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历史的进程具有必然性，但又往往在关键时刻由某些偶然的小事件改变其轨迹。
  其次是“地利”。北魏的发祥地位于偏僻的漠北，经济文化落后，看起来是一个很大的劣势。然而事实证明，地理上的条件恰恰是导致拓跋氏脱颖而出的一个优势。这一地区的周边多为鲜卑、高车等原始游牧部落，并不比拓跋氏先进和强大，北魏在发展壮大的军事过程中，得以先易后难，先弱后强，不但避免了迅速的失败，还大量地掠夺了各种资源，尤其是人口和牲畜。北魏与后燕的冲突，源于马匹资源的矛盾，经过长期征战，中原地区的马匹数量已经大幅度减少，慕容宝等人索马的要求，反映出当时燕国战马数量的不足和素质的低下，在马匹决定胜败的骑兵对战中，兵强马壮的北魏可以说是占尽了优势，不仅远远超过战马稀缺的南方邻国，也胜过游牧为生的北方劲敌柔然。各割据势力与他们对抗，唯一能够相持的手段，只有守城，而这一手段，在北魏的力量不断强大后，也不再成为阻挡魏军取胜的障碍。
  当然胜利也离不了“人和”。北魏刚刚兴起时的组织结构十分原始，其实也给了那些受过“先进文化教育”的汉人更多施展身手的空间。拓跋鲜卑的文化素养并不高，但其首领是比较有见识的，他们认识到只有依靠中原人士才能够统治中原，对于中原文化，更是推崇备至。在收服割据势力的兼并战争中，他们也就不断得到附近的汉族士人的支持和归顺。北魏又十分注意网罗人才，只要是士大夫求见，无论少长，都由皇帝亲自接见，详细交谈，凡有才能者，一律根据具体情况录用。这些有识之士面对北魏几乎白纸一片的规章制度，既能引入汉人成功的统治手段，又可以吸取汉人失败的教训，从而逐步建立起一套比传统制度更为完善的政治制度。到了拓跋焘时代，汉族士人在北魏的地位已相当重要，北魏的统治阶层形成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大夫共同合作的模式：武将以擅长骑射的鲜卑人为主，比如长孙嵩、长孙翰、奚斤等猛将，而文官则多以汉族士大夫为主，比如崔宏、崔浩、张衮、刘洁等名士，猛将名士如云，加上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统帅，组成的队伍自然战无不胜。
  拓跋焘的胜利对于南方的“正朔”王朝是一个刺激。刘宋立国之初，对付北方的政策是拉一派打一派，他们一方面接受北燕、北凉等小国的称藩，甚至与夏国订立盟约，企图以此来牵制逐渐强大的北魏。北方越乱，南方的统治也就越安全，宋文帝的元嘉之治，正是在拓跋焘出击各国、无暇南顾的十几年间得到的富足偏安的局面。等到拓跋焘结束纷争，终有机会再次南下时，南方的“幸福生活”就将好梦到头了。
  檀道济死后，刘湛在朝中的势力渐大。司徒右长史刘斌是刘湛的宗亲，被刘义康擢升为左长史。刘义康又先后提拔了王履、刘敬文、孔胤秀等一批大臣，都是些阿谀谄媚之徒。刘义康权倾朝野，刘湛自以为有这位皇上的弟弟做靠山，朝上朝下越来越显得放肆，私下里多次与刘斌等人说：“当今皇上一旦驾崩，就应该继立成年的皇室成员做君主。”
  前文说过，宋文帝身体比较差，有一次病情又转危，就把刘义康召入宫中，与他商量起草顾命诏。太子刘劭还是十来岁的少年，不懂政事，宋文帝自是心思重重，对着弟弟千叮咛万嘱咐。刘义康出宫后，泪流满面地对刘湛、殷景仁等人讲述当时情景。刘湛听罢，也不顾忌听众，便说：“天下局势艰难，幼主哪里可以统治！”这话一出，刘义康、殷景仁都哑口无言——这位刘湛先生，果然有点胆大包天的意思了。（其实刘湛也该想想清楚再开口，刘义康也就算了，他有没有意图篡夺皇位暂且另说。当时在场的殷景仁是宋文帝的亲信，说这样的话，怎能不让人起疑。此时的刘湛恐怕已为权势迷了心窍，一心只想让刘义康上台，自己也就可以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辅臣了。这种想法只可藏在心底，到时机有利时再付诸行动，怎可不分场合，随口而出呢？）
  说错了话，刘湛并不醒悟，他与孔胤秀等人结为同党，密谋在宋文帝死后，抓住机会废掉太子，拥立刘义康为帝。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宋文帝的重病奇迹般地恢复，对于刘湛等人的阴谋，也有所耳闻（论常理猜测，信息多半是来自殷景仁）。他即位之初就有诛杀三位顾命大臣的斗争经验，对付刘湛这样的更是很快就心中有了谱。
  从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秋天起，宋文帝就不再去刘义康府上见他。殷景仁则从几年前就告病在家，与皇帝通过密信联系。元嘉十七年（公元440年），刘湛的母亲正好去世，宋文帝借机将刘湛免职，表面上是让他回家料理后事，实际上是留出时间为重拳出击准备。刘湛通过种种迹象，已经猜到自己难以保全。当年十月，宋文帝命刘义康入宿中书省，密令左右对其严加“看护”，然后下诏列数罪行，命廷尉收捕刘湛一党。卧床多年的殷景仁忽然命人准备朝服，连夜进入华林园的延贤堂，秘密求见等候多时的宋文帝，商议处分事宜。
