纱帘的背后

如果这些标准得到全面执行，那么义和团运动就很有可能突然走向终结。不过，在他到任后的一个月之内，他收到了不下于三篇谕旨（毫无疑问是端郡王促成的），警告他要“格外小心”。    
    然而，12月里最重要的发展，是义和团的一位新的战地指挥官从陕西到了山东，有人要取代毓贤的位置了。此人是一位能力超凡的强盗，名叫李来中，也是穆斯林将军董福祥的一位拜把兄弟，并通过董福祥直接联系着端郡王。他的到来意味着一场新的暴行。这期间，毓贤已被委任为山西巡抚，那是北京西边的一个省份，在董福祥将军的边疆领地的边缘上。    
    义和团立即就爆发了。照例，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中国基督徒，但事有凑巧，一位西方传教士撞倒了他们的枪口上。1899年12月的最后一天，英国国教传教士卜克斯牧师正冒着漫天飞雪返回他在平阴（位于黄河边上）的教堂，此时，一队拿着大刀的拳民围住了他。卜克斯并没有向他们的抢掠或其他侮辱行径屈服，而是进行了抵抗，结果，他的头和手臂被砍伤了。拳民们将他剥得只剩下内衣裤，然后把他拖走了。在刺骨的寒冷中，卜克斯试着和他们讨价还价，提议愿出一笔赎金让他们放了自己。当这伙人停下来在一家路边酒馆里吃午饭的时候，就把他绑在了一棵树上。正当他们在里面吃喝吵闹的时候，酒馆老板解开了卜克斯，这位传教士便撒丫子跑了，没想到在离一座由“英国海外福音推广公会”管理的教堂约一英里的地方被拳民追上了，并被他们剁得体无完肤。他的头被割了下来，尸体被扔到一条臭水沟里。    
    卜克斯的被杀在北京的外交使团当中激起的反应出人意料地冷漠。美国传教士满乐道4医生写信给莫理循：“窦纳乐爵士对此非常冷静，明确表示（卜克斯）不应该到纷扰不宁的乡下乱跑。”巴克斯告诉莫理循，根据英国国教华北主教的说法，“此事看来的确是卜克斯在已经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并拒绝了一个卫兵的提议，故意进入那个村子的。”    
    虽然如此，北京的公使馆还是正式递交了外交抗议，要求最高当局谴责并压制义和团。1900年1月11日，朝廷（温和派和敌对派势均力敌）发布了一篇谕旨，字斟句酌，闪烁其词，就连康格也认为“这样古怪的措辞，其效果颇令人忧虑”。谕旨是这样写的：    
    近来各省盗风日炽，教案迭出。言者多指为会匪，请严拿惩办。因念会亦有别，彼不逞之徒，结党联盟，恃众滋事，固属法所难宥。若安分良民，或习技艺以自卫身家，或联村众以互保护闾里，是乃守望相助之义。地方官遇案不加分别，误听谣言，概目为会匪，株连滥杀，以致良莠不分，民心惶惑，是直添薪止沸，为渊驱鱼。非民气之不靖，实办理之不善也。我朝深仁厚泽，涵濡二百余年。百姓食毛践土，具有天良，何致甘心盗弄，自取罪戾。全在各省督抚，慎择贤吏，整饬地方，与民休息。遇有民教词讼，持平办理，不稍偏重。平日足以孚民望，遇事自足以服众心。化大为小，化有为无，固根本者在此，联邦交者亦在此。各省督抚，受恩深重，共济时艰，必能仰体朝廷子惠元元一视同仁至意。严饬地方官，办理此等案件，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也。吾民亦当以保卫桑梓身家为念，勿听煽惑以构祸兴戎，勿挟威势以欺侮乡里，庶闾阎安谧，藉释宵旰忧勤，是所至望。5    
    法国公使毕盛这样评论它的措辞：“含混而灵活”，传达了一种“双重含意”。北京只不过是在公开表明观点：只要新兴的乡村防卫力量不是颠覆分子（排满），他们就不会受到压制。    
    使馆方面则被义和团运动的双重特性弄得很是困惑。爱德温·康格以一位消息提供者的新情报为基础，在1900年2月的报告中写道：“毫无疑问，太后被吓坏了，并且确实不愿意以必要的武力和严厉的态度对‘义和团’采取行动……她显然认为，在这个时候这样做，既不明智也不安全。强大的武装组织，一旦和政府严阵以对，可能最容易成为一场全面叛乱的核心力量。”    
    慈禧的确被吓坏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她后来对她的御前女官德龄所说的话中得知：“我本可以及时颁布谕旨，制止拳民……但端王和澜公二人却信誓旦旦地跟我说，这些拳民是上天派来的，能使中国摆脱所有我们所憎恨的洋人。”接着，她补充道：“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场拳乱会给中国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即便使馆方面被搞糊涂了，但乡下的西方人却丝毫不怀疑：这全都是一个险恶策略的组成部分。卜克斯被杀的一个月之前，美国公使馆就收到了山东传教士发来的一封电报，警告：“除非各国使馆联合施压，否则，美国人认为情况几乎令人绝望。” 1月11日那篇令人混乱的谕旨发表的两天之前，太原（山西省的首府，冷酷而狂热的毓贤是该省的新巡抚）的英国传教士拍电报给窦纳乐爵士：“前景非常暗淡……来自最高当局的秘密指令看来是要鼓励（义和团）。”外交使团认为传教士们是在杞人忧天。就在灾难性的1900年开始的时候，罗伯特·赫德爵士写道：“据说，山东的义和团真的正在往北京来，而我们还在争吵不休，争吵是由此开始的：总是有大量的谣言在流传。”    
