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三国归隋的统一路

  高洋的行为很快有所升级。他常常事先招呼也不打，不分早晚地出现在某个大臣权贵家中，堂堂皇帝像个鬼影子似地乱晃。说不定什么时候他发现了某个女子，兽性又正好发作，高洋就会立即推广他的“另类艺术”，强行与对方亲密接触，根本不管对方是贵妇还是奴婢，也不管是黄花闺女还是五旬老妇，即便高家的姐妹也不放过。
  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见到一名妇人。因为当时荷尔蒙浓度较低，他并没有上前强暴，而是向她请教：“当今天子怎么样啊？”妇人早就听说了高洋的“奇闻逸事”，直爽地答道：“疯疯癫癫的，算什么天子？”说得高洋火大，当即就把妇人给剁了。
  或许意识到应该在更大的范围内普及他的“行为艺术”，高洋从民间招集了许多烟花女子，把她们脱了衣服，交给侍从官员淫乱，自己没事就坐在一旁观赏。心情好的时候，他还会用带刺的荆棘编成木马，命令赤裸的女子骑在上面，牵来引去，把她们扎得一个个鲜血直流，以此取乐。
  高洋还喜欢搞死刑模式多样化。处死的人大多不是一刀杀害，而是将其肢解；此外，也经常采取火烧、投河的方式，怎么残忍怎么来。
  高洋嗜酒，一旦醉了更是六亲不认。母亲娄太后见到醉醺醺的高洋，举杖打道：“如此的老爹怎么生出如此的儿子来！”高洋抬腿就跑，口中还喊：“回头就把这老太婆嫁给胡人！”太后大怒，不搭理他。高洋求了一会儿不行，就把太后的坐榻给掀翻了。太后倒在地上，伤还不轻。高洋酒醒之后，后悔得不行，点了篝火要自焚，被太后拉住。他命平秦王高归彦拿着竹杖抽打自己，不出血就要将高归彦斩首。太后听说后，又上前劝阻。高洋不依，最后娄太后无奈，亲自持杖将高洋痛打五十下，才算了事。
  高洋决心痛改前非——戒酒。可没过十天就恢复原样，酒量反而更大了。他乘醉跑到皇后李祖娥的娘家闹事，把丈母娘的腮帮子射穿，一边用马鞭打，一边骂：“老子喝醉了酒连亲娘都不认，更别提你这老太婆了！”搞得一家上下对他都是敬而远之。
  高洋令人发指的行径还有很多，倘若一一罗列出来，恐怕本书就成了“很黄很暴力”的典范了。话说回来，正史上记录的高洋的劣迹，未必完全属实，至少夹杂着谣言的成分和敌对政权的抹黑。以上事例的危险性尚处于“君失其德”的级别，实际影响力并不突出，而高洋的另一系列举动，其破坏力就要大得多。
五、大开杀戒
  高洋在杀戮大臣上的心狠手辣与肆无忌惮，令他的父兄都无法企及。
  高洋从未做过一天的世子，因此高欢和高澄在位时，东魏的勋贵没一个看得起他的，特别是“四贵”。高洋即位时，孙腾已死，司马子如不久也去世了，高隆之和高岳多活了几岁，就先后遭了殃。
  最倒霉的是平原王高隆之，他没犯什么大错，唯一的失误就是对高洋能力估计不足，在高洋受禅的问题上倚老卖老（他与高欢有兄弟之谊），采取了反对的态度，高洋视他为眼中钉。他跟东魏的宗室元昶喝酒，酣畅之时说了一句：“我与王爷交往，这辈子都不会辜负你！”有人把他的话密报给高洋，高洋便老账新账一起算，命令手下壮士把他抓来一顿痛打。老头六十出头了，哪里禁得起这么打，打完还没回到家，就死在路上了。过了几年，高洋想起高隆之，还觉得不爽，又将他的儿孙统统处死，弃尸漳水；还派人挖了高隆之的坟墓，锉骨扬灰，才算解恨。
  清河王高岳是高欢的堂弟，战功卓著，也是一向鄙视高洋的主。高岳比高隆之聪明一些，懂得要依附得了势的高洋。他倒也有办法，高洋宠幸的平秦王高归彦是高欢族叔高徽的私生子，自小父母双亡，高欢把他交给高岳抚养成人。高岳以为凭着高归彦这层关系，自己便可以高枕无忧。可是他当初对待高归彦并不好，高归彦怀恨在心，时常在高洋耳边说他的坏话，时日长了，高洋也有了杀掉高岳的心思。
  高洋喜欢广纳民间女子，娼妓也不放过。有个姓薛的娼妓色艺过人，被高洋封为嫔妃，纳入后宫。说来也巧，高岳正好认识薛氏的姐姐，并且还通过薛姐姐的关系，与薛氏本人也有一腿。高洋知道后，勃然大怒，把薛姐姐吊起来，用大锯活活锯成两段，然后诬陷高岳将其奸杀。高岳不服，高洋就派高归彦把他毒死。高岳自不量力，跟皇帝共有一个女人，下场悲惨是咎由自取。
  娼妓薛嫔妃的下场更惨，某次她正与高洋快活嬉戏，高洋也不知哪根筋出了异常，忽然想起她与高岳的旧事，笑容顿消，挥刀就将爱妃的脑袋砍了下来，揣在怀里，出门宴请群臣饮酒。酒席间相饮正欢，高洋忽然从怀里掏出薛嫔妃的人头，扔在酒案上赏看，接着又命人砍下她的大腿，放在面前当琵琶弹唱，吓得满座文武官员大惊失色，目瞪口呆。唱着唱着，高洋忽又满脸泪痕，对着人头唱汉朝李延年的歌：“宁不知倾国与倾城，佳人难再得！”下令将美人厚葬，自己大哭相随。
