教会的合信（）医生的著作。哈信医生当时住在广州，他的著作传到了这位学者手里，其中包含的大量科学知识引起了学者的兴趣。一天，我请求他帮我收集一些儒家的圣歌，但几个礼拜过后，他告诉我说，没找到，因为他们的诗歌表达的都是对上天庇佑之责的抱怨。当这位高级学者被派往另一个地方担任行政职务后，他来向我道别。我们就宗教问题作了一次长谈。谈话中间，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本经书，故意地把它扔在地上。  “在整个山西省，没有任何其他人敢这么做”他大声说：“他们对文字和印有文字的纸毕恭毕敬。而在我看来，外在形式和符号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我看重的是它们表达的意义，对它们内涵的真理深怀敬意。因此，如果你建议我接受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我的回答是，外在的仪式对我没什么意义。在头上滴几滴水或者跳进在河里洗一洗后，上帝不会更加看重我。如果我确实是一个虔诚的人，洗礼仪式和表面上的循规蹈矩并不能使我变得更好”。  “你说得对”我回答：“但问题不在这儿。要点在于，你是否愿意在大地上拓展上帝的天国，是否愿意帮助提升你的同胞”。  “哦！”他喊道：“在这一点上我们是一致的”。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会见左宗棠
  6 会见左宗棠  除了诸如此类对太原府的高级官员施加影响的机会外，我还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会见了陕甘总督左宗棠。同山西巡抚曾国荃一样，他也是湖南人，此前被中国政府派往伊梨，担任从沙俄手中收复失地的使命——伊梨已被俄国侵占多年了。他采用让士兵在当地垦荒种田的办法，解决了运输军粮的难题。尽管旷日持久，最后还是完成了他的使命。  收复伊梨后，他要返回北京，将从离太原府大约三十英里的一个地方经过。因为他是陕西、甘肃两省总督，又是伊梨的平定者，山西省自巡抚以下的高级官员都去迎接他。因为我跟太原府的官员们相处得不错，他们建议我同他们一道去欢迎这位大人物。  此前我制作了一幅世界历史图集。利用它，一个中国人在学习半小时后，就会比最好的国务工作人员掌握更多的世界比较史学知识。我带上这个作为晋见礼。当我们到达他过夜的旅馆后，他安排中国官员一起集体见面。打发他们走后，他单独会见了我。我们一起谈到很晚。一开始，他对我送的世界历史图解表示了兴趣，评论了一番；接着他谈到了刚刚在甘肃启动的、引进毛纺织机器的改革。他给我看了毛纺厂的样品——对此他自然显得很自豪，因为将机器运往内地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当我汇报了在赈灾中的工作后，他谈到了宗教问题，说，既然传教士引导人们向善，中国政府就不应该反对，因为政府做的是同样的事情。他认为在儒教与基督教之间并没有冲突。  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当他转任南京总督 后，尽管在中国政府和传教士之间已经积怨多年，当美以美会的赫德（）先生请求购买一块土地开办学校和医院时，这位总督命令当地的行政官员对南京基督教会筹建的各种机构予以关注，使之得以顺利进行。  7 友好交往  这段时间里，理查德夫人 经常收到城里高级官员和士绅们的夫人前往做客的邀请，其中有些人是伊斯兰教徒。这是我们与中国上层社会相互交往的开始。每当他们中间有人希望我收他们的孩子为学生时，我会问：“你们就不害怕我对他们施加影响，使他们接受西方的知识和宗教？”他们的回答是，对好的和有用的东西，他们用不着担心。有一些官员，在他们离开首府前往任职地赴任时，会到我这儿来道别，感谢我曾经给予他们的富有价值的指导，并告诉我说，任何我的朋友到他们任职的地方去，只要带上我的介绍信，他们将尽力给予照顾。这并不仅仅是空口许诺。我在山西工作了八年，最后整个山西省的传教士增加到五十多名，建立了很多传教站，没有一个地方发生过针对传教士的骚乱。  这的确是传教士和中国人之间社会交往的开始。从此以后，很多有名的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从事教育和医学的，在各个不同的省府城市，同当地的督抚大员建立了个人友谊，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8 中国音乐  从儒家学者那儿，我了解到，他们的宗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宋朝一本著名的著作《礼乐》（可以翻译为宗教仪式和音乐）来阐释的。宋朝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就是在研究儒家礼乐的音乐部分时，我接触了中国的首调唱法体系，欧洲人一直很自豪地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新近发明的东西，而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之前就已经广为人知了。读者若打算了解更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可以翻一翻理查德夫人1898年发表的小册子《中国音乐》。  与此同时，我妻子和我着手编撰一套十卷本的介绍世界音乐的书。现在九卷还是手稿，其中一卷在山西出版并被人们使用多年了。这些书中包括了每个国家的国歌的曲调和歌词，展示着不同民族的想象力。为了表明黑人的理念，还插入了一些禧年歌者的美妙歌曲。  1882年，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后来成为著名的总督——在山西致力于儒教复兴，建立了一所新的孔子庙，庙里配备了各色各样的一整套乐器，同山东——孔子的老家——的孔庙里的乐器一模一样。孔庙主持负责训练学生们的音乐艺术。一天，我去拜访他，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期间他发现我懂一些音乐。当我问到下一次他们练习时我可不可以来听一下时，他说：“我们现在就排练。”很快，他召集了大约三十名秀才，开始演练。那可真是一场可怜的表演：尽管乐器很多、很新、很漂亮，使用它们的人却不知道如何把音调调准，结果制造出来的是一片恐怖的噪音，而不是音乐。  我问校长为什么不把所有乐器的音调调准。对他来说，那是一门新的技艺，他说他希望马上就弄懂这种新技艺。我邀请他到我住的地方去，告诉他说我的妻子精通音乐，她能够跟他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