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没人确切知道李鸿章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他们都严重低估了这个老奸巨滑的家伙。这样大概过了几个礼拜，他开始扭转局面，维新派和铁帽子们同样都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天真的光绪皇帝对于这场即将把他卷入其中的阴谋和背叛的狂风大浪毫无准备。    
    李鸿章已经谈好了一宗秘密交易，把南满洲里的控制权交给俄国，以此作为阻止日本走得更远的一种手段。但现如今光绪希望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并且任命了由年轻的改革者所组成的亲日顾问团，他们迫使皇帝摆脱掉了李鸿章和其他所有他们认为亲俄的官员。他们并没有领会到李鸿章和俄国的共谋仅仅是一种权宜之计。作为中国的大脑和神经系统，他的野心可远远不只是回扣和贿赂。正如他的贪婪和自私，李鸿章身上还体现出了汉人所特有的精明和能干。而那些满洲人，许多年前，要不是李鸿章保护了他们免于因极端无能而垮台的话，他们也许早就被吊死在他们的红漆大梁上了。这样说来，李鸿章的残忍和危险也就是必然的了，但他不止一次很克制地放过了为自己攫取皇位的机会。和那些小肚鸡肠的家伙不同，他很清楚：做董事长要比做皇帝强多了。光绪皇帝如果更聪明一些的话，他或许会给李鸿章所有他想要的权利和声望，以取得他的帮助，这也正是恭亲王和慈禧为什么这么干的原因之所在。然而，光绪却草率地采取行动，把他最精明的仆人拱手转让给了他最狡猾的敌手。从此以后，李鸿章制造了所有的麻烦，并使它们看上去像是铁帽子们所引起的。在1898和1900的木偶戏中，所有的线都是由李鸿章牵着的。    
    通过自己的密探，再加上沙俄拥护者的情报，李鸿章很早就发现了光绪皇帝正盘算着要跟明治维新的设计师伊藤博文签订一份秘密协议。中日战争期间，伊藤博文是日本首相，如今是一个老资格的政治家。伊藤博文正打算来中国，此行被打扮成一次私人访问。而事实上，他将在北京讨论让他担任光绪皇帝改组政府的一名特别顾问的事情——此事并未征得御前会议的预先同意。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鸿章反对任何将日本官员安插在紫禁城以及让日本密探渗透到中国官僚机构的交易。李鸿章的俄国朋友也慌了神，敦促他抢先阻止日本人。作为年轻皇帝最近的一位受害者，李鸿章发现自己置身于陌生的一伙人当中：恰好是那些在中日战争结束时反对他的铁帽子们。如果他把那桩即将和伊藤博文达成的秘密交易告诉铁帽子们，那一定会激发他们的偏执狂并凿实他们内心中最坏的担忧。他知道端郡王和他的追随者们一直在设法让他们自己获得更大的控制：警察、军队、财政和控制机构。他也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对于皇位的野心，他们要将所有洋人赶出中国的长期密谋。李鸿章再一次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有利的位置，能够起到一种催化剂或搅屎棍的作用。凭着李鸿章这样狡猾的头脑，完全有可能让他的两帮对头——铁帽子和维新派——互相攻击，然后，他就躲在后面坐收渔翁之利。    
    1898年9月11日，荣禄总督在天津欢迎伊藤博文的到访，并举行了一次“诚挚的会谈”。几天之后，当他乘火车抵达北京的时候，伊藤博文和老对头李鸿章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并会晤了总理衙门的大臣们。    
    如今将近60岁的伊藤博文外表文雅，出现在破败、炎热的北京胡同里令人印象深刻。他修剪整齐的铲形胡子已经全白了，映衬着红润的面色，他有着一个武士的轩昂举止，尽管他穿着漂亮讲究的三件套，看上去更像是个英国投资银行家。这位明治宪政体制的创造者，行走在这个气数将尽的大清王朝潦倒破败的首都。    
    从表面上看，伊藤博文的宪政体制恢复了日本天皇的权威（这种权威已经被仇外的幕府将军们僭越了好几百年），并且给它披上了一件基本公民权利的外衣，乍看上去倒蛮像是民主制度。而事实上，明治天皇只不过是一大帮形形色色的权利掮客们的奴隶，这些掮客包括：实业家、军国主义者和扩张主义者，他们打着现代化和维新的幌子，将旧的封建势力集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取而代之。北京的情形与此明显类似的是：那些惶惑不安地依附于中国权力的满清贵族与此休戚相关，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权威得以增强，而不是削弱。照着日本人的模式，铁帽子们将会被扫进垃圾箱。    
