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明代史

③ 威廉?洪：《公元 708 年前的唐史馆》[272]，《哈佛亚洲研究杂志》，23（1960—1961 年），第 92—107
页。
④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18 年；台北 1961—1966 年重印），第 338—339 页。张廷玉等编：《明
史》[41]（1736 年；北京 1974 年重印），73，第 1787 页。
⑤ 翟善编撰：《诸司职掌》[17]，（1380 年；重印，《玄览堂丛书》，第 43—50 卷；重印，台北 1981 年），
第 19 叶和第 56—57 叶；申时行编：《大明会典》[465]（1587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2，第 34 叶（第
79 页），和 10，第 8—10 叶（第 196—197 页）；贺凯：《明王朝的政府组织》[265]，第 40 页。
① 《大明会典》[465]，2，第 34 叶（第 79 页）；《明史》，73，第 1787—1788 页。
 
史官的主要任务是编撰实录；其他工作只是为这一任务作准备。但是，
掌管编撰工作不专属史官，还有一个广大得多的官员集团参与其事。根据《大
明会典》②中制定的规章，大学士要担任总裁，翰林院学士担任副总裁。他们
由皇帝任命，任务是规定纂修条例，检查纂修官③准备的草稿，纂修官是从内
阁、翰林院、詹事府、春坊和司经局选出的。崔纂和誊录则是诰敕房和制敕
房选派的。
实际的纂修者名单表明，这些规章从 １６ 世纪初起就被严格遵循了。即使
在更早的时期，做法也似乎大体上跟后来的规章一致。纂修官总是翰林院的
居多。有时候，显然有 ２０ 或 ２０ 多个编修。
只有很少的——有时没有——纂修官是从别的部门来的。此外，誊录和
崔纂主要选自品级较高的官员，或者，至少也是国子监的生员。总之，参加
纂修工作的人的数目相当大。例如，纂修于 １５２２ 至 １５２５ 年间的《武宗实录》
开头的名单，记录了参加纂修的 ９７ 人的姓名和官职。④此外，肯定还有许多
职员、随从和仆人。
这项工作的挂名领袖是监修。名义上他是总裁的上级，但实际上对工作
似乎无多大影响。他必须从世袭贵族的最高等级公或侯中选出。以《武宗实
录》为例，监修是公。３ 个总裁是大学士兼尚书（正二品）。⑤２ 个副总裁，１
位是翰林学士（正五品），另 １ 位是侍讲学士（从五品），４０ 个纂修，８ 位
是侍读（正六品），３ 位是修撰（从六品），２１ 位是编修（正七品），８ 位
是检讨（从七品）。３ 个崔纂是太常寺卿（正三品），尚宝寺卿（正五品）
和中书舍人（从七品）。４７ 个誊录，２ 位是尚宝寺少卿（从五品），１ 位是
吏部员外郎（从五品），３ 位是大礼寺右寺副（从六品），６ 位是中书舍人（从
七品），１ 位是翰林院待诏（从九品），１ 位是光禄寺署丞（从七品），３ 位
是鸿胪寺主簿（从八品），１２ 位是鸿胪寺序班（从九品），２ 位是译字官（无
品级），可能来自四夷馆，１５ 位是国子监生员，１ 位是翰林院秀才。最后，
有一个官员掌收一应文籍和一个尚宝寺少卿（从五品）。
对整个《明实录》来说，得不到像这样详细的参加纂修工作的官员的名
单，但从《太宗实录》起，尚存的名单中开列的 ６０ 至 １００ 个官员的名字，他
们的官衔与纂修《武宗实录》的官员的官衔相似。因此，完全可以把它们看
成是全部《明实录》的纂修班子的典型。指派数目相当多的高级官员参与纂
修工作，也表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在誊录中发现有品级高至从五品的官员
是令人吃惊的，我们不得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做抄写工作。专门的史官只做
小部分纂修工作，它主要是由翰林院和内阁在其他几个政府部门的官员的帮
助下完成的。实录的纂修是在最有权势的政策制定官员——大学士的监督下
进行，这一事实进一步证实了它的重要性。
实录的纂修主要是一件政治工作，而不是一种超然的学术活动。由于监
督纂修的大学士往往卷入了前朝的政治争论，他们当然渴望将他们的个人观
点注入原文而牺牲与之对立的观点。此外，他们有时候还可以表达地区或集
② 《明史》[41]，73，第 1788 页。
③ 《明史》[41]，70，第 1695 页。
④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4.8.2）（清初；香港 1965 年重印），32，第 1 叶。
⑤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4，第 181 页。关于明代的起居注，见今西春秋的有关文章：《明季三代
起居注考》[273]，载《明代满蒙史研究》[496]，田村实造编（京都，1963 年），第 587—662 页。
 
