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南北朝:宋齐北魏的纷争史

第27章


喝着喝着,陆俟有了几分醉意。左右上前搀扶,陆俟却执意不肯,一个人摇摇晃晃地,要上马出营。刘超不知底细,赶忙到马前送他。陆俟翻身上马,脸色突变,对着刘超大喝一声,从腰间拔出佩刀,手起刀落,将刘超人头砍下。兵士们早已会意,各自拔出武器,高呼猛进,击杀刘超的部下。刘超营中一时大乱,哪里抵挡得住这五百精兵,死伤数千人,剩下的举手投降,刘超的叛乱就此平息。
  拓跋焘大喜过望,再次把陆俟调回京都平城,升他的官。陆俟单马镇长安,终于不辱使命,表现得有胆有识,以最小的代价平定了潜在的大乱。《魏书》评价他只用八个字:“威略智器有过人者”,一个字都没有说错。
  此后北方的各地胡人虽还有零星叛乱,但已难成气候,拓跋焘进一步巩固了他河东、关中、凉州等地的统治后,就要北上讨柔然了。
  北魏对付柔然的一大问题是,柔然背靠广袤的沙漠,回旋空间极大,打不过北魏,就可以一直往北逃,北魏骑兵机动力虽强,但对付远遁漠北的柔然人,不要说追不上,经常连找都找不到。吴提做可汗以来,柔然衰微,很少与北魏军队正面对抗,客观上反倒减小了柔然的损失。吴提在位的十六年中,北魏征讨柔然经常因为找不到敌军,又缺乏水草,而半途而废。吴提死后,他的儿子吐贺真继任可汗,依然秉承这一策略,效果卓著。
  太平真君九年(公元448年)开始的与柔然的战事,源自西域悦般国(《资治通鉴》作般悦国)的遣使来朝,与北魏相约合攻柔然。悦般国在北魏以西万里之外,据称是北匈奴的一支后裔,风俗言语近于高车而远于柔然。他们的首领与柔然结下了梁子,苦于实力太弱,只得让人来北魏求援。
  悦般国内有不少温泉资源,放到现在应该也属于疗养旅游胜地。悦般使者朝贡之外还带了一名宣称有法术的人,能够将人割破血脉,放血数升,然后用药草治疗,一会儿便能止血,再养个一个月,就能恢复正常,连瘢痕都不会留下。拓跋焘下令从监狱里带一些死囚按照使者的说法进行试验,果然不假。拓跋焘见有这么好的药草,便问使者哪里能采到。使者神秘一笑,说:“奥妙之处在于我们这位法师,而不在于药草。这种药草,在中原各地的名山中都能找到,陛下可以派人依样去寻,然后由法师传授医治的法术。”拓跋焘彻底拜服,对悦般国使者的言语深信不疑(神秘主义的东西自古而今都是一脉相承,很多特色千年不变,上至九五之尊,下至平头百姓,都有可能成为它的崇拜者。君不见悦般国使者的这些宣传手段,今天还被许多人用来“发财致富”)。他下令全国戒严,准备出兵讨灭柔然。
 