    1月初，仿佛是响应预先约定的信号一样，巡回拳师开始穿越整个华北平原从一个又一个村镇向北京移动。这之前，有些西方人的印象是：一群群的山东拳民正在向首都蔓延，但事实与此相反，那些“师傅”们并没有带拳民跟着他们，而是在接近城市的时候一路招募、训练新的信徒。这种情形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印象：正是那些师傅（而不是信徒），才是这场运动背后的政治策略的关键，也是义和团拳民和铁帽子们之间的联结纽带。在一场各自分散但又彼此相关的移动中，陕西强盗李来中带着他亲手挑选的拳民部队，混杂着本地拳民，也从山东过来了，不同寻常地活跃在北京南郊，和他的拜把兄弟董福祥将军的部队离得很近。在这次义和团策略中，李来中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元素，没准是个魁首。从那时起，要区分那些五花八门的队伍，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他们全都汇聚到了北京。于是，事情很快就失控了。    
    到了1月底，英、美、法、德、意等国公使给满清朝廷发出了同样的抗议照会，要求颁布一份清楚明确的诏谕，下令彻底镇压义和团。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朝廷指示直隶和山东的官员，禁止义和团的活动，并谕知百姓：这种类型的帮会是被法律所禁止的。使馆方面对此甚是不满，并在4月6日放出了武装干涉的恐怖幽灵：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如果他们关于彻底镇压义和团的要求没有兑现，外国战舰和军队就会出面介入了。    
    4月中旬，另一篇谕旨采用了更加含混模糊的措辞，反复说明：自卫军将受到宽容对待，但与此同时，也告诫老百姓不要骚扰中国教民。义和团把这理解为官方对他们的组织的认可，并且宣布：他们如今将在皇帝的保护下活动。    
    5月初，铁帽子们建议：拳民应该全部被吸收进地方民团，在那儿他们将得到训练、供养，还有兵饷。朝廷命令新任直隶总督裕禄6和山东巡抚袁世凯考虑铁帽子们的建议并回禀。两位大员斗胆极力反对。年长的裕禄（此人和英国驻天津领事私交甚好）暗示：以他看来，拳民都是些犯罪分子和江湖骗子。袁世凯则直言不讳，说：“该拳会聚众游行，每于数百里外劫取财物，不得谓之为保护身家。焚杀掳赎，抗官拒兵，不得谓之非作奸犯科。掠害平民，骚扰地方，不得谓之为专仇详教。……窃以为……因其私团而官练之，实属必不可行。”7    
    袁世凯的警告掉进了聋子的耳朵里。    
    【译注】    
    1舍伍德森林（Sherwood Forest），西方传说中劫富济贫的绿林好汉罗宾汉和他的伙伴们出没的地方。    
    2毓贤（？-1901），字佐臣，内务府正黄旗汉军。监生出身。历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江宁将军，山东、山西巡抚。庚子事变后遣戍新疆，抵达甘肃时被赐死。    
    3朱红灯（1850-1899），原名朱逢明，乳名小朱子。山东泗水人。著名的义和团首领。    
    4满乐道，即罗伯特·考特曼（Robert Coltman 1862-1931），满乐道是其中文名，美国北长老会来华传教的医师、商人。曾在京师同文馆讲授医学。    
    5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上谕，《光绪宣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五册第37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6裕禄（？-1900），字寿山，喜塔腊氏，满洲正白旗人，湖北巡抚崇纶子。刑部笔帖式出身，历任湖广、两江、四川总督。光绪二十四年（1898），召为军机大臣、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徵荣禄入枢廷，遂代之督直隶。庚子事变中，天津城陷后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