团的观点。因此，《明实录》的政治偏见一直受到同时代学者的严厉批评。⑥
但是，大学士在规划当前的政策上有许多紧迫的事情要做，只能偶尔过
问纂修工作。他们参加决定凡例的工作，但不得不把直接的监督任务留给副
总裁，后者没有多少别的任务，从而在纂修工作的监督中处于关键地位，因
为他们是纂修官的上级。崔纂的名字总是列在纂修官之后，他们的作用也许
仅限于纂修的组织和技术方面。他们对内容没有影响。除去嘉靖和万历两个
皇帝的实录（均用了 １０ 年）外，纂修工作通常用 ３ 至 ５ 年。
实录不是为了刊行。在一朝的实录纂修完成后，将正本在一个精心规定
的仪式上呈给皇帝，仪式的规则最初是在 １４０３ 年确定的，后来在 １５３６ 年和
１５７７ 年作了修改。⑦实录和宝训⑧在一个庄严的行列中从史馆送到奉天殿和华
盖殿。纂修班子的全体官员身着朝服跟在后面。然后，在皇帝面前和礼乐声
中，将实录和宝训置放于华盖殿。第二天，它们在另一个有皇帝参加的庄严
行列中被送到皇史宬，在皇帝面前封存。
这些记录不允许再拿出来。它们是供后代纂修正史的主要资料来源。一
两天后，设官宴邀请纂修领导班子成员参加，每人都得到赏赐，有时以升官
的形式出之。①官宴上的菜肴和给予总裁、副总裁和纂修官等人的赏赐的数目
均有严格规定。②
副本留作参考，对它的使用听命于皇帝、大学士和史官。它置放在内阁。
为了保密，所有的草稿和初步的抄本均在太液池（紫禁城西边的一个人工湖）
东边的椒园内销毁。销毁时参加纂修工作的全体官员都必须在场。③在纂修实
录时，认为适于刊行的皇帝诏令被选出来，按题分类，另编成册，这就是皇
帝的宝训。
实录原稿的保管是一件大事。１４９２ 年，大学士丘濬（１４２０—１４９５ 年）在
一篇长篇奏议中建议——就所知，是第一次——实录应有一套新抄本保存在
专门为保存实录而修建的建筑里。①他的建议没有实行。在过了 ４０ 多年以后，
⑥ 关于宋濂、魏观和詹同的传记及（或）介绍，分别见《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225—1231、698、43—44
页。
⑦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27，第 412 页。
⑧ 《明实录?太祖实录》[380]，139，第 2188 页。
① 见《大明会典》[465]，221，第 7 — 9 叶。
② 奏议的日期是 1575 年 4 月 7 日。李焯然新近发现[见《焦竑之史学思想》[321]，《书目集刊》，15，4
（台北，1982 年），第 42—43 页，注 51]，这篇奏议确是张四维（《明人传记辞典》[191]，第 103—105
页）起草的，并收入他的《条麓堂集》[38]（跋于 1596 年；东京 1975 年影印），8，第 14—15 叶，和陈子
龙等编：《皇明经世文编》[57]（1638 年；台北 1964 年重印），373，第 1 — 5 叶（见本章，《经世文》）。
由于这篇奏议只作了小的修改就以张居正的名义呈给皇帝，后来的作者包括今天的作者在内，就把他的作
者身分视为当然，并用他的文集《张文忠公全集》（晚明；重印，《国学基本丛书》，第 309 卷，台北，
1968 年）的原文，4，第 53—56 页。不十分全的原文，见《明实录?神宗实录》[380]，35，第 825—831
页；孙承泽：《春明梦余录》[485]，32，第 25—29 叶。此外，吴晗的《读史劄记》[594]（北京，1956 年；
1961 年重印），第 165—166 页作了部分引证，今西的《明季三代起居注考》[273]第 611—620 页引证了全
文，并附解释。《大明会典》[465]中的有关章节，见 211，第 7—8 叶（第 2040 页）。