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搜索支队中相当一部分战死者的尸体都没能带回，小松原就将他们归类为“失踪”，这样一算，伤亡率就从百分之一百变成了百分之六十，对山县支队也如此统计，只要死不见尸的，都写成“生死不明”，从而“成功”地把山县支队伤亡率降为百分之二十。
  搜索队还有一个骑兵中队留在海拉尔，小松原一边上报百分之六十的伤亡率，一边命人悄悄地对搜索队进行重组，以便证明搜索支队覆灭一事的子虚乌有。
  小松原和辻政信等人是做贼心虚，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却是真的把第一次诺门罕战役判定为“胜负各半”，双方打成了平局，其论据之一便是空战的胜利。他甚至认为，如果不是第23师团出动兵力过少，且缺乏重武器，地面战究竟鹿死谁手，还很难说。
  见司令官如此，辻政信也来了精神，他马上说，诺门罕战役开始以来，日苏双方不过是一胜一败。上次搜索支队把蒙军赶到哈拉哈河西岸，乃是一胜，这次搜索支队吃了败仗，两边正好抵消，所以没什么好难为情的。
  日方不服气，苏方不让步，山县支队从742高地撤走后，苏蒙军就占着高地没挪过窝，这说明暂时的分手，绝不等于翻篇儿。有这股气在，大家就还要继续较量下去。
  
  第四章 凑够一撮人马上走
  
  1939年6月1日，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朱可夫上将正在为演习作讲评。突然莫斯科打来电话，电话中命令他立即动身，第二天向“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元帅报到。
  电话没有说明此行的内容，这让朱可夫的心凉了半截。
  肃反运动覆盖苏联全军，白俄罗斯军区也不能幸免。朱可夫的上级同僚隔三岔五就接到这种莫名其妙的通知，然后就在“报到”过程中一去不复返，其中就包括白俄罗斯军区司令员乌鲍列维奇。久而久之，“报到”近乎成为死刑判决书的代名词。
  再怕也不能不去，一路上朱可夫都胆战心惊，不知道自己的脑袋还能在脖子上待多久。
  1939年6月2日，朱可夫走进了伏罗希洛夫的接待室。
  伏罗希洛夫首先询问了朱可夫的健康状况，然后就说到了已经结束的这一次诺门罕之战。据伏罗希洛夫透露，苏联高层对苏军在这一次诺门罕战役中的表现并不满意。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冲突中，苏军虽占有火力上的优势，但没能取得预想中的战绩，以至于指挥所被端、空军落败，后面的仗也打得一点都不轻松。
  苏军高层预计诺门罕还有爆发战争的可能，日军将会卷土重来，伏罗希洛夫指着地图说：“一场严重的军事冒险正在酝酿。无论如何，事情不会就此结束……”
  说到这里，他问朱可夫：“你能立即动身飞到那里，并在必要时接管部队的指挥吗？”
  朱可夫马上领悟过来，斯大林是要授予他指挥刀。
  虽然伏罗希洛夫用的是问句，但实际上就是下达命令，听到这句话的人没有任何其他选择。松了口气的朱可夫当即回答：“我已准备好马上起飞！”
  最佳人选
  应该说，如果不是肃反，朱可夫还不一定能得到如此重用。
  第一代红军领导层中名将太多了，完全可以用灿若繁星来形容，不说加伦，即便是朱可夫曾经的顶头上司乌鲍列维奇，也十分了得，此人被誉为“二战”前苏联最优秀的军区司令员。显然，从资历到实战经验，无论他们中的谁，都比朱可夫更有资格担任前线总指挥。
  正因为这些更有资格的人都挂了，朱可夫才会成为斯大林的最佳人选。
  朱可夫出身骑兵，是布琼尼元帅的得力助手和下属。到肃反结束，五大元帅杀了三个，留了两个，留下的这两个，一为伏罗希洛夫，一为布琼尼，二位同属于苏联国内战争时第一骑兵军的将领，而第一骑兵军称得上是苏联的精锐部队。
  顺着布琼尼这条线，朱可夫在政治上首先达到了“及格线”，这也是朱可夫能够保住项上人头的重要前提之一。
  除此之外，就得有点真本事。朱可夫从骑兵排长做到骑兵军长，有着指挥机动作战的丰富经验，同时指挥军区演习的经历，又使他初步具备了调度大兵团的那种宏阔眼光。
  还有一点也可能是苏联高层予以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抗战爆发后，朱可夫曾作为军事顾问援华，尽管他当时只是在技术问题上为中国军队提供咨询，并未参与具体作战计划的制订，但多少积累了一些对日军的认识和作战经验，如今在诺门罕战场上正用得上。
  1939年6月5日晨，朱可夫乘飞机抵达蒙古，重点是研究驻蒙古的第57特别军在诺门罕战役中的指挥得失。
  让他想不到的是，第57特别军司令部竟然设在距离诺门罕前线120公里之外！
