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抗战

他奉命守南门的主阵地，与其他各单位苦守了四天之久，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至一月四日。这四天够他受的。他与敌人相距只有五十多公尺，地形是南高北低，也就是敌军高而我军低。守了三天，他未失寸土。第四天，敌军对他的据点“修械所”冲锋十一次，他只剩下了五十八人，他用电话向师长方先觉报告，蒙准放弃修械所，改守一个较高的建筑：一个堡垒。最后，从这个堡垒上，他率领仅余的五十八人，包括吹号的、烧饭的、抬炮的等等非战斗员，一冲竟然把敌人冲退了一千多公尺，不敢再来。
  第五天，敌人全军退却；虽则长沙南门岌岌可危，北郊的高楼大房子，也已经被敌人占了不少。
  这又是一次大捷——第三次长沙大捷。
  原来，薛岳长官已经在暗中下了命令，限我方所有各军于一月四日以前分别到达长沙外围的“第一线”，对长沙城外的日军反包围。
  同时，日军由于对长沙疯狂发炮放枪，把炮弹与枪弹差不多打光！而且，带来的粮食也吃完了。
  阿南维畿枉费心机。他的第四十师团并未留在金井，做前锋万一失利时的策应，而见猎心喜，也妄自来到了长沙城郊，加入战斗，以致日军毫无“后劲”。他的第九独立混成旅团，奉他之命前来金井填空，顺便扫荡杨森所统率的横摆在那里的两个军，却打不过杨森，反而被杨森包围了好几天于影珠山。
  在阿南维畿下令撤退以后，第四十师团不敢不滞留在后，作为掩护，让第三师团与第六师团先走。
  第三师团在浏阳河之南，本想在麻盆洲渡河北返，发现了麻盆洲已为华军所占，于是在一月五日之深夜，在榔梨市架桥逃命。
  第六师团，本想在栗桥渡过浏阳河，也发现了栗桥已被华军占领，改于福临铺渡河。
  断后的第四十师团，到了一月八日，才在福临铺仓惶北走。
  薛岳早就指挥了：
  第七十九军与第四军由南向北；
  第十军与第七十三军，由西向东；
  第五十八军与第二十军，由北攻南；
  傅仲芳第九十九军、夏首勋第七十八军，与陈沛第三十七军，由西北攻东南；
  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从浏阳由东攻西。一齐对日军猛打穷追。薛岳而且加给了五十八军与七十三军以“超越追击”的命令，叫他们尽快占领北边的长乐街等地，对逃走的日军做第二线的迎击。
  残余的少数日军，在一月十五日到达新墙河北岸。
  在这第三次长沙会战之中，日军一共伤亡了多少？我手边没有日方关于这一点的材料。何应钦上将在他的《八年抗战》之中说：我军杀死了日军五万六千九百四十四人，俘虏了一百三十九人。
  我军的死伤之数，据史政局的一百册本《抗日战史》所记，是死了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人，伤了一万六千三百二十三人。
  地图三 第三次长沙会战
  四、上等兵曹锡同志的故事
  在接连三次的长沙会战之中，可歌可泣的故事实在太多。仅仅衡阳《大刚报》当时所载，已经足够出版专书。《大公报》、《扫荡报》、《中央日报》及其它各报也登了不少。
  例如，第一次长沙会战时的曹锡，独力击毙了敌军四百人以上。其沉着与忠心，真足以流芳百世。
  曹锡年二十九岁，农家子弟，籍贯不详，是第十五集团军第五十二军第二师的上等兵(师长是赵公武)。事情发生在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新墙河之南、新墙镇之西的“王街坊”。曹锡在二十一日的夜里，把十二颗手榴弹连接在一起，放在新墙河的南岸河堤之上，也把引线抽了出来，放在身边，他坐在河堤之上，对着河面警戒。
  二十二日黎明四点钟开始，日军用五十尊大炮对王街坊发射了八千颗炮弹，射了三个钟点之久；把面积仅有一个方英里的王街坊，炸成一片灰烬，比起淞沪会战的情景，更为惨烈，然而曹锡未死，仍坐在河堤之上，手指钩着机关枪，对河面密切注视。河面离开他只有十五公尺。
  敌人一批一批离船上岸，每批数十人，持枪走向河堤而来。来了一批，曹锡便开动机枪，消灭他们一批。侥幸未被消灭的掉头奔回河旁，伏在河滩之上。
  这样，敌军来过了六批。第七批来了，放出毒气。曹锡所隶属的这一排仅剩下他与另一位兵士，两个人未死。
  二十分钟以后，毒气消散，曹锡看见了有二、三十名日本兵，向河堤爬行而来。曹锡一面把手榴弹的引线掌握在手，一面急忙拖了仅余的一位同伴跳下河堤，卧倒于稍远之处的地面。剎那之间，敌人已爬上了河堤，曹锡从容猛抽引线，十二颗手榴弹同时爆炸，敌人死得只剩下了两三人，这两三人也都负了重伤，躺在河堤之上。
  曹锡又准备了手榴弹十二颗，回到河堤之上，放在一起，慢慢的再走下来，走到卧倒之处，卧倒、静候。不久以后，果然又来了日本兵三十人以上。轰然一声，炸得一个不留。
  曹锡又重新布置一番。于是又炸死二、三十人。
  就这样，前后炸死了五批敌人。这第五批敌人死去之时，曹锡自己也被炸翻的泥土埋了一些时候，幸而未死，又爬了出来。这时候，他的手榴弹已经用光。曹锡改用机关枪，而把身体躲藏在泥土堆子之中。十分钟以后，从堤的那一边，爬过来五个日本兵。曹锡把机关枪子弹一颗一颗的放，用五颗子弹打死这五个日本兵。
  敌人在死前也对他与他的同伴放了枪。他的同伴姓朱，是一位上士班长，眼睛中了弹，不久便成仁了。祸不单行，曹锡同时发现了他手中的机关枪已经不能使用，似乎里面的机件卡住了，扳机扳不动。敌人又有来的，他无法从容拆开机关枪来查个究竟。
  曹锡急了一阵子，情急智生，在身旁找了一找，发现离自己二百公尺，有一架重机关枪在一具死尸之旁等他去拿。这死尸属于另一位中国勇士，一位机枪手。
  他轻轻的爬完二百公尺，检起重机关枪，试了一下，能用，恰好有一百多名敌人蜂涌而来，以为这机枪手死尸及其它的若干死尸，都已死得干净，却不料曹锡突然扳动了重机关枪，一下子弄倒了三十几个。剩下的六十几人，掉头狂叫而奔。
  可能所狂叫的，是日本话“有鬼”、“有鬼”。
  在早晨八点钟左右，营部派了一个传令兵来，告诉他敌人大队已经在王街坊之西的一千公尺左右渡过了新墙河，也就是到了他的侧面后边。营长命令他“放弃阵地”，回营部去休息。
  曹锡喜欢这枝重机关枪，舍不得丢下，便提着它与几带子弹，跟随传令兵朝着营部的方向走。中途，与敌兵遭遇，枪弹从四面八方打来。曹锡的这枝重机关枪又派上了用场。不幸，传令兵在这场混战之中阵亡。曹锡命大，摇摇摆摆，凯旋到了营部。
  营长奖勉了他一阵，告诉他，他前后打死的日本兵共有五百名以上。
  营长把他带到师部，师长赵公武和他握手，立刻升他为中士班长，又赏法币三十元。(当时湖南的物价甚低，猪肉不过二毛五分一斤。)
  再回到营中，弟兄们把他围在中间，问长问短。问他何以那么大胆？他笑着回答：“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看到了鬼子，也不能不打啊！”
  (原载于《传记文学》第五十一卷·第四期) 
 
