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

    但是秦始皇派遣数十万军民越过南岭，就只能说是纯粹的扩张。因为岭南的越族从来没有构成对秦朝的军事威胁，甚至也不存在潜在的军事威胁。在这以前岭南也不是楚国的一部分，因而不能看作是灭楚国的必然继续，况且在本朝范围内尚未开发的地区极多，南方岭南以北的人口很稀少，并不存在向外开拓的必要性。秦始皇却运用铁腕，推行了他的计划，并且取得了成功，把他的领土扩展到了南海之滨。
    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数十万人在暴力的驱使下，却完成这项前无古人的使命，他们中间没有麦哲伦或哥伦布，唯一的赵佗当时也没有想到要做南越王，他们的不满是可想而知的。要维持这条漫长的交通补给线同样是困难重重，对岭南以北的百姓来说无疑是同修骊山墓和阿房宫一样的苛政。世代居住在岭南的越人当然不会欢迎北方来的征服者，尽管他们慢慢自愿或不自愿地被强制接受了北方人带来的文明：铁制农具、牛耕、纺织和一夫一妻的家庭等，但起初的仇恨不会比非洲丛林中的黑人对西方殖民者的弱些。据《淮南子．人间训》记载：为了对付越人的抵抗，数十万秦军在三年之内不得不一直穿着战甲，拿着武器。越人都进入丛林，宁可与禽兽相处，也不愿做秦军的俘虏。他们推行有本领的人为将领，在夜里袭击秦军，结果杀了秦军主帅尉屠睢和数十万秦军。秦军等于驻守在无人区，旷日持久，士兵疲乏不堪。
    不过谁也无法否认，正是秦始皇的南征使岭南和中原开始联系在一起，这是对中国的统一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步。
    汉武西进  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不得已的，接受浑邪王的投降，夺取河西走廊置为郡县，对切断匈奴侧翼、加强边防是必要的，也无可非议。但他对西南夷和西域的用兵却毫无军事上的理由，更没有自卫的需要。
    武帝不顾首次出兵因“费多，道不通”而终止的代价，又一次用兵西南夷的目的，《史记．大宛列传》说得很清楚：一是可以用汉朝的财物换取大宛、大夏、安息等国的“奇物”；二是用金钱买通大月氏、康居等国，以便在军事上牵制匈奴；三是占据西南雌地区，扩大上千里土地，将各种有不同风俗、操不同语言的民族纳入版图，满足自己“威德遍于四海”的欲望。只有第二点是真正从军事角度考虑的，但却完全是纸上谈兵，想入非非。因为此前张骞第一次到达大月氏时，国王因已占有大夏，土地肥饶，生活安定，不愿再报匈奴之仇了。从地理形势看，这样的设想也是绝对行不通的。开西南夷的直接用意是通过今云贵高原进入身毒（印度），再从印度到达今天阿富汗和原苏联境内的大月氏和康居了。其实武帝的真意所在是第一、三两方面，所以在讨西南夷未达到目的以后，又发动了伐大宛之战。
    如果说对西南夷的战争还有借口可寻，那么伐大宛只是赤裸裸的掠夺。事件的导火线虽是大宛杀了汉使，却是汉使强求在宛宝马（“天马”）不成辱骂对方挑起的。而且汉朝的“使者”中不少人是“妄言无行之徒”，是谎报情况企图挑起事端以便捞一把的，在西域的名声很差。武帝出兵的另一个目的是因为轻信了假报告，以为大宛不堪一击，所以要把这个美差赏给宠妃李夫人的弟弟李广利，以便他有机会封侯。岂料这支数万人的不义之师受到西域各国的抵抗，二年后只剩下十分之一二回到敦煌。武帝大怒，调集六万兵力及不少自愿从军的亡命之徒、十几万头牛马牲畜，由十多万人运粮补给，令李广利再次出兵；还派使臣守在玉门关，不获胜不能进关。即使如此，这支大军也未能攻入大宛国都的中城，只剩下万余人获得千余匹“天马”的战利品回到玉门关。这场历时四年、付出了十多万人的生命和无数牲畜、粮食等惨重代价的战争，搞得国库空虚，天下骚动。
    但历史却对正义和道德作了最大的讽刺，正是这两场不光彩的战争导致了以后西域都护府和西南数郡的设置，西域和西南同中原地区同属于一个政权就是这样开始的。
    阿保机建国 契丹族首领、后来被称为辽太祖的耶律阿保机，利用中原王朝四分五裂之机，在北方建起了一个大帝国。它是以契丹人为主导的，但汉人却占了多数，还加入了其他民族。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却拥有稳定的农业区，并且第一次将农业区推到蒙古高原的克鲁伦河流域。
    辽帝国的建立不仅本身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  为北方游  牧民族的第二次大规模南下奠定了基础。但耶律阿保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手段，一是不停地攻城灭国，将对方的人口掳掠来安置在自己的后方腹地，不仅今山西、河北、河南大受其害，有过一次被掠十万人的记录，而且还俘掳了包括党项、女真、渤海、高丽等民族的数十万人口。一是趁帮助石敬瑭灭后唐之际，攫取了燕云十六州，在南部取得了地理优势，确立了与中原政权长期对峙的有利势态。这些显然早已超出了生存的需要，而完全是掠夺和扩张了。
