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史

这后一词是佛教徒为
翻译梵文 ｓａ－ｍāｄｈｉ（等持；即 ｍ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智力集中）而采用的。
后汉的道教会社是按照军事、行政和宗教结构组织起来的。东部的这种
会社被分为 ３６“方”（“方”字也用于指那些知道魔术处方的人），他们据
认为有治病的能力。在西部者，则划分为 ２４“部”或“治”，主其事者有“祭
酒”——这是一个旧名词，指民间社会的当家尊长，由他主持当地筵宴并首
先酹酒祭神。它后来变成了汉代行政术语中的一个官衔。③它的刑法带有宗教
性质，如果生病，便象在乌托邦中叙述的那样，被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补
救的办法是当众忏悔、行善和退入“静舍”以省察过错。信徒们分为道父、
道母、道男和道女。
西部的张姓三领袖自称为“天师”；他们把自己看做是老子——已被神
化为天子的顾问和教师——在地上的代表。在东部，张角被尊为黄天，这表
明他渴望帝王的尊荣；他或者用“天公将军”的名号，他的两个兄弟则分别
称为“地公将军”和“人公将军”，以符合古代宇宙三位一体的那一套词令。
① 《汉书》卷七五，第 3192 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 278 页以下。
② 有人认为“太平”意指“大平等”，但这种说法可能有时代错误；见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
危机》，第 192 页。
③ 施友忠：《中国的某些叛乱思想意识》，载《通报》，44（1956），第 150—226 页。
① 关于《太平经》的书目可见于白乐日：《汉末的政治哲学和社会危机》，第 193 页注 5；以及马伯乐和
白乐日：《古代中国的历史和制度》（巴黎，1967），第 90 页注 2。又见《汉学书目评论》，6（1960），
第 593 号；福井康顺：《道教基础的研究》（东京，1952），第 214—255 页；以及吉冈义丰：《道教的长
生之愿》，第 415—448 页。
②  “养生”和“尸解”：象蝉蜕皮那样。
③ 关于这个字在官方制度中的用法，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牛津，1980），第 14、15、17、23、
60、98、102 页。
 
虽然道教会社在中世纪时代曾仿照佛教榜样组织了自己的教派组织，但汉代
叛乱者的许多组织机构都一直保持到了中世纪。
据认为，这些叛乱者的某些信仰和实际活动显示了约在那时正传入中国
的佛教的影响。因此，他们也忏悔罪恶；劝人行善（例如施舍财物，济孤和
救贫）；或者举办公益事业——这些都是佛教所推重的施舍（ｄāｎａ）方面的
行为。在这方面看重的另外一些项目则有戒除饮酒，或者至少只饮适度的酒；
还有关于老子的圣洁怀胎说及其生于母亲右胁之说，虽然这种传说最初是在
公元 ４ 世纪才有的。同样地，关于老子“变化”的想法恐怕也是受到了佛陀
的“化身”（ｎｉｒｍāｎａ－ｋāｙａ）的启发而来的。
但是，我们这些材料的年代很不确实，很难得出精确结论；大多数专家
倾向于应予怀疑借鉴佛教之说。①可是，如果大批道教信奉者竟然不象其他材
料所描述的公元 １９４ 年在黄巾军活动的心脏地区楚国东北的彭城的情况那
样，未和大量佛教徒接触，那会是使人感到很惊奇的。这些佛教徒既礼佛，
又拜黄老。②不管怎样，道教运动一定使大批中国人接受并支持一个独立于国
家之外的宗教社团，象佛教的“僧伽”那样。
另外，太平经的乌托邦思想还有一个奇异的外国因素，它使人在几个方
面回想起罗马帝国在中国的神秘形象。在中国著作中这就是所谓的“大秦”，
其意近似“大亚细亚”。中国人描述它是个外域的安乐土，是由于无知而加
以理想化的结果，正象西方也往往把中国作如是想一样。在汉代末年，道教
徒在描述和丰富关于大秦乌托邦的形象上似乎是出了力的。③
太平教的弥赛亚不外乎是要神化老子。他在东部被叛乱者用黄老的名义
崇拜，但在西部又被人们崇奉为“太上老君”。早在公元 １６５ 年，桓帝（公
元 １４６—１６８ 年在位）命刻老子铭并立碑，次年他又隆重地祭祀了老子和佛
祖。①在老子的铭文中说他是位一万古千秋的尊神，他生活在天上，主宰宇宙；
他君临下土，以便给地上的皇帝提出建议。关于老子的变化可见于敦煌发现
的《老子变化经》，此书必然是出自西部的叛乱者之手。②最后一次变化身形
（化身，即 ａｖａｔａｒｓ）是在桓帝时期的公元 １５５ 年，书中提到的最后日期是
公元 １８４ 年，即各地叛乱大爆发的那一年。
后来老子变化身形的次数累计达 ８１ 次；其中有一次竟是指波斯人摩尼，
因为摩尼教已于唐代到达中国。据称老子有一位作为对手的宗教的和政治的
弥赛亚，这位神秘人物是与他同姓的李弘。③归于这位不幸哲学家名下的这部
著作最后变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纷加以注释的目标，例如隋代一位佛教小
册子作者（法琳，公元 ５７２—６４０ 年）就把它归于张陵的名下。其注说：“道
可道”，就是指早晨要吃得好：“非常道”，就是指它们晚上变成了粪便。④
① 斯坦因：《论公元 2 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第 56—58 页；大渊忍尔：《道教史研究》（冈山，
1964），第 9—21 页；塞德尔：《汉代道教对老子的神化》，第 105—110 页。
② 见下文；以及泽克：《佛教征服中国史》，（莱顿，1959），第 27 页以下。
①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第 43—50、121—157 页。
② 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于老子的神化》，第 59—75 页。
③ 见安娜?塞德尔：《初期道教救世主义的至善统治者的形象：老子和李弘》，载《宗教史》，912—913
（1969—1970 年），第 216—247 页。
④ 高楠顺次郎和渡边海旭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1924—1928》，卷 52，第 2110（6），第 532。
马伯乐：《道家和中国的宗教》，第 376 页。
 
