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晚清45年

尽管贫穷很可怕，但在那些把拥有一个妻子看得像白日飞升一样缈不可及的人们之间，“本能”还是宣告了它的存在。有时，他们把自己的食物分给一位可怜的饥饿的寡妇——那寡妇就住在毗邻的草棚里，还带着一个小孩——她因此得到一晚上的盛情款待，直到又一个婴儿降生。新生儿是没人抚养的，夜里他们被扔在棚子外面不足五十码远的寒冷的空地上，到早晨时就被饥饿的野狗吃得干干净净，只剩下粘着斑斑血迹的破布。  再看一下轿夫们。他们的情况好一些，但仍然穷得穿不起鞋袜，他们的腿直到膝盖光光的，脚上是用草绳系着的草鞋。在没过脚踝的冰冷的泥浆里，他们艰难地跋涉着，心情却很快乐，因为他们有活可干。冒着慢慢被冻坏、最终落下一身病痛的代价，他们挣得自己的晚餐。  我们到达了总督的接待旅馆，很多高官在那儿住宿。它不是通常的三层楼房，而是一个由围墙围成的院子，里面是一些平房。面朝大街的那所房子有前后两个门，每一个都有8英尺宽；前边的门晚上才关闭，后门则白天黑夜都开着；这后面是一模一样的两所房子，由一个约20英尺长的敞亮的院子分开；三所房子的出口都是最前面的门。旅馆中间的房子前后门一直开着，最后面的那所则只有前门开着，至于后门，因为后面没有房子，被墙堵上了。穿过这些门，冷风没白没黑地往里灌。还有，每排房子的前面都是糊着纸的窗子，窗框中间都有很宽的缝隙；房间是由薄木板隔开的，中间的缝隙也很多。因为风是从高处吹进来的，从我的房间刮过就像水流通过筛子。房子没有天花板，并且紧挨着头的隔板与外面宽阔的走廊连在一起。因而可以说，这种头等客房只是一个遮蔽雨雪的盖子而已，冬天半夜里的冷风完完全全地自由出入——这就是我们住宿的头等旅馆。  房间里有两个木头架子，他们称之为床。它们只是光光的木板，上面没有一缕铺盖。也有两把椅子，其中只有一把是可用的；有一张桌子，还有一条大约四英寸宽的板凳，可以坐在上面；桌子上有一个古老的油灯，大概是亚伯拉罕时代发明的。向他们要铺盖，他们拿来一领芦苇做的床垫和一床被子，那被子黑糊糊油腻腻的，多年没有洗过了。更糟糕的是，老板娘走到门口就铺盖问题向她的丈夫发布指示。她怀里抱着一个六岁大小的女孩，而孩子患了麻疹。他们并不认为，把铺盖从住有麻疹病人的房间拿出来有什么不妥当之处。所以，对住在那儿的顾客来说，既不暖和又危害健康也不能安睡，只好坐在狭窄的床上看着自己呼出的气息像烟一样冒出来，因为室里的温度远在冰点一下。  这就是帝国最有才干的总督治下的社会状况。谁会把这样一个对自己的臣民所忍受的贫穷与苦难熟视无睹的政府认作文明的政府，而费心思以某种标准拿它跟基督教国家相比？居住在草棚里的成千上万民众所陷于其中的苦难会使铁石心肠都软起来，从而打算做点什么以救助他们。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5 第一次与张之洞会见  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梁敦彦先生——留美归国学生，当时是总督下面的外事局的首脑 ——是除我和总督外，唯一参加会见的人。那一天不仅是中国的新年（正月十一日），而且也是衙门的节日，因而有一些进进出出的仆人没有戴帽子。院子里很静，就像我们英国的礼拜天。  在督署的会客室里等了半个小时之后，梁先生身着便装走了进来，告诉我总督正忙，问我要跟总督说些什么。我回答说，我想跟总督当面交流，以免由别人转达造成任何误解。于是我们两个就战争问题谈了起来。他告诉我威海卫失守了，消息是在我动身来南京后到达上海的。他还使我确认了以前在武昌和天津时得到的一个印象，就是大多是派往国外的中国学生在回国后又转向中国方式，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西方文明失败的方面，并且拿中国文明的优越性相比较。像辜鸿铭，非常挑剔，处在一种经验上很不成熟的状态中。他告诉我，中国人认为欧洲人是在嘲笑他们的无助，不会帮助他们的。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梁先生被总督叫进去了。不一会儿，他戴着他的官帽走了出来，请我去见总督。此时已是一点半多了。我一到内院，总督便走到门外来迎接。他穿着长袍，还戴着御寒的兜帽。按照中国的礼仪，我先向他鞠躬，然后走进屋内，为他在前一年向广学会捐赠三千两银子的义举再次表示感谢。  然后开始谈话，我讲了一下几点：除非立即达成和谈，任何改革都无从谈起；彻底的改革以教育为基础（对此，总督毫不迟疑地表示赞同，打断我的话发表他的看法）；对任何政府来说，它的意义就是它使人民生存下去，并摆脱贫困和苦难的能力（对此，总督表现得很严肃，仿佛对他来说，这是一种新理念）；上帝命令中国变法维新，倘若中国对此无所用心，上帝将让其它民族改革中国，就像在印度、埃及等国所发生的那样。  