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这一事件让中国捡了个大便宜，因为枪击事件使得国际上的抗议之声得以增强，他们呼吁日本应该适可而止。据报道，日本皇后还亲自为李鸿章包扎伤口。    
    条约中的各款项在4月7日达成一致，包括中国向日本永久割让台湾岛、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向日本人开放7个中国贸易港口；赔款2亿两白银，允许日本人占据威海卫直至赔款付清；以及承认“朝鲜独立和充分、完全的自治”，这意味着把它转让给日本。    
    虽然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但赫德还是对中国所遭受的挫败感到震惊：“恐怕我们是在补一口破烂不堪的铁锅。”私下地，他开始推测：用不了多久，满清政府将会由于自身的无能和不妥协而遭受灭顶之灾。正如他在1895年向一位朋友吐露的那样：“我担心，就大清王朝而言，它已经不可救药了：10年之内，革命就会成功。”事实上，它花了16年。另一方面，他对中国人民又充满信心，确信他们最终会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光绪对于此次失败的最后反应，并不是抓住这一机会重塑皇帝的权威，像这样的机会，他的祖先们（努尔哈赤、多尔衮、康熙、雍正）从来不会轻易放过。相反，他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宣布自己希望退位。面对突如其来的绝望，光绪坐在他的龙椅上，眼泪汪汪地坦然宣告（就像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的道光皇帝一样）：“朕何堪再为人主。”    
    这样的时刻，需要的是大胆行动而不是伤心绝望。关于阴谋的流言在到处传播。光绪打算退位去过一种冥思默想的生活的消息，吊起了那些觊觎大位的亲王们的胃口。“在汉人圈子中，不断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赫德说，“即使来一场政变，也不会让我惊讶：老百姓正在慢慢安定下来，一些人支持皇帝，另一些人则支持太后，这阵势看起来就好像某个杰出人士将不得不把另一个逼入绝境。”    
    在光绪这一辈人当中，最厚颜大胆（或许还最有男子气概）的品性，全都集中在惇亲王那几个脾气火爆、鲁莽好斗的儿子们身上。在恭亲王的弟兄们当中，惇亲王是一位产量最高的父亲，到1889年去世为止，他一共生了8个儿子。他们当中，年纪最长3个人被满洲爱国精神弄得头脑发热，痴迷于阴谋诡计。在父亲去世之后，他们开始炫耀自己的政治肌肉。到了中日战争的时候，他们已经爬上了铁帽子集团的领导阶层。长子载濂同时也是他父亲爵位的继承人，如今成了新一代的惇亲王，还继承了他父亲的巨额遗产；接下来，就是端郡王载漪和辅国公载澜（人称“澜公”）。都是些浮华纨绔、傲慢自大、野心勃勃、性格急躁的麻烦制造者，对于软弱无力、踌躇犹疑、结结巴巴、性征畸形的光绪皇帝，他们毫无同情之心。他们全都是皇帝的堂兄弟，就像年轻的普兰特治尼特9们一样，他们将这视为一张图谋大位的许可证。加上他们的同伙和执拗的铁帽子兄弟庄亲王，他们要倒退到多尔衮和努尔哈赤暴烈的封建时期。他们在童年时代受到了太多的保护和溺爱，完全不知现实生活的艰难困苦。他们迷信道家法术，听信术士们的胡言乱语，自视为正在创造中的传奇英雄。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以某种方式登上皇位，就必定能扭转颓局，恢复远古中国的荣耀和孤立，只要将所有的洋鬼子和日本“倭寇”杀掉或赶走。这样的许诺吓坏了每一个同现实生活依然保持着接触的人。在被日本打败并使国家蒙羞的灾难时刻，像这样一种矫饰浮夸的雄心壮志，对于铁帽子及其追随者们来说，着实有一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效果，他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谴责光绪皇帝，并对此深自陶醉。他们全然忘记了额尔金爵士（或许从未听说过此人）给他们上的那一课，他们相信：西方列强一旦被赶出中国，就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主要是被一种复仇的渴望所激励。许多年前，他们的父亲和皇位失之交臂，结果取而代之的是咸丰。而且，要不是恭亲王和李鸿章从中作梗，在1875年同治皇帝死后的继承危机中阻塞了他们通向皇座的道路，那么，如今坐在那把龙椅上的人，很可能就是他们兄弟中的某个人（或是他们儿子中的某个人），而不是光绪。他们相信：他们的家族已经屡次三番地被人骗走了长子继承权，这是一个错误，必须予以改正。    
