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绝杀：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

  植田说，他将在哈拉哈河结冰前的两个月中，再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真正的作战”，中间可以保证不渡河，只在河东作战。
  植田声称，在这次作战中他将推出全新战术，此战术跟朱可夫的“夜退昼攻”调了个个儿，是“夜间进攻，白天固守”，而且每次夜间向前推进都不超过500米，然后挖掘阵地进行固守。
  这基本就是从前夜袭战的一个演化版，“夜间进攻”是没问题，关键是白天能守得住吗？
  因为中岛听来听去，植田用于固守的方法还是战壕和肉弹两种。
  植田倒也干脆：你是说可能守不住对吧，派兵啊，让参谋本部派更多的兵来支援。
  中岛是个没多少主心骨的人，给植田这么一撺掇就动了心。双方预定在9月10日发动总攻。
  就在中岛即将返回国内时，当天前线传来消息。朱可夫突然在“森林地带”网开一面，放了小松原及第23师团残部一马。松本记述，当他们从“森林地带”撤出时，已经处于半生半死的状态，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周围的苏军坦克只是远远监视，并没有乘机上来进行截杀或追击。
  1939年9月1日，苏军到达苏联和蒙古所主张的边界线后，便不再往前推进，其做法与张鼓峰事件时如出一辙，即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一块，就不会超出范围。
  如果苏军这时要全歼第23师团，乃至乘胜追到海拉尔，都易如反掌。显然，朱可夫在最后时刻为谈判留足了余地。
  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稻田正纯经历了前后两次大战役，连他也不得不对苏联的这种铁腕表示叹服：“关东军制定了‘我不犯人，也不准人犯我’的原则，可是关东军又做不到，倒是苏军做到了。”
  按照稻田的分析，苏联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确有效率，即便作为敌人，也得承认其中有可取之处。
  苏军不再发动新攻势，与欧洲方面局势的变化亦有关联。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按照“史上最荒唐婚姻”的相关协约，苏联也准备前去分上一杯羹，诺门罕已不再是斯大林关注的重点。
  所有这些消息，都足以让中岛完全改变态度。回到东京后，他便把植田等人如何抗命不遵，拒不停战的表现，给载仁描述了一番。载仁听后大为震惊，于是再次派中岛前去长春，严令关东军必须在9月4日以前停战。
  植田就不是个省油的灯，都这种时候了，他还胡搅蛮缠，当着中岛的面，要求起码允许关东军再进行一次小规模战斗，并且强调，如果连这一要求也得不到允许，他将递交辞呈。
  这下彻底把载仁给惹火了：一败二败三败连四败，败到家都不认识了，还以为自己是战无不胜的“皇军之花”哪，可以继续耍你那小姐脾气？
  1939年9月3日，参谋本部向关东军司令部发出急电，内容一反往常的商量口气：“立即主动结束诺门罕战事，停止一切战斗行动。”
  接到电报，植田及其幕僚这才发现大事不妙，但是已经晚了，此后追魂电开始接踵而来。
  1939年9月6日至8日，参谋本部连下两道命令，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参谋长矶谷廉介被免职，编入预备役。关东军的作战参谋也大部撤换，副参谋长矢野音三郎、作战课长寺田雅雄、作战主任服部卓四郎、作战参谋辻政信被免职，副参谋长以上一律退出现役。
  一夜之间，关东军内的强硬派几乎被一扫而光。原第1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继任关东军司令官，诺门罕事件移交外交谈判解决。
  “诺门罕战役的总设计师”辻政信在免职后，被调往驻汉口的第11军司令部。据说在走之前，他又做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日本与苏蒙就诺门罕归属在哈尔滨展开谈判，就在即将签字的前一天，苏蒙代表团忽然撤走了。原因是辻政信私底下威胁苏蒙代表，说自己的部下、前辈、晚辈许多都战死在了诺门罕，非得找补不可。如果有人胆敢签字，马上会有白俄刺客来摘掉尔等的项上人头。
  苏蒙代表一听吓坏了，他们知道辻政信说得出做得到，是个相当疯狂的家伙，于是赶紧收拾行李走人。
  因为辻政信的恐吓而导致谈判破裂固然不好，但相比之下，总不会比自己被杀更严重吧。
  辻政信的小儿把戏其实无关结局。哈尔滨是你的地盘，想派刺客就派刺客，那我不能换个地儿吗？