  朱可夫十分吃惊，接着他来到特别军司令部，见到了军长费克连科等人，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费克连科至今未到前线去过，什么都一问三不知。
  军参谋长库谢夫向朱可夫报告了局势，朱可夫一听，就知道这位军参谋长也一样没到过前线，不了解诺门罕战场的真实情况。
  朱可夫调查下来，在军司令部的高层指挥人员中，只有军政委尼基舍夫去过事发现场。
  朱可夫怒不可遏：你们这算打的什么仗，为什么不把军指挥所设在前线？
  见朱可夫发了火，费克连科很是慌张，结结巴巴地辩解说，不是他不愿意到前方指挥，是因为那里找不到构筑指挥所的木料。
  如此荒谬的解释，对于以性格火暴著称的朱可夫来说，只能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扔下费克连科等人，气冲冲地赶到哈拉哈河东岸，亲自对诺门罕战场进行了考察。
  经过实地考察以及对苏蒙军前线官兵的询问，朱可夫确认，刚刚过去的战役绝不是普通的边境冲突，而且正如伏罗希洛夫所说，日军没有被打服，在退出742高地后，一定还会再次发起“严重的军事冒险”，而以第57特别军现有的精神状态和实力根本无法取胜。
  1939年6月8日，朱可夫向伏罗希洛夫递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提出了对局势的判断分析以及进一步行动计划。报告当天便得到答复，费克连科因“丧失战斗意志”被撤职，朱可夫兼任第57特别军军长。
  朱可夫走马上任后，军指挥所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第57特别军迅速占领了河东的所有要点，开始昼夜不停地构筑永久性工事。
  兵派上去容易，关键是还得吃饭饮水。朱可夫在前线考察时注意到，诺门罕战场附近是一片广阔的不毛之地，无法就地征用物资，从武器、弹药、燃料，到所有粮食用水，都必须从外地运过去，如此就牵涉到一个兵站运输的问题。
  在朱可夫的要求下，苏联开始通过西伯利亚铁路，向博尔集亚火车站大量运送作战物资。最初是几列军列为一批，每隔一定时间便开往博尔集亚，之后，时间间隔变得越来越短，军列也越来越密集，有时甚至多达三十列军列为一批。
  货物卸在博尔集亚，还得继续运到诺门罕，中间没有铁路，由此又给朱可夫出了个大难题。
  对朱可夫是难题，对日军则是武器。
  1939年6月10日，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命令，诺门罕地区的日军地空部队全部撤回了原驻地。日军的撤退不是要将诺门罕拱手相让，而是认为诺门罕的地形将自动绑住朱可夫的手脚。
  按照日本陆军的兵站常识，当使用大兵团作战时，陆地兵站线的长度一般不得超过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而从博尔集亚到诺门罕，兵站线长达七百五十公里。
  以“两百至两百五十公里”为标准，辻政信判断苏军再怎么添加兵力，也没法集结和动用大兵团，相反，他相信日军能做到。
  辻政信在地图上计算了一下，从海拉尔到诺门罕，不到两百公里，如果利用内蒙的白阿铁路，距离还要更短一些。
  这下辻政信有把握了：日军可以出动大兵团，苏军至多只能供应中小兵团，以我的大兵团吃你的中小兵团，还会有困难吗？
  日本驻苏大使馆武官土居明夫大佐回国述职，正巧在开往西伯利亚的列车上看到苏军增援部队，据他估计，起码有两个苏军的机械化师。
  到达东北后，土居马上来到关东军司令部，向植田及其幕僚们讲述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并且连声嘱咐：“赶快让国内增援坦克和飞机，如果做不到，就只有引兵后退，求得妥协。”
  植田听后默然无语，辻政信则在旁边一个劲地冷笑。他倒不是不相信土居的话，他是坚信自己的“兵站极限论”：兵站补给线是瓶颈啊，懂不懂？老毛子有再多的机械师，也通不过瓶颈，都得卡在那！
  生怕土居回国传播这条消息，以致动摇了参谋本部及国内舆论的作战决心，辻政信过后把土居拉到另一个房间，带着威胁的口气恐吓他说：“像今天这样的软弱话，将危及土居君的生命，你回东京以后千万不要乱说，要不然当心那些少壮军官把你给宰喽。”
  辻政信对前景自信满满：“这次作战，我们无论如何要把苏联坦克抓到新京（即长春）来，举行庆祝胜利的阅兵式。”
  辻政信摇着个鹅毛扇，不慌不忙，做闲庭信步状，让一向对他言听计从的关东军司令官植田好不欣赏。
  关东军司令部由此制定了一个缩回拳头打人的策略，即先撤出诺门罕，然后找准时机，集中兵力给苏军以“分期分批地”严厉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