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直到东汉时，分封在今皖南芜湖的侯国还要设法往北方换。
    黄河中下游是黄土高原冲积平原，结构疏松，在生产工具简单、铁器还未广泛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植被和开垦耕种。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还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还是比较充分的。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地区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整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由稀树和草原覆盖，水土流失相对说来并不严重。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要常常泛滥改道。当时海河水系还没有形成，华北平原北部的河流都是单独入海的，所以受到这种泛滥改道影响的地区颇广。近海地带由于水位较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比较严重。所以黄河中下游相交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佳选择。根据考古发掘的结果和文献记载，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的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中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近年来，随着长江流域、东北地区和其他地区的考古发掘的进展，人们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的说法提出了怀疑。但从地理环境总体评价的角度，我们可以断言：尽管黄河流域不是中国唯一的文化摇篮，尽管在其他地区同样存在着历史悠久的发达文明，但总的说来，黄河流域还是中国最古老、最集中、最发达的文化摇篮。统一从黄河流域开始并不是偶然的。
    人民之间的接触和了解，部族或国家之间的交往是统一的前提。因为只有交往和了解才会产生合并（无论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的愿望，才能判断实现这种愿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所以统一往往是在没有地理障碍，或者在各地理障碍比较容易克服的地理区域中首先实现的，例如同一块平原，同一片草原，同一个盆地，同一条河谷。随着生产水平的发展、交通工具的进步和人力资源的增加，地理障碍的影响逐渐减弱，人们翻越山岭、渡过江河、通过丛林、穿越沙漠的能力加强了，活动和了解的范围扩大了，随之而来的是扩张的愿望的增强，统一范围的扩大。
    到了战国时，人们的地理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对中国东部、中部的大多数地区已经非常熟悉，在这一范围内人们的交往已相当频繁。这些知识和实际状况为政治家提供了统一的蓝图，《禹贡》中九州的设想就是其中之一。后人对《禹贡》九州的范围有不尽相同的解释，同时存在的类似设想也不止《禹贡》一种，但它们所包括的范围大致都是指阴山山脉以南和辽河中游西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大陆。这一范围基本上就是秦朝和西汉前期的疆域。在这以后，尽管局部有所扩展，如汉武帝开拓了河西走廊，隋朝在新疆东部设置了郡县，但中原王朝的基本疆域，即设置郡县或府州县等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地区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元朝曾改变过这种格局，但明朝又退回到原来的范围之内，直到清朝才最终突破这一界限。
    这并不是说，这一范围周围的地理障碍是不可逾越的。事实上，  汉朝的军队曾多次北进至今阿尔泰山脉和杭爱山脉，唐朝的军队曾翻越葱岭，郑和的船队曾进入印度洋，但军事远征和抢险是一回事，建立政权实行稳定的统治又是一回事。前者可以不惜人力物力的代价做短期或一次性的拚搏，后者却必须有维持长期存在的军事实力和物质条件，还必须使中原统治者感到值得付出这样的代价；前者可以花较长的时间加以积累，后者则必须考虑有经常性的稳定来源。
    2. 以农立国
    一定的生产方式需要一定的地理条件。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中原地区很早就成了几乎是唯一的、排他性的产业。春秋战国时黄河流域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的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以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经毫无地位。农业是中原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以农立国是王朝的基本国策，由此产生的重农抑商、重本抑末（手工业、服务业等非农产业）的政策更使大多数人民成为土地的依赖者和农业的崇拜者。以一家一户的小农生产为基础的经济结构强调自给自足，家庭、宗族、每个基本政区以至整个国家无不如此。因此中原王朝对自己疆域的要求基本上是以是否适宜农耕，是否能养活当地的居民为标准的。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理直气壮地占领，而对不符合这一条件的地区，可以称之为夷狄蛮荒之地，非华夏声教所及，本不在九州范围之内。如果硬要去占领，必然会被正统的政治家和学者指斥为穷兵黩武。除去儒家理论的仁义和夷夏之辨的外衣，实质问题还是对农业的依赖。