    虽然要论年纪并非最长，但急躁鲁莽、趾高气扬、侮慢无礼的端郡王却是他们天生的首领。如今他已经三十多岁，从技术上讲，要觊觎皇位似乎太老了点，除非这把龙椅在人们的怂恿之下自己落入他之手，但是，如果光绪退位，端郡王倒是有个儿子正站在戏台边上等着出场呢，他的名字叫溥 。有个儿子坐在龙椅上，端郡王就能以摄政王的身份君临天下。溥 虽说不是十分聪明，却正好是光绪的下一代。    
    1890年代初期，端郡王就开始大出风头，在这之前，他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年轻王子，他崭露头角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娶了慈禧的侄女做老婆，这个女孩是慈禧的弟弟桂祥的女儿。这桩婚事给了他作为其家庭成员而接近太后的特权，并使他受到她的栽培、成为她的耳目（如果她愿意的话）。端郡王的福晋同时还是光绪皇后的妹妹，所以他能够常在宫里走动。端郡王利用一切机会向慈禧推销他的宝贝儿子。随着年龄的增长，溥 变得又圆又胖，自信得像一只麝鼠，目空一切的样子，一看就很适合做个抱负远大的接班人。    
    像许多思想保守的满洲贵族成员一样，端郡王也极力避免跟洋人接触，而且固执己见。外交官们认为铁帽子们全都是心胸狭窄、眼光短浅之辈，在官方报告里将他们成为“聚集在太后背后的反动分子”。这样说来倒好像她是个领袖似的。其实，虽然端郡王极力巴结太后，并利用家庭纽带以取得优势，但铁帽子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算是“后党”，而且在任何意义上她也不是他们的保护人。作为太后，按照满清的规矩，在国家大事上，她既要和宗室的亲王们商议，也要跟各部大臣们讨论。在上一代皇室兄弟中，也只有恭亲王、惇亲王和醇亲王积极地参与了决策过程。如今，他们三个人当中，只有恭亲王还健在，所以，除了爱新觉罗的下一代，她已经没有别的选择，在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几个王子对国家政策的制定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虽说恭亲王那几个耽于玩乐的儿子对于政治极其厌恶，但惇亲王那一帮脾气暴躁的儿子，对权力的迷恋却到了一种病态的程度，尤其是一根筋的端郡王。他是个顽固不化的家伙。作为一位亲王和皇上的首位堂兄弟，他成了朝廷会议上一名固定成员。他出没于颐和园，频繁地去找太后，送礼，大献殷勤，逐渐让自己成了她日常咨询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一开始，他的殷勤和固执似乎还不是什么坏兆头。    
    端郡王的精力充沛给太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对于一个毕生都被畏畏缩缩的太监和曲意逢迎的官吏所包围的女人来说，也不足为奇。端郡王的争勇好斗，虽说多少有一点令人恐惧，但至少是勇敢而积极的。慈禧一直没有认识到危险，直到他慢慢地控制了她，但为时已晚。后来，当她发现自己竟成了他私人武装的俘虏的时候，她实在有理由为自己的粗心大意而扼腕叹息。    
    虽然端郡王没什么高明的策略，甚至没有一份粗略笼统的计划，但他和他的伙计们还是不动声色地将所有的安全和控制工具悉数收入掌中，包括：最好的旗兵部队，最精锐的汉军分队，秘密警察、国家警察和禁卫军的指挥部，控制税收和财政的关键部门，刑部，都察院，以及各战略省份的总督和巡抚。1893-1894年间，甲午战争的前夕，当武装力量被改编的时候，端郡王被提升为旗军副都统，这一关键职位曾经被肃顺和他在八大臣中的亲信所把持。接下来，端郡王还获得了组建自己私人武装的特权，这支军队被他命名为“虎神营”。由10,000名满族青年组成，年龄在25-35岁之间，他们全都是从最主要的旗兵中挑选出来的。虽然作为一支战斗力量而言，满洲旗兵可能派不上什么用场，勉强能摆个样子就算不错了，但在这支队伍中也还有一些能干的年轻人。为了组建虎神营，端郡王特意从正白、正黄和镶黄三支旗兵中招募了最好的士兵。他们采用西式方法进行训练，并且练习使用现代化的武器，其中包括夏普来复枪和克虏伯火炮。    
    对于外国侨民而言，这个名字所蕴含的意义，以及这支军队最终的目的，并不是马上就能明白的。老虎，是铁帽子们用来指称西方列强的一句暗语。因为中国没有大象，所以老虎就成了足以对龙构成威胁的最大的野生动物。李秉衡10将军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汉族将领，来自南满洲里，因为异常诚实和对洋人的嫌恶而成为年轻的铁帽子们的偶像。他警告人们：西方列强有双“虎眼”。李秉衡是对外绥靖政策的死敌，长期以来，这一政策被认为与恭亲王及李鸿章大有干系。李秉衡相信：如果领导有方、指挥得当，中国军队是能够打胜仗的。不过这确实是个大而无当的“如果”。中日战争期间，他上书陈言：“列强虎视。其（未来）所采取之行动，必视我对日一战之结局如何而后定……若严敕各将帅督抚，效死一战，则不出半载，日人必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