  高洋对待同族权贵都如此狠毒，对待其他的大臣，那更是不在话下。杜弼就是其中一例。
  杜弼以前很受高欢器重，在汉人大臣中的威望很高，因此话语权也大。高洋受禅的时候，他是阻止了的（参见《侯景之乱》）。高洋称帝后，杜弼也不收敛，以直谏出名。有一回高洋向大臣咨询治国策略，问杜弼：“治理国家要用什么样的人呢？”杜弼不假思索地回答：“鲜卑人驾车骑马不错，但是治国还得用中原的汉人。”
  杜弼实在托大，这样的话语简直是在公然歧视鲜卑人，即便高洋放过他，下面的鲜卑贵族也不会对他善罢甘休。高洋当时没有发作，后来喝醉了酒，就随便罗织了一堆罪名，派人到杜弼就职的胶州把他斩首。
  杜弼被杀，也与高德政老在高洋身边揭他的短有关系。高德政是高洋的近臣，一向很受宠信，却也逃脱不了与杜弼相同的命运。高德政被杀的主因跟杜弼一样，都是因为进谏。
  高德政仗着跟高洋的关系不错，曾再三向他劝谏，高洋因此对高德政感到反感，跟左右说：“高德政这个人总是一副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样子。”
  高德政听说后，便称病不出，躲到佛寺里修身养性。一向妒忌高德政的杨愔乘机进言，说：“高德政是装病，陛下如若不信，现在给他个冀州刺史做，他的病就全好了。”高洋于是下诏授职，高德政果然接了诏书就准备动身。
  高洋气坏了，他把高德政召来，说：“听说你病了，我给你针灸治疗。”说着拔刀便刺，又命武士砍掉他的脚趾，最后还是处死了他。从此，高洋朝中更无大臣敢于直言进谏了。
  天保十年（公元559年），天上出现了日食。古人迷信，认为天象与人事是紧密联系的，君主遇到天象的变化，通常要做的是检讨自身，除旧布新，喜欢做秀的还会下个罪己诏什么的。
  高洋不然，他没有检讨自己，而是借此话题问东魏的宗室彭城公元韶：“为什么汉光武帝能够中兴天下呢？”
  元韶也不知是智商不够，还是一时脑袋发晕，给出了一个致命的答案。他说：“那是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族斩尽杀绝。”
  高洋“哦”了一声，当即翻脸，颁布诏书，把包括元韶在内的东魏宗室近亲四十四家全部下狱。元韶后悔莫及，在狱中绝食而死。凡是王室贵胄的元氏族裔，不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连婴儿也未能幸免。接下来，高洋又准备对东魏的远亲宗室下手。
  北齐境内姓元的宗族都害怕了，大家商量怎么保命。有个名叫元景安的小县令说：“眼下的唯一办法，是请求皇帝准许我们脱离元氏，改姓高氏。”
  元景安的堂兄元景皓坚决反对，他说：“怎么可以抛弃祖宗的姓氏，改用他人的姓氏呢？堂堂大丈夫，宁可玉碎，也不能瓦全！”元景安为了保全性命，悄悄把元景皓的话向高洋做了报告。高洋诛杀了元景皓，元景安则因告密有功，被高洋赐高姓，不仅没死，还升了官。（中华民族的宗族观念，自古根深蒂固，这也形成了我们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姓氏文化。“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这句成语，就出自元景皓的故事，它正象征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
  高洋统治的末年，杀人的疯狂已达到了极致。假若我们将这种疯狂的行为完全“归功于”高洋的心理变态（诚然，高洋特殊的性格与心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大错特错了。
  北齐是在东魏基础上建立的国家。高欢凭着个人能力与威望建立东魏，依靠的是以怀朔镇为主的六镇鲜卑军人，而在东魏－北齐所处的关东地区，山东豪强（即“赵魏豪强”）才是真正的“地头蛇”。根据北齐时期的《关东风俗传》记载，当时的关东门阀很嚣张，所谓“种类不同，心意亦异，若遇间隙，先为乱阶”。他们虽然暂时屈从于鲜卑人的强大武力，却是同床异梦，对政权稳定构成了很大威胁。
  国内存在不同族群的情况，西魏－北周也有，就掌握军权与政权的六镇勋贵看，周、齐的条件差不多，武川军人的建国之路并不见得比怀朔军人要顺利。但是北周占的地盘好，关中地区向来胡汉混杂（崔浩时代就很明显了），鲜卑、汉人之外，还有氐、羌、月氏等多个族群，各族融合由来已久。当地汉人不论士庶，并不很强调自己的族群本位主义，只要利益共享，他们就乐于与“外来户”积极建立新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