佛教的传入
正当道教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园。中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
种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亚于他们自己
的思想。这是一种震动，使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来。
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阶段，才能正视印度的这种教义，知道它究竟是怎
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国总是保留着它最初嫁接的痕迹，而且据说中国
的佛教不大象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而是适应中国的特殊的新佛教。①
第一次渗入
汉代的官员在公元前 １ 世纪首次深入到中央亚细亚，在下一个世纪又再
次出现在中央亚细亚。自此以后，他们就出现在这条国际交通线上，在这里，
印欧语系诸王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影响下繁荣起来，从这时起，就出现了
称呼这个地方的新名称西域（Ｓｅｒｉｎｄｉａ），一直到它归依伊斯兰教为止。商
业在中国人的庇护之下兴盛起来，而且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路。第
一批传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访问西域的中国人，还有作为商人、政治避难者
和官方使节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外国人。
但是，在中国人进入西域以前，佛教对这个地区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渗入，
虽然很难确定它正式传入的准确日期。佛教的资料充满了传奇式的传说，②
只有在研究经文翻译的年代学方面这种资料才可以利用；而在世俗历史编纂
学方面，由于出自儒家文人之手，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宫廷及其礼仪，关心的
是政治、行政和军事事件；如果它提到佛教的话，也只是表现在非常偶然地
提到的几件小事上面。这表明它们的真实性是相当可靠的，但它也意味着资
料的数量少得可怜。
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佛仅是偶然见于公元 ６５ 年关于皇家的楚王刘英的一
道诏旨中。①他的楚王国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东、河南和安徽搭界处），即
一个世纪以后爆发黄巾军叛乱的那个地方。楚王英是汉明帝（公元 ５７—７５
年在位）的一个弟弟，他被怀疑搞颠覆活动，因此他呈上几段丝织物以求贷
他一死。汉明帝对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 ６５ 年的诏令中为他开脱；皇帝在
诏令中袒护他的弟弟，②说他所诵习的是“黄、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
祠”；说他“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因此之故，皇帝声明他不负任何嫌疑，
并把他的缣纨还给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举行的对“伊蒲塞（ｕｐāｓａｋａ）和桑
① 理查德?H.鲁宾逊：《印度和中国的中观学派》（麦迪逊〔密尔沃基〕和伦敦，1967），第 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