    清朝灭明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称汗建后金，接着又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反明，表明了一个新兴的民族不甘心接受腐朽的中央政权的统治，决心以武力对抗来争取独立的地位。以后在东北与明军的战争以及攻城略地，都可以用生存性来解释。但清兵入长城，破京师（北京）和山东数十个州县，掳掠数十万人口回东北，就只能说是一种野蛮的报复和破坏。
    从1644年清军入关占据北京直到清末，清朝统治者曾一再声称他们的入侵是为了替明朝的崇祯皇帝报仇，它的天下是得之于“流寇”，而不是夺之于明朝，甚至标榜“自古得天下无如本朝之仁者”。实际上，清朝的借口并不比以往的政权篡夺者更为高明，清军的屠杀和镇压并不比任何盗匪稍有逊色，统一的大清帝国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尽管清朝初期实行过一系列野蛮、残暴的措施，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政权，经过政策的调整，很快建立了新的秩序，使绝大多数人民得到了实惠，社会安定，生产发展，人口激增，物质文明达到了新的高峰。这种发展速度不仅在明朝从来没有出现过，就是在明以前的太平盛世也是很少有的。更重要的是，清朝使中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不仅是武功赫赫的明太祖父子无法望其项背，就是汉唐盛世也不能与之相比。
    假定入关前的清朝政权对明朝的战争仅以生存为限度，假定当年的摄政王恪守不扩张不侵略的正义原则，中国统一的历史必然因此而重写，或许永远不会出现鸦片战争前清帝国的极盛版图。
  六  结语
    总之，实现统一的主要手段是武力扩张，或者是以武力威胁下的城下之盟，如三国的蜀后主、吴主孙皓，南朝的陈后主，五代的南唐后主、吴越王钱弘椒，清代台湾的郑克爽等等。因此，清心寡欲、崇尚仁义的君主可以成为道德的典范，却只能是历史的侏儒；而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皇帝倒常常成为统一的功臣。
    也许有人会指出，这些战争大多正是发生在分裂时期。从时间角度看固然是如此，但从战争的目的和因果关系看就并不这样简单。因为分裂时期的战争中虽然有一部分单纯是为了劫掠报复，更多的还是为了争夺最高权力，以便由自己来实现统一。如三国时的魏、蜀、吴三方都以建立统一王朝为最终目标，三国间的战争都是西晋统一的准备阶段。五代期间，除南方的一些政权满足于保境安民外，北方的政权大多都以最高统治者自居，以统一天下为目标，它们之间的战争应该是北宋统一的前提。同样，宋金间的一系列战争也是为了争夺统一，南宋即使没有恢复失地的信心，但为了生存，除了阻止金人的扩张也别无选择。
    或许有人会以南方或西南某些地区王朝政权的扩展为例，证明这种开拓是和平进行的。但事实是汉族开拓者与当地原有居民的冲突从来没有停止过，官府对少数民族的镇压也一直在进行。所不同的是，这种分散的、零星的军事行动一般不见于史籍记载，不足以引起人们的注视。以湖南为例，直到清朝后期，“官兵”还在不断“征剿”苗民，使苗族人口大量减少。西藏地区之归入元朝的版图固然与宗教的作用有关，但这一归属的前提也是蒙古军队对吐蕃（西藏）军事征服的胜利，并且是以常设军事机构的驻扎为保证的。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引言：隋炀帝下令将许多丝绸披悬在树木上作装饰，以向外国人显示富足。当外国人在洛阳赞美隋朝的强大时，为饥饿所迫的百姓已经准备揭竿而起了。
  一  社会财富的投向
  引言：在中国漫长的专制社会中，皇帝或政权的首领有最高权力，有权支配自己统治范围内的一切人力和物力，所以统一的范围越广，能够集中的人力和物力也就越多。相比之下，分裂或分治政权可以支配的人力和物力要小得多。
    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农业社会，生产力的提高非常缓慢。周期性的人口下降大大推迟了人口相对过剩的出现，直到十七世纪以前，总的说来还没有出现耕地不足的矛盾，只有少数地区人口过于稠密，但通过局部的人口迁移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