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对这样一些缺陷的清醒认识，并没有阻止光绪显示他真正的性格力量：将翁同龢从军机处革职并发动百日维新。要是他没有陷身于如此可怕的身体和情绪上的劣势，他也许就已经战胜了铁帽子们，并给中国带来戏剧性的变革。    
    多德福医生没有表达对光绪精神状态的看法。另一位西方医生在后来回顾皇上的症状时，给出了这样的总结：光绪的情状应该是神经衰弱，由于肾脏的机能失常而进一步恶化，对此，韦伯斯特解释为“一种情绪和精神的紊乱，表现为人际交往能力的削弱，同时也常常表现为疲乏、沮丧、感觉迟钝、头痛、对感官刺激的极度敏感（如光线和声音）以及身心失调（如消化系统和循环系统的失调）。”所有这些症状，从光绪孩提时代起就一直伴随着他，这也就足以解释铁帽子们为什么能够在他头上占上风。    
    所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是完全可能的。且不管他作为一个备受虐待的孩子（这导致了他的口吃）其最初的精神状况如何，他后来在紫禁城的抚育成长，以及处于翁师傅持续不断的唠里唠叨和吹毛求疵之下，加之太监当中的一些人对这孩子充满敌意的刺激，这一切，无疑使情况变得更糟了。正是翁师傅，让这孩子对他的姨妈卑躬屈膝、委曲求全。等到他长大成人才发现：关于他作为皇帝的职责，人们所告诉他的一切只是说谎，事实上他不过是那些反动亲王的谄媚者和那些躲在皇座后面集体掌权的官吏们的一块橡皮图章。    
    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10唯一的儿子和继承人患有血友病，这一事实被当作国家机密而严格保守。而光绪皇帝精神和身体糟糕的健康状况却由于外国使团的疏忽大意或不屑一顾，而成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多德福医生的报告所造成的喧嚣混乱，与1898年秋天举行的一系列秘密御前会议密切相关，会上，铁帽子们迫切要求秘密指定一位皇位继承人。铁帽子们如今占了上风，通过对维新派的血腥镇压，已经吓得温和派不敢开口，所以他们认为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此正其时。    
    罗伯特·赫德爵士了解到“有6个年轻人在宫里接受考察，据说在月底之前，他们当中将有一位要成为皇帝。”王爷们之间为使自己的候选人当选而展开的竞争，进行得非常激烈，但很快就偃旗息鼓了。和1875年的继承危机不同，这一次的候选人，全部从下一代、也就是“溥”字辈的小王子们当中产生。溥伦被排除在外，理由是他的血统以及他父亲在1860年是八大臣的死党，1875年他也是因为同样的理由而被排除的。许多其他的孩子也都得不到足够的支持。一匹黑马候选人被提出来了，他就是庆亲王的儿子，但是因为他不属于皇室直系血脉，因而并不具备资格。不可避免地，选择落到了端郡王的儿子溥 头上。虽然溥 的当选据推测是“秘密的，”莫理循还是听到过这样的谣传：这一选择早在10月12日（六君子就戮的两周之后）就已经做出了。    
    有很好的理由对溥 的当选暂时秘而不宣。外国使馆和外部世界必定会将这一消息当作一场取代光绪的阴谋的证据而公告周知，甚至会产生更多的外交对抗。虽然溥 的当选被严格保密，但朝廷内部对此还是心知肚明，这导致端郡王对皇座背后的权力有了更多的掌控。    
    这年秋天，铁帽子们又从太后那里争取到了另一些特权。据1898年10月31日的《北华捷报》报道，太后给了端郡王和他的哥哥惇亲王载湉尚方宝剑，这给了他们斩首的权力，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也不管他的品衔和职位。这是一种古老的特权，在古代有很深的根基，它使得拥有尚方宝剑的人成为皇座的首席护卫，但一旦落在一双错误的手里面，它也会导致端郡王成为一个首席法官和首席屠夫。对于像端郡王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权利就意味着：砍掉任何对头的脑袋是正当的。一个更为不祥的信号并没有被发出，而且莫理循和外国使馆也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太后的身上，将她视为灾根祸首。    
    自热河政变以来（已经差不多过去40年了），权力第一次开始集中到朝廷上最好斗、最沙文主义、心胸最狭窄的人的手中。虽然政府中依然有许多与铁帽子们意见相左的温和派，但要冒犯王爷的尚方宝剑，实在有巨大的人身风险。北京城里到处都是端郡王的人，探头探脑，通风报信。
第四部分 逃亡第69节 逃亡(4)