    在以往的物质条件下，前面曾经提及的那个范围无疑是适宜的基本地区，在此范围之外虽然并非都是不毛之地，但或者面积太小，不能养活大量人口，或者条件太差，生产的成本太高，或者在当时条件下还没有开垦的能力。例如在西域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地理障碍，但寒冷和干旱的气候限制了农业的发展，所以即使在北方游牧民族退却的时候，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一般也不会超过这一界限。又如在西南地区，早在秦朝就已经设置了郡县，但当地的训族政权与王朝的政区长期并存，土司州县一直维持到清朝，除了民族因素之外，山区不适宜农业生产是统治者不急于将这些地区归入正式版图的重要原因。
    正因如此，中原王朝在此范围以外的开拓往往是军事性质的，是在对游牧民族反击胜利后的延续行动，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如汉武帝击败匈奴后汉朝的西域的经营，唐朝打退突厥的进犯后设置的几个都护府，都是这一类型。在这些地区，中原王朝一般不设置正式政区，而是建立军政合一的监护性质的机构，其主要使命是保证当地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对中央王朝的忠诚，而不干预它们的内部事务。这并非出于中央统治者的仁慈和明智，而是别无选择。因为当地缺乏在规模开垦的基本条件，不可能就地解决粮食供应，而如果取之于内地，如此漫长的补给线决不可能长期维持，所以只能派驻少量的军队，集中在有限的据点中。
    3. 运粮之难
    生活在现代交通运输条件下的人们也许无法理解远距离粮食运输的困难，北宋科学家沈括的计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在《梦溪笔谈》卷十一中有如下的设计（今译）：
    每个民夫可以背六斗米，士兵自己可以带五天的干  粮，一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十八天。（六斗米，每人每天吃二升，二人吃十八天。）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九天的路程。两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的话，一次可以维持十十六天。（一石二斗米，三个人每天要吃六升。八天以后，其中一个民夫背的米已经吃光，给他六天的口粮让他先返回。以后的十八天，二人第天吃四升米。）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能前进十三天的路程。（前八天每天吃六升，后五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米。）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一次可以维持三十一天。（三人背米一石八斗，前六天半有四个人，每天吃八升米。减去一个民夫，给他四天口粮。以后的十七天三个人，每天吃六升。再减去一个民夫，给他九天口粮。最后的十八天两个人吃，每天四升。）如果要计回程的话，只可以前进十六天的路程。（开始六天半每天吃八升，蹭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八升，中间七天每天吃六升，最后十一天及回程每天吃四升。）三个民夫供应一个士兵，已经到了极限了。如果要出动十万军队，辎重占去三分之一，能够上阵打仗的士兵只有七万人，就要用三十万民夫运粮。再要扩大规模就很困难了。（遣送运粮民夫返回要派士兵护送，因为运输途中还会有死亡及患病的，而且要利用这些减员的粮食供应护送士兵。）
    每人背六斗米的数量也是根据民夫的总数推算出来  的，因为其中的队长自己不能背，负责打水、砍柴的人只能背一半，他们所减少的要摊在众人头上。另外还会有死亡和患病的人，他们所背的也要由众人分担，实际上每人背的还不止六斗。所以军队不容许有吃闲饭的，一个吃闲饭的人二三个人供应他还不够。
    如果用牲畜运，骆驼可以三石，马或骡可以驮一石五斗，驴子可以驮一石。与人工相比，虽然能驮得多，花费也少，但如果不能及时放牧或喂食，牲口就会瘦弱而死。一头牲口死了，只能连它驮的粮食也一同抛弃。所以与人工相比，各有得失。
    应该承认，沈括的设计是以周密的安排、合理的调度而且不发生意外为条件的，在一般情况下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假定一支军队能以平均每天40公里的速度进退，在30万民夫的供应下，7万作战士兵（另三万负责辎重）的活动半径只有640公里。汉、唐的军队以长安为起点，还到不了今天的兰州（公路距西安712公里）；如果要到达今乌鲁木齐，至少要67天半的时间（2699公里）。即使不考虑粮食的产地，而以汉唐的玉门关或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为起点的话，往返于今新疆西部或北部的行程也不止16天；要翻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的行程就更难想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