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为获取大利益，这类作坊一般都设在靠近原料产地、交通便利的城市或集镇。它们的产品除供应本地外，大量行销各地，有的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它们与商业有密切的关系。手工业的中心一般也是商业中心。
    在这三类手工业中以第三类对国计民生影响最大，也最需要地区性以及全国性的交流。因为家庭手工业对本地区以外的经济生活的影响毕竟有限，官营手工业的产品一般与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特殊产品的产销并不反映经济规律。食盐一类生活必需品虽受到官方控制，但产区、菹区和菹量都比较稳定，不可能有大的变化和发展。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占了流通货物的大部分，供求双方都不可或缺。在手工业发达以后更是如此。
    在西汉时，齐地（今山东半岛的大部分）的织造业已非常发达，“织作冰纨绮绣纯丽之物，号为冠带衣履天下”；但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官营的三个“服官”的产品。丝织品在当时还是奢侈品，“冰纨绮绣纯丽之物”更不是一般民众所必需，以此制成的冠带衣履只能供上层人物和富人使用，所以实际的输送量并不大。断绝了这一来源，对全国也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到了明朝后期，棉布已经成为普通百姓的必需品，产地集中的松江府（今上海市大部）号称“衣被天下”。由于专业生产的棉布质优价廉，一些原来依靠家庭纺织的农户也开始购买这类商品，或者部分投入这些专门手工业之中，如出卖家庭纺纱、胚布等。松江棉布与当年齐地的“冰纨绮绣”所起的作用，已不可同日而语了。
    宋代以后，随着市镇的兴起，手工业日益发达，商品经济越来越活跃，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陶瓷、冶炼等行业的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寻常百姓家。生产这类商品的手工业越发达，社会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地区间的相互依赖越大。
    在手工业生产规模很小时，商品主要是农产品和原料，但剩余农产品并不多，原料的需求也很有限，所以尽管商业在中国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春秋战国时的商人已很活跃，但商业在经济中的地位是很低的。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商品并不是必需品，没有商人照样可以生活。当手工业产品在为普及，人们对它们的依赖性增强时，商业就成为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手工业工人与农民不同，他们一方面提供商品，另一方面又是商品的消费者。手工业工人越多，消费的商品越多，就会促进城镇的扩大，又为商业提供了新的基础。商业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地区间的联系，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商业网络。这种联系和网络只有在统一政权的范围内才有可能建成，所以商业越发达，对政治统一的要求也越迫切。
    由于经济利益的吸引和对某些必需品的需求，有时分裂政权之间也会形成特殊的商业网络，例如五代时一些政权间互相开放贸易，宋辽之间除了官方的货物交易外还有活跃的走私贸易。但这种商业联系无论在数量、品种，还是在辐射面、稳定性方面与全国性的网络都是无法相比的。
  3. 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和开发过程的先后，在主要农业区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发展水平也存在很大的差距。当黄河流域已经进入比较发达的农业社会，足以供养几千万人口时，长江以南的大多数地区还处于刀耕火种的状态。同样在黄河流域，关东（约指今太行山以东、河南大部及其以东地区）和关中（今陕西差距平原）的经济实力也很不一样。在西汉末年，前者除了供养四千万人口外，还要输出数百万石粮食，后者由于耕地有限只能养活二百余万人口。即使在关东，豫东、鲁西平原和渤海西岸地区也有很大的差别，前者是真正的粮仓，后者受不利自然条件影响，土地并没有充分利用。
    就全国范围而言，黄河流域曾经长期是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是经济重心所在。但到唐末五代以后，南方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了北方，以后南北的差距越来越大，南方的粮食和手工业品成了北方的必需品。明清时，由南方向北京运送粮食成了大运河的主要任务。到了近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内地相形见绌。鸦片战争以后，沿海城市逐渐成为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经济中心，东西的差距也越来越明显了。
