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风暴之迷

这个理论为他们
扩大军事和警察力量找到了合法依据，把俄国人民与外部世界隔绝起来，为扩大俄
国警察的权限而施加经常不断的压力。所有这些都是俄国统治者天然的和本能的要
求。这主要是说明，数世纪以来不平静的俄罗斯民族运动取得了稳步的进展。在这
个运动中，攻击和自卫的观念已经无法分清。但是，披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新外衣，
又用甜言蜜语向一个绝望的、遭受战争破坏的外部世界作出许诺，俄罗斯民族主义
比之以往就更加危险、更加狡猾。”
    乔治·凯南认为：“总结起来说，我们面对着一个政治力量，它狂热地坚信，
它和美国之间不可能有永久性的妥协办法。它坚信，如果苏维埃政权要得到巩固，
那么，搞乱我国社会的内部和谐，破坏我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损害我国在国际
的权威，这种做法是可取的和必要的。这个政治力量可以支配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
之一的精神和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之一的资源，并且它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
义潮流孕育出来的。此外，它还有一个精巧、涉及面广的组织机构，用以在外国发
挥它的影响，这个机构具有惊人的灵活性和多种技能，管理它的人对于地下工作方
法的经验和技巧大概是史无前例的。”
    乔治·凯南最后开出了药方，他认为可以“不必通过一场全面的军事冲突来解
决”与苏联的关系问题，因为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性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十
分敏感。因为这个缘故，当它在任何地方遇到强大的阻力时，它可以轻易地退却，
而且它经常这样做。因此，如果对方掌握足够的武力，表明准备使用武力时，实际
上几乎用不着动武。”
    这个药方上开的灵丹妙药的名字叫“遏制”，即所谓的“不动武的武力”。
    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接到这封电报简直是如获至宝，杜鲁门立即下令将乔治·
凯南从莫斯科召回，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与他进行多次的长时间密谈。另一位鹰
派人物——海军部长福莱斯特下令复印电文，作为海军高级军官和海军学院学生的
必读文件。
    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狂言呓语和乔治·凯南的“真知灼见”，在西方，特别是在
已经下野但雄心不老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爵士的心上引起了难得的共鸣，在这位英
国保守党领袖身上又重现了20年代干涉苏俄时的那个劲头。
    丘吉尔认为今后对苏关系“只能建立在俄国人承认英美实力的基础之上”。在
1945年4 月24日那一页日记中写道：“由于德国军事力量的消灭，苏联和西方国家
之间的关系难免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双方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西方国家必须重新估计苏联的力量和威胁，他提出三项建议，“第一，
苏维埃俄国已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第二，为防止其进一步扩展，必须立即建
立新的阵线；第三，这条阵线在欧洲应尽量向东推移”。
    在对付苏联问题上非常合拍的杜鲁门和丘吉尔关系立即升温，杜鲁门邀请丘吉
尔到美国进行私人访问。为示“友谊”，一路上杜鲁门亲自作陪。他们在会谈中制
定了要草拟一篇足以成为西方世界政治领导人特别宣言的演说计划，丘吉尔自告奋
勇承担演说任务。1946年3 月5 日，杜鲁门将丘吉尔请到自己的老家密苏里州的富
尔敦，在威斯敏斯特学院丘吉尔发表了早已准备好的长篇演说《和平砥柱》。
    在德黑兰会议上，曾经感叹大英帝国日薄西山而自称是夹在“北美野牛”和
“北极熊”之间的“英国小毛驴”的丘吉尔，此刻已经对美国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他不无献媚地说：“美国此刻正高踞于世界权力的项峰。对美国民主来说，这是一
个庄严的时刻。拥有最大的力量，这就是对未来负有令人敬畏的责任。放眼四顾，
你不但觉得已经尽了应尽的责任。也感到忧虑，恐怕以后的成就未必达到这样高的
水平。对你我两国来说，现在都有一个机会来这里，一个明确的、光彩夺目的机会。
如果拒绝、忽视、或糟蹋这个机会，我们将受到后世长期的责备。”
    丘吉尔这时完全忘记了18世纪和19世纪英国和美国之间两次旷日持久的战争，
俨然将英国和美国以兄弟相称，尽管说这些话时心里不免酸溜溜的。他说：“……
兄弟般的联合不仅要求我们两大庞大的、有血缘关系的社会制度之间存在着日益增
长的友谊和相互谅解，而且要求双方军事顾问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这位爵士在极力攀缘“山姆大叔”后，便道出他的“三味真言”了。