在回答我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思考日本何以非理性地打破原来的和平，并说：中国永远不会屈服，日本将耗尽国力，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那样。他一直在重复我在谈话中提到的一个论点：生存就像博弈，不掌握一定的技巧是无法同掌握了技巧的对手竞争的，看来这在他身上发挥了作用。最后，他问——以一种似乎已无计可施的表情——如何实现和平呢？中国无论如何不能满足日本的要求，西方各国也坐视不管。我回答说，如果他主持和谈，并且像在其它事情上那样努力为之，他就能够使北京的大臣们统一意见，在他所控制的南方八省贯彻他的主张，并利用他的影响取得其它省份的支持。听了这些，他面露微笑，显然对他的恭维使他感到惬意。于是我把话题进一步引到原打算讲的道理上。我说，既然上天使他身居显要，就为他赋予了从未有过的崇高使命；他应当起来倡导和谈，为下一步的改革开辟道路。  他对我为中国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说，如果可能的话，应当通过我的书，在50个左右的高级官员中间达成一致意见，然后其它各级官员会跟上来的。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但他又加上一句，说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基本原则，不容改变。即将告辞的时候，他问我为什么急着回上海，什么时候再来看他。然后他请我喝茶，戴上镶红宝石的顶戴和兜帽。见状，我赶紧请他不要出去了，因为外面很冷。于是他让梁先生送我上轿。  前一天晚上,由于寒冷——实际上等于睡在露天里，我睡得很少。这天晚上，发现总督的头脑已受到震动之后，我同样没睡好，部分是因为冷，部分是因为我在反复思考拯救可怜的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方案。凌晨时候，我把心里形成的方案写了下来：  ⑴在一定年限之内，给予某一外国处理中国对外关系的绝对权力；  ⑵这个外国政府必须在中国实施各种形式的改革；  ⑶由该国的代表控制中国的铁路、矿山、工业等各个部门；  ⑷中国皇帝应同过去一样，授予外国代表各种官职爵位；  ⑸期限结束之时，外国政府把属于中国的一切资产和负债转交中国政府。
第二部分：在官员和学者之间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6 与张之洞的第二次会见  回到上海不及一个礼拜，我正在煞费苦心的细化自己的方案，收到了张之洞发来的电报，要我立即动身前往南京，再交流一次，旅行费用由他支付。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南京。梁先生告诉我，总督将在第二天上午8：30接见我。趁此机会，我把关于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方案的大纲送给了梁先生，好让他先跟总督提一下，以便总督有充裕的时间思考这个问题，会见时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批评。第二天，按约定地时间到达总督衙门时，我不得不同其他官员 一起等候。在那儿，我见到了一位戴蓝宝石顶官帽的官员，姓于，他说他籍贯永庆（），在山东待过，现在扬州，在洋务局任职已多年了。接着一个红宝石顶戴的官员走了进来。他是前驻英公使郭松焘的侄子。他说，中国正处在极度艰难的困境之中，不知道何去何从。后来我了解到他是南京水师学堂的。他提到新疆专员是他的朋友。还问到傅兰雅博士。随后来了一个水晶顶戴的，说他认识麦肯西博士。接着又进来一位红宝石顶戴的。他一进门，所有人都站起来行礼；我跟着照做了。见过礼后，他在一把最高的椅子上坐下，招呼大家就座。他姓菊（），是总督府的司库，负责总督所辖各行政区长官的选任。  11点，梁先生进来了，并且拿过我的表看了看。我问梁先生，我是不是正好在约定的8：30到达的。他回答说，总督本来希望我早点来，但现在他正在花园里，心情不好，不愿被打搅。于是利用这段时间，我和他又谈起了中国生死攸关的局势和我提出的治疗方案，以便他更清楚地理解我来南京将要向总督提出的建议。我们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这时梁告诉我说，总督最得意的方案是派遣年轻的皇室成员赴国外留学。我问是不是他建议派遣20－30岁之间的，他回答说总督希望派遣更年轻一些的到国外接受教育。我说，那将使改革耽误得太久。第一批派往国外的留学生应当是那些几年后掌握高层权力的人，否则将错过改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