 
  
第七章 第一次滇缅之战
  在珍珠港事变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变成了英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一部分以后，中国在表面上升格为两大强国的盟邦，在事实上受尽欺侮与出卖，远不如没有那珍珠港事变，让我们用自己的力量与血对日本讨回公道。
  两次滇缅之战，都是中国吃亏，美国占便宜，美国当老板。我们也有错，错在事前太热心，于事情开始以后又太肯将就别人。
  一、我军陆续进入缅甸
  第一次滇缅之战，是我们不等人家来请而自告奋勇，要出兵帮人家守那一大块殖民地，甘冒当地“土人”的仇恨。诚然，我们也有防日本兵由缅入滇之意。然而，未尝不可以，自守云南边疆，大不了退守怒江东岸，用不着深入蛮荒，白白的送掉了三个精锐的军，也就是十三个师(每军有三个师，另有超过一个师的军部直属部队；第五军另有一个“新兵训练处”，其人数相当于两个团)。这三个军是杜聿明第五军，张轸第六十六军，甘丽初第六军。
  珍珠港事变发生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八日，也就是西半球的十二月七日。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派了一个特种部队，由刘观隆率领，由云南进入缅甸的景栋，以等候来自泰国的日军。英国在印度与缅甸的当局，深表不满。我们也只好把刘观隆部队撤回。
  到了次年一月中旬，我们又向英方探询意旨，要求他们让我们帮忙，英方勉强批准我们派一个师进去，还附带的说了一些有钱人惯向穷人所说的难听的话：“我们没有多余的粮食供应来自贵国的军队。”
  又过了一个月，英方看到日军真有想来缅甸的样子，这才反过来向我们探听口气，“可不可以加派一个师来缅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