八 崔浩之死
  北魏这场对柔然的进攻,在事后看来,基本上还是“雷声大,雨点小”。但从拓跋焘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却可以推测,他是有心直捣漠北,与柔然拼个鱼死网破的(当然多半时候还是有信心保证网不破)。这一点首先可以从当年宣布戒严看出来,拓跋焘要保证后方无事,才敢大军出动,可见规模不小;以前的北伐,皇太子都是要驻守国都平城的,而太平真君九年的北伐,太子拓跋晃却跑到漠南的行宫,朝见拓跋焘,随军一同北上;并且,拓跋焘连续两年三次用兵,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的征战密度。
  第一次用兵在当年的冬天,北魏大军向北挺进沙漠,遍寻柔然踪迹而不得,最后到达汉朝征讨匈奴时留下来的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天气寒冷,行军困难,魏军便将携带的粮草囤积于城内,在城中留了些守兵,就撤退了。
  转年开春,拓跋焘回到漠南,大宴群臣。大约是浸沐于席间大臣们的一片阿谀之词中,拓跋焘忽然志气昂然,不甘心于前一年的徒劳无功,下令再度北伐,大军分为三路:高凉王拓跋那走东路,略阳王拓跋羯儿走西路,拓跋焘本人则与太子一起过涿邪山(今蒙古戈壁阿尔泰省阿尔泰山东段),北行数千里。这个气势很吓人,柔然可汗吐贺真闻风而遁,拓跋焘的连续第二次北征又未果。
  拓跋焘并不罢休,他分析了最近几次北伐的得失,总结出教训:每次都把局面搞得太大,没到柔然腹地就把人家吓得半死,这怎么能达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呢?他吸取教训,在紧接着的这个秋天第三次发动北伐,这一次,他只让拓跋那和拓跋羯儿率领少数精兵,分别从东路和中路北上。吐贺真果然接招,他以数倍于魏军的柔然精兵迎战,包围了拓跋那的军队,包围圈绵延几十里。
  拓跋那全无惧意,命令士兵深挖战壕,坚守待机。双方相持多日,吐贺真每次出阵挑战,都被拓跋那击退。柔然人多势重,竟占不到半点便宜,吐贺真渐渐感到恐惧,越想越觉得魏军必有后援,这么下去自己要倒霉,就主动解围,连夜逃走。拓跋那带兵追赶,九日九夜,穷追不舍。吐贺真对自身的战斗力没信心,弃了辎重,翻山越岭没命地跑。拓跋那得了辎重,不再追赶,回军会师。另一路的拓跋羯儿也收编了柔然的牧民和牲畜,数百万之多,全部带回北魏。
  太平真君九年到十年(公元448年至449年)连续对柔然的用兵,最后还是没能彻底消灭柔然上层势力,柔然可汗依然存在,但却在最后一次战争中有效地获取了柔然的资源和财产。史载“自是柔然衰弱,屏迹不敢犯魏塞”。严格地说,应该是柔然的势力重心西移,更多地与西域诸国发生冲突,而不敢来招惹东方的这个霸主了。
  拓跋焘压制了柔然,西南的吐谷浑也被他打得抬不起头,得意之余,想的当然是如何功高盖世,青史留名了。早在消灭北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个想法,他让崔浩担任监秘书事,命他召集一堆汉族文人高允、张伟等共同为魏国修国史。修史本是汉人的强项,试问古往今来,天下诸多国家,又有哪个有中国的史籍那么连续和完善呢?崔浩也是当仁不让,觉得这种任务就该由他来领导完成,很爽快地接手过来。
  其实崔浩见识虽广,文笔却不咋样,执笔的工作多由手下的文人来做,他只负责总结折中的工作。然而很多鲜卑贵族仍把崔浩当做眼中钉、肉中刺,崔浩在不少问题上都伤及了他们的切身利益(尤其是灭佛的那次),这次又要对他们的先世品头论足,怎么受得了。可是又没法子,皇上这么信任那些汉族读书人,自己呢,打仗虽然很牛,可舞文弄墨是形同白痴,只好听之任之。
  修国史的都是汉人,他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与没怎么读过史书的拓跋焘可不同,史书不是“好人好事记录册”,而是对于事实的叙述。所谓春秋史笔,是“笔则笔,削则削”,该记录的就记录,该删减的就删减,既不溢美,也不讳恶,皇帝什么时候给人欺负,什么时候干了坏事,这些都得写到纸上。拓跋焘想的只是光宗耀祖,他一向推崇崔浩,看他领着一帮子人日夜伏案,奋笔疾书,心中暗爽,指望着这本史书早点写完。
  到了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450年),魏国史《国记》编撰完成,崔洁审阅一番,非常满意,便向皇帝呈上。参与著史的闵湛、郗标建议,把《国记》刊刻在石碑上,以彰直笔,同时刊刻崔浩注解的《五经》。高允听说此事,私下里说:“闵湛等人都是小人之见,恐怕要害惨崔氏一族了!”崔浩却很赞成这个建议,对太子拓跋晃提了出来。拓跋晃给予支持,于是下令在平城南郊修造碑林,方圆一百三十步,“用功三百万”,终于完成。
  城南新修了碑林,好新鲜爱热闹的人纷纷跑去观看。那些本来就对修国史有意见的鲜卑贵族当然也去看了,这一看可不得了,石碑上的文字哪里是在夸耀功德啊,明明都是揭短嘛。拓跋氏发家才历经三世,祖上的事有好多不体面的,自己知道也就算了,怎么可以放在外面给大家看呢,太不像话了。鲜卑贵族一个个怒气冲天,前呼后拥地跑到拓跋焘面前,向拓跋焘告发,说崔浩这帮汉人是存心损咱们呢,应当严惩不贷!
  拓跋焘这才如梦方醒,一拍桌子,派人将石碑火速砸毁,下令逮捕崔浩以及所有参与著史的文人。
  太子拓跋晃首先得知消息。自从灭佛以来,他就跟崔浩结了怨,这次崔浩获罪,他本该高兴,可是修史的主力成员高允却是他的恩师,他赶紧把高允接到东宫,吩咐他说:“明天随我去见皇上,假若皇上问你啥,你就顺着我的意思答话,听明白了么?”
  高允一头雾水,问太子:“为了什么事情呀?”
  拓跋晃也不细说,只回答:“去见了皇上就知道了。”
  次日一早,拓跋晃领着高允来到宫中,向拓跋焘禀告:“中书侍郎高允在儿臣宫中,相处好多年了。他一向小心谨慎,遵纪守法,虽然与崔浩一同著史,但地位很低,罪责都是崔浩的,恳请父皇明察,免他死罪。”
  拓跋焘点点头,召见高允,一见面就问他:“《国记》都是崔浩写的吧?”
  高允依实回答:“《太祖记》为前著作郎邓渊撰写,《先帝记》(先帝即指拓跋嗣)和《今记》是微臣与崔浩合写,不过崔浩管的多,只抓总体的事务。至于注疏方面的文字,微臣多于崔浩。”
  拓跋焘大怒,对拓跋晃说:“怎么搞的,高允的罪责比崔浩还重,叫我如何饶恕他呢?”
  太子暗暗叫苦,心说这个高允怎么不长脑子,不听我言,忙解释说:“高允小臣,初见父皇天威,语无伦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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