    假定没有受到任何外力的干预，在这样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商品经济微不足道的国家里，人口分布是应该与粮食产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完全一致的，因为在一个范围明确的地区中，根据它提供的粮食所能养活的人口和手工业、商业所能消化的人口而配置的数量，是最合理的选择。但实际上这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这是因为：第一，一个政权的军事行动和兵力部署不可能与农业和经济的发展及分布同步或重合。出于防御外敌的需要，有时必须在不毛之地部署重兵，军事行动频繁的地区远离经济发达地区，发生大天灾的时候正在进行大战，这是经常会出现的事情。第二，政治中心，尤其是全国性政治中心的选择不可能仅仅考虑经济因素。王朝建都一般首先考虑御外和制内这两大因素，还要考虑现存条件的利用，所以多数情况下反而设在地区性的经济中心，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中心。第三，人口的移动一般落后于经济的变动，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慢于政治中心的转移，在安土重迁观念深入人心的社会中更是如此。例如当南方经济实力已经超过北方时，北方的居民的地区优越感并没有消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北方对人口的吸引力还是比南方大。五代时首都早已迁到开封，但唐朝的故都洛阳到北宋时还是一个文化中心，自然还会吸引大批文人。
  4.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
    政治、军事与经济布局的不一致，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大大加剧了，其中政治中心对经济中心的依赖作用尤其明显。
    秦、西汉的政治中心在关中的咸阳（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或长安（今西安市西北），但经济中心和人口的重心在关东。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都还先后将数十万人从关东迁往关中，这就更加剧了粮食供应的不平衡，所以在秦朝时西北用的粮食，有的要从今山东的龙口市、烟台市一带调运，西汉中期以后每年都要从关东输入关中数百万石粮食。加上关东的人口和财力占全国的大部分，负担了主要的赋税徭役，关中对关东的依赖非常严重，统治者绝不允许关东与之分裂。秦末的起义在关东爆发 ，不久便推翻了秦朝。刘邦与项羽刚达成以鸿沟为界的和议，就迫不及待地毁约进兵，就是因为项羽据鸿沟以东足以自立，刘邦却难以靠鸿沟以西的地盘维持下去。西汉初的吴楚七国之乱一起，就出现“天下胜败未可知”的局面，直到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关东诸侯的措施之后，汉朝就不那么重视了，岭南的南越政权可以让它存在近百年；东瓯、闽越、东越既能容许它们存在，也可以移民弃地；海南岛设置郡县数十年后也可以完全放弃；对比之下就很能说明问题。
    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关中的残破和少数民族的压力，更主要的还是为了就近控制关东。东汉初期和中期曾经先后多次从西北缘边郡县撤退，实际上放弃过北方和西北大片领土，但因始终掌握着关东，国势并未动摇。而一旦关东变起，中央政权就再也支撑不住了。
    东汉末名义上的首都在许（今河南许昌市东），实际上的政治中心却在曹操的基础邺（今河北临漳县西南），与经济中心已基本保持一致。这一格局固然有利于中心区的稳定，但对周边地区的控制却明显地放松了，所以无法对付蜀、吴的独立。曹操先后讨平了中原地区的割据势力，对蜀、吴却不得不采取相对容忍的态度，曹丕不等平定蜀、吴就迫不及待地代汉称帝，着眼点就是这一主要经济区的统一和稳定，自以为胜券在握了。反之，蜀国的诸葛亮一次次北伐，其实不过是以攻为守，他有几次进军都因粮食不足而中止，反映了蜀国在经济实力有限条件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时捉襟见肘的窘境。吴国对曹魏则未有进攻性的大动作，末主孙皓“青盖入洛”（天子的车用青盖，洛即洛阳）的梦呓只留下了千古笑柄。蜀、吴始终无法染指经济发达区（尽管曾一度衰败不堪），它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西晋末至隋统一前这数百年间，尽管黄河流域战乱不已，受到空前浩劫，但一旦恢复和平和正常生产，仍能显示出压倒南方的经济优势，所以无论那一个民族在中原建立政权，无不以统一关东为基础，而对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过于重视。以消灭南方政权为目的的军事行动，只有苻坚和拓跋焘等几次，而这几次都受到时人的普遍反对，理由之一就是认为南方政权的存在并不构成对北方的威胁，没有必要为此付出太大的代价。
    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南迁之初，东晋统治集团中一部分人还有北伐恢复的打算和行动，而一旦站稳脚跟，就满足于当小皇帝了。南方在军事上一直处于守势，连最成功的刘裕北伐也只是利用了北方分裂之际，短期占领了长安，北方反击时即无力抗争。如果再深入分析一下刘裕北伐的动机，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意图显然并不是消灭北方政权，而是利用北伐成功的声势为自己取代东晋政权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