    皇帝和改革家们所看到的，仅仅是他们希望看见的。对于理想主义者光绪来说，明治的实例似乎昭示着这样一个前景：有了仿自日本国会的新式行政工具，就可以恢复皇帝作为最高行政长官的卓越地位，在日本，大量的日常行政事务似乎都交给了国会代表（这仅仅在表面上是真的，就像伊藤博文的外套，只是看上去像是在萨维尔·劳8裁制的）。很明显，光绪想当然地认为：这次复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只要把那些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反动派全都给解雇了，然后再让一大帮新进的维新分子取而代之就行了。他不会懂得：日本国会其实是由像军国主义者山县有朋和天佑侠团的老大这样一些人幕后操纵的，他们不顾伊藤博文的好意，联手制造了中日战争。    
    伊藤博文本人对中国并没有威胁。他是个温和派，反对像山县有朋这样的鹰派。虽然据说伊藤博文在离开东京前往北京之前秘密觐见过天皇，但他这次的北京之行似乎并不是来充当煽动者，而是作为一个诚挚地想要帮忙的明智之士。没有明显的证据把他和山县有朋与天佑侠团刚刚在中国开展的阴谋活动联系起来。日本密探企图在北京煽动新政危机的谣传被天佑侠团的档案所证实。天佑侠团的存在，提供了一种在中国从事密探活动的手段，既不受东京的官方审查，在场面上又可以推诿责任。任何情况下，只要需要他们行动，天佑侠团就能够在日本陆海军、外交官和日本大商行和财阀的贸易代表的煽动下进行谋杀、拐骗和勒索。就连伊藤博文，偶尔也会用一用天佑侠团（这次访问北京他还会再一次用到他们），不过，正是山县有朋（而非伊藤博文）做梦都想在朝鲜用早餐，在满洲里用午餐，然后，在整个中国举办宴会。    
    山县有朋，前首相和防务大臣，很快就要在1898年的秋天再次成为日本首相，对他来说，利用非传统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很有年头了，战争时期雇用非正规军，和平时期雇用密探，诸如此类。他是日本扩张的主要倡导者，明治天皇核心集团的成员之一，天佑侠团的后台老板。早在1879年，为了促进中国的颠覆，他就在一个名叫“怡乐堂”的连锁药房的掩护之下建立了一个密探网络，由天佑侠团负责管理。他们以货郎的身份走村串户，分发特里尼蝶以及别的春药、“琳之玉”铃以及天佑侠团老板三浦富山特别喜欢的那种色情图片。这些强力春药和性爱图片被用来结交权贵豪绅，然后在他们不能自拔的时候策反他们。天佑侠团的名誉首领平冈浩太郎和北京的官员厮混得很熟，以至于被人们贴上了“东京的非官方大使”的标签。    
    伊藤博文的到来，在铁帽子中引起了的深深的忧虑：这可能是李鸿章开始报复的信号。他利用自己的一个心腹党羽、汉人安全官员杨崇伊，此人的女儿嫁给了李鸿章的孙子9。杨崇伊是都察院里一个热心的意识形态窥探者，都察院是一个负责监察中国官僚的检查机构，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指陈皇帝的过失。像翰林院一样，都察院里也尽是一些意见分歧的人，甚至有少数支持康野狐的家伙。最危险的都察御史是那些目光锐利的秘密警察和自封的清教徒，老是指斥那些思想堕落者和潜在的叛国者。杨崇伊正是这样一种人。他是极端保守主义的看门狗，是满清安全首脑荣禄的被保护人，不过他的忠心主要还是献给了亲家李鸿章。    
    伊藤博文抵达北京后不久，御史杨崇伊就在李鸿章的指使下草拟了一份冗长的奏折，向太后发出警告：事情正朝着令人担忧的方向发展，声称皇帝已经聘请了一个秘密顾问，此人非是别人，正是野狐禅康有为，并敦促慈禧出面干涉，刻不容缓地恢复她作为摄政者的位置。    
    杨崇伊的那些建议几乎就是要弹劾光绪皇帝，所以，要找到一位高级官员向太后递呈这样一份爆炸性的公文，实在是一桩非常棘手的事情。鬼也不知道是李鸿章在背后策划了这一切。一开始，杨崇伊把他的奏折拿给荣禄看。读完之后，处事谨慎的荣禄拒绝参与此事，并指示他把奏折拿给庆亲王看看。庆亲王也不愿意接手这只烫手的山芋，因为目前的形势还没到最后的关头。当然还有别的人可以找。但在接下来的两天里，杨崇伊（和李鸿章）退缩了。    
    迄今为止，李鸿章的代理人当中，危害最大的自然要算是袁世凯了，如今，他又开始扮演一个背信弃义的角色。9月14日，杨崇伊写好他煽动性的起诉书的同一天，皇帝第一次秘密召见了袁世凯，据推测大概是要讨论军队改革的问题。自从在中日战争爆发的前夕从朝鲜仓促回国之后，袁世凯就被派全面负责制订一项用西方技能和武器重新训练中国陆军的计划。这导致了许多人（包括激进的维新分子）误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