  宋文帝此次行动风驰电掣，可谓一场从上到下的大清理，不仅刘湛、刘斌及其诸子被诛，参与拥立刘义康密谋的刘敬文、孔胤秀等同党也被一并斩首，王履凭借叔父吏部尚书王球的关系，才保住性命，但也给罢了官，其他涉案人员都被发配流放到偏远的广州。
  宋文帝又派人向刘义康宣读刘湛等人的罪状。刘义康深知大势已去，自己的政治生命完结，便上表要求辞职。宋文帝下诏让他做江州刺史，去镇守豫章。刘义康在京城呆了十几天，希望最后再见一面宋文帝，宋文帝满足他的要求，然而兄弟相视告别，却都不发一语，宋文帝只是对着刘义康哭泣，刘义康怅然离开建康。宋文帝又封征虏司马萧斌为豫章太守，掌管江州一应大小事务，并由龙骧将军萧承之带兵把守，以保护刘义康的人身安全为名，限制他的活动自由。
  刘义康留下的司徒、录尚书事的职位，由五弟刘义恭接任。刘义恭以刘义康的失败为戒，行事极为谨慎，终于没有再惹权力风波。
 
五 盖吴举兵
  刘义康被软禁在江州豫章，宋文帝本有意命手下秘密将其处死，亏得这家子兄弟姐妹还有一个主事的“家长”——大姐会稽公主。
  这位公主就是在讨伐司马休之的战役中阵亡的徐逵之的妻子，当年刘裕想让女婿在战场上好好出出彩，没曾想却教他送了性命。会稽公主就此守了寡，身边还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徐湛之和徐淳之。刘裕尤其喜爱徐湛之，对他很是照顾，在他几岁的时候就给他封了县侯的爵位。刘裕崇尚节俭，他专门把自己贫贱时妻子亲手为他缝制的旧衣服“纳布衣”（应该是类似百衲衣一类的打了补丁的衣衫）留给会稽公主，叮嘱她说：“后代子孙若有骄横奢侈的，可以拿这件衣服给他们看，好好教育他们。”会稽公主将衣物用锦囊包好，默默记下父亲的教诲。
  刘湛一党获罪，徐湛之也因受到刘义康的宠爱而被牵连，眼看要问死罪。会稽公主当即入宫，见了弟弟宋文帝，也不施礼，放声痛哭。宋文帝不明就里，正欲询问，会稽公主忽然从怀中取出包有纳布衣的锦囊，一把扔在地上，对文帝说：“你家原本穷得很，这是我母亲给你父亲做的纳布衣。你倒好，今天能吃上一顿饱饭了，就想要残害我儿子！”宋文帝处置刘义康一案，出于权力之争，“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想到这里，他竟也悲伤地哭了起来。徐湛之于是得以赦免，后来还被任命为太子詹事。
  刘义康外放，会稽公主担心他的人身安全，就特意将宋文帝请到家中，以宴会招待。酒酣宴欢之时，公主离席，对着文帝连磕几个头，悲不自胜。宋文帝不知道她又想干什么，亲自扶她起来。公主抽泣道：“车子（刘义康小名）将来必不为陛下所容，臣妾特为他求情，请留他一条性命。”说着又号啕大哭，宋文帝也不得不一面痛哭，一面安慰她不必忧虑。公主不信，文帝便指着埋葬了父亲刘裕的蒋山起誓：“大姐切勿疑虑，如若违背誓言，就是对不起父皇陵寝。”然后下令将自己喝剩的酒赐给刘义康，并且附言：“会稽姊饮宴忆弟，所余酒今封送。”以表明心迹。
  终公主一生，宋文帝没有再动刘义康一毫一发，可惜这位性格泼辣、可亲可敬的公主在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就去世了。仅过一年，范晔（《后汉书》作者）与刘义康的几位心腹谋划政变，重新迎立刘义康。徐湛之知晓内情，提前向宋文帝告密，范晔等人被杀。刘义康丢了官衔，被废为庶人，一家人远迁安成郡（今河南汝南）。
  同一年的北朝也出了骚乱，安分了近十年的关中地区爆发了一起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举兵的首领，乃是一个叫做盖吴的卢水胡人。
  卢水胡是关中胡人的一个大支，以世代居于卢水流域而得名。根据考证，这个卢水可能就是今天甘肃张掖南面的黑水。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就是民族混居区，包括匈奴、羌、小月氏等族，其中以匈奴为主体，因此考究民族史的学者常把卢水胡归为匈奴。建立北凉的沮渠蒙逊，便是最为典型的卢水胡人，在五胡十六国中与刘渊、赫连勃勃都属匈奴，其实这三者不可一概而论：刘渊是南匈奴后人，属于匈奴与汉的混血；赫连勃勃是铁弗部，即匈奴与鲜卑的混血；沮渠蒙逊，按照陈寅恪先生的说法，出于小月氏，可以认为是匈奴与羌的混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