    奇怪的是，外国侨民对端郡王几乎一无所知。百日维新期间，如果他们能一直给予关注的话，就会看到：端郡王和他的兄弟们对维新表现出了激烈的反对。一直有关于他密谋暗杀或废黜皇帝的各种传言。如果仅仅将他看作一个渴望复仇、被个人野心所毁、为自己觊觎权力、为儿子觊觎皇位的疯子，将是一个错误。端郡王似乎曾经是个真正的爱国者，尽管是个极端热狂的爱国者，但他的真诚从来都毋庸置疑。一位荷马式的英雄所具备的一切素质，他全都具备，包括致命的缺陷。他是同类当中一个天生的领袖人物，锐意进取，气宇轩昂，令人印象深刻。他的父亲惇亲王奕誴同样也是个仪表堂堂的家伙，但喝酒的时候却很危险。在他们自己看来，铁帽子们所要采用的首要策略，就是通过驱逐外国侵略者来恢复满洲人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些洋鬼子给大清帝国带来的，除了耻辱，没有别的东西。    
    使端郡王和铁帽子们变得十分危险（无论对别人还是对他们自己）的缺陷，就是他们有意回避现实，他们无条件地拒绝去亲自认识了解洋人、洋观念、洋枪洋炮洋军队——始终保持愚蠢的傲慢，在他们的领导之下，军队将会宁愿战死也不逃跑，中国人将会站起来，齐心协力地把洋人和他们的军队丢到海里去。他们不承认：时代的发展已经将他们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世界已经改变，他们的敌人有更先进的武器，游戏的规则也已经改变。他们拒绝关注并思考这些变化，到头来，他们的行为将会以灾难收场。他们仍然相信法术，而法术将会让他们栽跟头。    
    虽然慈禧对于外国人也没有什么实际的经验，但她决定：通过邀请外交使团的夫人们喝茶的方式，来开展自己的公关活动，这可是一桩史无前例的事件。没人会指望在茶会上能见到皇上。看到光绪还活着，而且还相当不错，外国使馆也许能就此打消顾虑。夫人们也会观察到，太后和她的侄子之间除了慈爱，似乎也没什么别的事情。皇室的友好表示，赢得了外国人普遍的好感。这也是有史以来外国女人第一次见到慈禧。6个月之前，也就是1898年5月中旬，慈禧接见了普鲁士的海因里希亲王，那是一次和光绪一起举行的外交会见，这一次她并没有躲在纱帘的背后，那也是她第一次被一个外国男人看到。当时，德国舰队的巡回访问到达中国站，而海因里希亲王就是这支舰队的司令官，他是德国皇帝的弟弟，也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外孙，这一身份对慈禧很有吸引力，这也许可以解释她为什么会打破惯例，直接会见他。翁同龢对这样的违礼之举很不以为然，强烈抗议她与洋鬼子的这次会晤。虽然如此，她还是决定要满足自己对西方人的好奇心，哪怕是以这种很有限的方式。对于任何一个高层中国女性（尤其是太后）来说，这都是革命性的一步。在这样的事情上，她从不会轻易改变立场。9年之前，她就因授给罗伯特·赫德官品从而在朝廷里制造了一场大的轰动。下一步她要采取的行动，不过是她已经多次采用过的。在这样一些经历的鼓励之下，她准备再一次打破惯例。    
    对于一个满洲太后而言，招待外国夫人真是闻所未闻，所以，为了举办这次茶会，她不得不面对军机大臣们的反对。茶会被安排在1898年12月13日举行，地点就在北海，那是紫禁城旁边西苑内的一处地方。美国公使爱德温·康格多少有些疑虑，他这会儿差点没被康野狐写来的信给淹没了，康野狐在信中将慈禧描述为一个诡计多端、双手沾满鲜血的女杀手，不过康格说他希望“从此以后，或许有些好的结果”。他告诉美国国务院：“一旦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知道了这次是太后主动接见并招待外国人的话，他们（对外国人）的憎恶或许会有所减少。”康格夫人的男仆则兴奋不已。    
    来自两边的困惑颇使罗伯特·赫德感到懊恼：“首先，她们在陛下希望她们出现的这一天还没有准备好——约定的这一天到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她们还没有就翻译的事情达成一致，除了窦纳乐夫人，每个人都希望用自己的翻译——接着，另一个麻烦又出现了，秘书们的妻子和公使们的女儿都声称自己也是外交使团的一员，理应受到接待。”最后，正式茶会的参加者只包括英、俄、德、法、荷、美、日等几个国家公使的夫人。    
    窦纳乐夫人同样也很失望：    
    太后非常好奇地想接见我们，但她的军机大臣们却强烈反对这样一种新奇而亲洋的举动，千方百计要阻止我们的会见，要多勉强有多勉强地慢慢做出让步，最后才同意我们各自的丈夫所做出的约定：我们将受到接见，但要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表现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