  最终交涉地点移到莫斯科，诺门罕的那条线依然照苏蒙要求划定。
  转折点
  1939年9月15日，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会晤，双方签订了关于诺门罕地区的停战协定，这是日本继张鼓峰事件后签订的又一个边界协定，战争结束了。
  停战协定签订的第二天，即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开始了与德国的分赃游戏。在诺门罕战役的最后阶段，斯大林没有再过于咄咄逼人，原因之一也正在此处。
  这一天，身在前线的松本听到了停战消息，同时他还收到了关东军军医部颁发的一张奖状。在参加过历次诺门罕战役的所有一线军医中，只有他一个人生还。
  拿着奖状，松本并不怎么感到高兴。经历了地狱一般血腥的战场，他心里只有一种强烈的厌世感，乃至于对周围的所有东西都不再感兴趣。
  在苏军的严密监视下，关东军对尸体进行了收容。9月24日，在收容过程中，卫生队发现山县和伊势的尸体，以及尚未完全烧掉的联队军旗。
  军旗的发现，让关东军司令部大大松了口气。其实也就他们把军旗看得如此重要，别人并不当一回事，在苏军看来，联队都覆灭了，有没有缴到那面小旗子实在是无足轻重。
  关东军共从战场收集到四千多具尸体，临时火葬时，因为大火引爆了手雷，两名负责火葬的士兵还因此陪葬了进去。
  这火化的四千多具尸体仅是死者中的一部分，当时第6军发布战报时，称战死者为七千余人，但实际情况远远不止。根据二战结束后靖国神社的统计数据，战死于诺门罕的日本官兵应为一万八千余人。
  火烧掉的除了尸体，还有日本对苏作战的信心。裕仁天皇窝着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这才想到要对“朕的军队”进行查办，他以前所未有的严厉态度，从上到下，对所有负有责任的人员进行了层层追究。
  除参谋总长载仁亲王身份特殊，系皇亲国戚，所以得以留任外，次长中岛铁藏、作战部长桥本群均在劫难逃，被双双免职，转入预备役，作战课长同时易人，稻田正纯被降到军事学校做了副校长。
  关东军司令部这一层早就罢免的罢免，撤职的撤职，再往下去，因为各级军官死伤过多，需要进行善后处理，所以缓了一步。
  1939年11月6日，终于轮到了荻洲和小松原，两人均被撤职，几个月后编入预备役。小松原的参谋长冈本则还没等免他的职，就在医院里被伤兵用战刀给劈掉了。
  之后便是中高级指挥官中蔓延的自杀潮。其实不一定是当事人自己想自杀，比如搜索队长井置荣一，关东军司令部专门派来两名他熟悉的军官，劝了一晚上，不是劝他不要自寻短见，是劝他“为国尽忠”：你下令撤退，让关东军没了面子，还不赶紧将功补过，自行做一了断！
  井置起先犹不服气，分辩说他在率部逃出时，弗依高地在作战上已毫无价值，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关东军司令部急了，竟然通过军医部部长直接告诉井置：你有糖尿病，腿部的伤反正也治不好了，早死晚死都是一死，何必赖活着呢。
  井置被逼得实在没办法，只好用手枪给自己脑袋上来了一下。
  其实直到日俄战争，日军内部还不兴这一套，变态是从“一？二八”淞沪会战空闲升少佐自杀开始的。当时辻政信在巡回演讲时，以空闲升部下的身份加以大力宣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除了井置以外，被逼自杀的还有第8国境守备队队长长谷部理睿大佐，理由不外乎都是仗打得糟糕，不死不足以保全“皇军荣誉”。
  只有第72联队长酒井美喜雄大佐不算被逼的，不过想想整个联队都覆灭了，就算能养好伤出院，也没他什么好果子吃，于是步了井置、长谷部的后尘。
  甚至关东军对被苏军俘虏过的人也不放过。这些人被送至陆军医院，严禁外出，也不准与他人交谈，以免吐露苏军优待俘虏的实情。
  士兵相对还好一些，经询问、审查后，即3至5人为一批，被派去苏蒙边境修碉堡去了。军官更倒霉，审查的时候就会告诉你：被俘是“皇军”的污点，你是军人，这么活着实在是太耻辱了。
  回到房间，这些军官就会得到一把手枪，逼他们像井置一样自杀。好多人死前猛抓自己的头皮：“苏联军都没有杀我，你们为什么要杀我啊？”
  是啊，早知道这样，回来干吗呢？
  有人就聪明，选择了不回来，二战结束后还能以苏联市民身份，携妻带儿回日本原籍探亲哩。
  诺门罕战役对日军在二战前的整体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一开始，他们对苏军的实力并不完全清楚，“迄今为止，我们不了解苏联已将其摩托化部队装备到何种程度”，这一仗打完，了解了，原来苏军装备尤其是炮兵和坦克装甲兵，在火力和机械化程度方面已经远超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