    他居心叵测地说：“现在我讲到威胁着茅舍家庭和普通老百姓的第二个危险，
即暴政。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就是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每个公民到处都能享受的
自由，在相当多的国家里是不存在的，其中一些是十分强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里，
各种包罗万象的警察政府对老百姓强加控制，达到了压倒和违背一切民主原则的程
度。或是一些独裁者，或是组织严密的寡头集团，他们通过一个享有特权的党和一
支政治警察队伍，毫无节制地行使着国家的大权。……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
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这条线的后面，
座落着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都城。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
莱德和索菲亚——所有这些名城及其居民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不仅以
这种或那种形式屈服于苏联的势力影响，而且还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
……在远离俄国边界、遍布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里，共产党第五纵队已经建立。它
绝对服从来自共产主义中心的指令，完全协调地工作着。”
    丘吉尔爵士的观点与乔治·凯南的意见真是相同，他也认为：“我对我们俄国
朋友和盟友的观察所得的印象使我坚信，他们所钦佩的莫过于实力，而他们最瞧不
起的是军事上的虚弱”。
    丘吉尔爵士最后主张是：“趁今天还为时未晚，我们在这里要考虑的是永久制
止战争和尽快在一切国家为自由和民主创造条件的问题。对于困难和危险视而不见，
不能解决问题；袖手旁观，也不能解决问题；采取绥靖政策，也无济于事。现在需
要的是作出解决问题的安排。拖得越久，就越困难，对我们的危险也就越大。”
    富尔敦演说结束，丘吉尔同在场的美国总统杜鲁门一道唱起美国国歌，这一行
为甚至在英国国内招致了非议。
    就在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发表8 天后，斯大林于1946年3 月回3 日在莫斯
科对《真理报》记者发表“斯大林式”的讲话：“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
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
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象希特勒及其伙伴。希
特勒于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宣布只有讲德语的人才是
最优秀的民族。丘吉尔先生干他的发动战争的勾当，也是从散布种族论开始的，他
硬说只有讲英语的民族才是最优秀的民族，负有决定世界命运的使命。德国的种族
论使希特勒及其同伴得出这样的结论：德国人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他们应当统
治其他民族。英国的种族论也会使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得出这样的结论：讲英语
的民族是惟一的最优秀的民族，应当统治世界上的其他民族。”
    斯大林在讲话中没有忘记翻一翻丘吉尔的旧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丘吉
尔先生也不喜欢在俄国出现苏维埃制度。他当时曾敲过警钟，组织过14国讨伐俄国
的进军，目的是想使历史车轮往后倒退。……毫无疑问，丘吉尔先生的方针是进行
战争的方针，即号召同苏联开战。”
    1946年希腊和土耳其爆发了人民革命，苏联政府予以了最积极的关注。斯大林
当然希望它能够扩大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最终使共产党掌握希腊的政权。
    1947年2 月，美国政府收到英国的两件照会，英国表示愿意把援助希腊和土耳
其的任务交给美国，英国政府宣布从希腊和土耳其撤军。人们认为，这个照会证明
英国“已将领导世界的这一任务连同全部困难和全部光荣一起交给了美国”。1947
年3 月12日，杜鲁门在国会发表咨文，认为希腊和土耳其直接处于共产主义威胁之
下，为了消除这一威胁，美国将向这两国政府提供4 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杜鲁门总
统签署命令，派遣战列舰“密苏里”访问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以此行动对土耳其
执政政府表示支持。美国记者李普曼评论：“我们选择希腊和土耳其，不是因为它
们特别需要援助，也不是因为它们是民主的光辉典范，而是因为它们是通向黑海和
苏联心脏的战略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